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理论模型及实践探索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理论分析框架，学术界有“3T”^[120]与“3S”^[121]说，也有“3因素”^[122]与“7因素”^[123]说，这些理论框架围绕创意城市的构建要素，对文化创意产业所属城市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与探讨。本书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立足中国城市的体制机制，特别是上海创意产业的应用发展，提出“PIN”创意城市发展路径和“集聚区发展3.0”理论，对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PIN模型的概念

所谓“PIN”是Policy、Interactivity、Network 3个英文单词的简称，分别表示公共政策、文化体验和社会网络，“PIN”从创意城市建设的三大推进主体，即创意者、消费者、管理者形成合力的角度进行路径设计，覆盖了包括创意的形成、创意的转化和创意的消费三个环节，旨在营造具有综合功能的创意磁场，从而通过建构完整的城市创意服务体系，再造良好的创意软环境，实现城市的整体创新。“PIN”把城市发展的重点转向各类人群，重构城市的发展路径，寻求创意城市建设的新突破口。

1.公共政策：构筑城市多赢发展格局与创意环境

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创意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城市高品质创意环境的营造需要战略性基础性政策的长期实施，而软环境的完善是创意城市政策聚焦的重点，包括宽松的人才环境、多元的文化氛围和创造性的教育体制等。在创意人才的生态环境营造方面，应从政策层面加速创意人才的流动性。首先，可建立创意人才的跨国引进制度，推出类似美国“绿卡”、德国“移民法”和香港特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等政策，从法律制度和税收、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在营造多元文化氛围方面，应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等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以长效化、多样化、体验化的政策与活动促进文化氛围的营造。其次，进一步推进文化组织建设，培育多元文化的创意展示舞台。在创造性教育体制建设方面，应建立终身教育体制，通过立法保证终身学习的开展，建立终身学习网络，营造良好的成人继续教育氛围；建立中小学创意性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注重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并鼓励高科技园区、创意产业园区与高水平的大学及科研院所紧密合作。

2.文化体验：构建消费者多元文化体验创意平台

创意城市的构建与形成离不开消费者的认同，只有被认同，消费者才会购买创意，创意磁场才能形成。首先，应注重开发多样化的创意交互空间。在城市中开发设计互动式的体验空间，如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城市博物馆、城市地标建筑、城市文化商业区等，从而实现消费者与城市文化的交互以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其次，应通过聚集多元化的文化创意活动，激发消费者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动，为城市积累文化资本，同时促进大量文化创意交流活动的举办和世界级大型展示展会的交流，提供城市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再次，应推动市民参与项目的平台建设。一方面帮助市民通过参与体验，增加对地方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体现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与人文关怀，以开放的设计姿态达到创意城市提升生活品质的根本目的。

3.社会网络：架构便捷化创意交流通道

由于创意城市中的各类创意要素是离散型的，具有强大创意磁场的社会网络能够高效地将个体创意行为转化为市场产品、产业或城市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创意成果。在构建过程中，首先，应注意多层次网络架构的建设，即通过生产者网络、地方劳动力市场网络、服务支撑网络、市场终端网络等不同类型网络的相互连接，支撑创意理念产业化运行，并通过人才、资本、技术等市场的综合提升匹配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网络。其次，应注重网络通道的便捷化体验，以其便捷性促进创意者与融资者、制作者、推广者、销售者之间低成本、高效率的资源分享与整合，形成覆盖城市各个区域的创意服务公共平台。再次，应注重动态创新网络机制的形成，通过建立具有自我更新机制和自我升级功能的创意网络，形成持续动态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灵感、新信息的交流和碰撞平台，并通过吸引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主动参与，实现城市创意网络向世界各地的创意合作通道的建立。

（二）PIN的演进与发展

从长远来看，创意城市的发展所需软硬件条件处于持续变化之中，主要体现在：平衡的、制度化的和应对技术趋势的公共政策；文化创意认同度高、文化互动意识强的创意消费者；融资、交易、就业、服务、评论、研究等方面皆成熟且有机融合的创意活动社会网络。这三方面的要素变化与发展演进对创意城市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注重公共政策的规范化与服务化。如表2-12所示，成熟阶段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应取向于平衡，在保持市场机制公平运作的同时，凸显某些创意细分行业或领域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为创意城市的发展提供规范化的土壤。

表2-12　成熟阶段的公共政策总结

续　表

其次，注重文化体验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创意城市成熟阶段将关注点向作为消费者和市民的创意产品和事业服务需求方转移，城市因此呈现更强的创意消费偏好和对多样化的包容。（1）在市民参与空间的设计与规划上，成熟阶段更注重工业和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属性转化，通过面对面消费偏好或消费体验的获取，形成公共设施建设开发市民化。（2）在创意消费偏好需求上，成熟阶段更注重个体的归属感与差别感，通过社会消费阶层对于艺术、文学、科学等核心创意活动的接纳与认可，提升原创文化的消费需求。（3）在创意活动偏好上，注重创意活动本身的效用体现，基于个体创意活动的变量函数如知识、人格特征和动机，打造良性互动环境，推动内部动机和人格特征环境的发展，以创意活动的偏好及相应的社会认可度作为一种效用，部分弥补经济报酬的不足。（4）在文化宽容度上，持续保持包容文化的多元性。提升社会对创意人才多样化和思想多元化的认可程度，构建容错和容异的城市文化包容环境。

最后，如表2-13所示，须注重社会网络的体系化与专业化。^[124]

（三）集聚区发展3.0理论模型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遵循着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经济，再向创意社会发展的演进轨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一种将一些分工合作关系的创意企业集中在一定区域内以实现低成本与经济效应外部性的文创产业发展演进趋势，既是创意产业起步阶段的普遍发展模式，也是一个多维度动态演进的过程。基于对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的理论认识，提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3.0演进模型。

如图2-6所示：空间维度的演进轨迹是创意园区→创意街区→创意城区；产业维度的演进轨迹是重点产业→融合产业→衍生产业；政策维度的演进轨迹是产业扶持政策→经济系统政策→社会环境政策。根据发展阶段，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三类：起步阶段以要素为主要特征的1.0产业型文化创意集聚区；起飞阶段以融合渗透为主要特征的2.0经济型文化创意集聚区；成熟阶段以辐射联动为主要特征的3.0社会型文化创意集聚区。在上海蓬勃发展的集聚区中，从1.0到3.0各个不同阶段的集聚区并存，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

表2-13　不同体系的特征及具体措施

图2-6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三维演进模型

如表2-14所示：集聚区发展从1.0向2.0、3.0的演进过程也是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的过程，其实质是形成文化创意产业要素之间的融合渗透和辐射联动，即从简单扎堆的物理性集聚到彼此交融的化学性集聚，形成新事物、新业态，产生出创意裂变效应，释放出巨大的创意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当前城市发展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能级跃升创造了有利的推动条件，开辟了新空间和新路径。^[125]

表2-14　文化创意集聚区的演进过程

续　表

①“三个不变”是指老厂房、老仓库、老大楼的房屋产权关系不变，房屋建筑结构不变，土地性质不变；“五个变”是指“内容变、管理形式变、产业变、周边环境变、从业人员变”。

【注释】

[1]DCMS，“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http：//www.culture.gov.uk.

[2]厉无畏：《创意产业导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荣跃明：《超越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本质与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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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启林、陈丹、李凡：《创意产业：由内涵界定到政策设计的演进》，《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8期。

[6]这部分内容参考了梁予宝、李伟所著的《中国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一书。

[7]梁予宝、李伟：《中国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304页。

[8]梁予宝、李伟：《中国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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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期。

[120]Florida（2003）认为：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

[121]Glaeser（2004）认为：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是创意城市真正有效的因素。

[122]Hospers（2003）认为：集中性（concentration）、多样性（diversity）和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3个要素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的机会。

[123]Landry（2000）认为：创意城市的基础是建筑在人员品质、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7要素上。

[124]王慧敏、王兴全：《创意设计之都——全球概览与上海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25页。

[125]王慧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创新·集聚·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