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体系：了解《社会保障学》

一、国家干预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新历史学派

新历史学派，又叫讲坛社会主义，是德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在此之前，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先驱的旧历史学派，极力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由旧历史学派演变而成的新历史学派，进一步大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主张由国家通过法律进行自下而上的改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批经济学教授如瓦格勒、施穆勒、桑特巴、布伦坦诺等，在大学讲坛上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可在不触动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这些教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施社会政策，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并通过制定劳动保险法、孤寡救济法等社会政策来缓解劳资矛盾。

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异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他们认为，当时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是“劳工问题”。如何缓和劳资间的矛盾，填平两者在理想、精神和世界观方面的“深渊”，关系着帝国的前途和命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83年德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社会保险法》，并随之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保险法律。

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第一，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职能；第二，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第三，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经济生活并不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而且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道德方面的欲望；第四，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第五，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劳资协调合作等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自下而上地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的理论依据。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是指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给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主要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通过基数效用论或序数效用论，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庇古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把福利分为广义的社会福利和狭义的经济福利。广义的社会福利，包括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产生的满足，如自由、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正义等内容，但这些是难以计量的。而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即狭义的经济福利。庇古认为，人们追求的是最大化效用，既然效用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进行计量，那么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就应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他把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看作是福利经济研究的主题，并认为凡是能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而不减少穷人的绝对收入，或者是增加穷人的收入的绝对份额而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总量，都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庇古还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一个行业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时，国家可以通过补助金政策扩大这个行业的生产；反之，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缩小这个行业的生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实现真正的收入均等化是不可能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和1939年，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卡尔多、希克斯、伯格森几乎同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对旧福利经济学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随后，萨缪尔森、格拉夫、西托夫斯基、李特尔、鲍莫尔、阿罗等一大批当代新福利经济学家群体崛起。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新派福利经济学则以序数效用论和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从每个消费者购入商品的所谓“交换的最适度条件”和各个企业使用生产资源的所谓“生产最适度条件”，来论述达到最大社会经济福利的条件；有的认为听任完全自由竞争，有的认为国家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就可以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

新福利经济学运用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消费可能曲线等方法，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对福利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序数效用论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新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相对福利理论都是以帕累托理论为出发点提出的，所以，新福利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帕累托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帕累托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在不使任一人的状态变坏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状态变好。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帕累托最优条件比较困难，因为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会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而另外一些人的福利会增加，很少存在一种政策不会损坏到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于是，卡尔多和希克斯提出了“补偿原理”。“补偿原理”的本质是，如果一些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改善不会造成其他社会成员的恶化，或者一些人的状况的恶化可以通过另一部分成员的收益来弥补，那么社会福利就会增加。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这一项政策使受益人的总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总损失，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对获得收益的受益人征收一部分税来补偿受损人的损失，从而达到一种使受损人的损失得到补偿而受益人还能得到一部分收益的目的，这样就增加了全社会的福利。

（三）瑞典学派

瑞典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其奠基人是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和克努特·维克塞尔。20世纪20—30年代，冈纳·缪尔达尔、柏替·俄林等瑞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维克塞尔等人的经济理论，正式形成了瑞典学派，并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萨·林德伯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家对瑞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瑞典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在沿袭传统的一般均衡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基础上首创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些新概念，并运用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建立起了一个动态经济理论体系。此外，瑞典学派关于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和关于“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重视。瑞典学派的主要思想：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同时也开创了以国家干预进行“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的瑞典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下的“福利国家”。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

（四）凯恩斯理论

1929—1933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自由经济，并对自由经济提出了种种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倡国家干预经济，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从而可以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再次发生。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过程中诞生的，其精髓是强调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和调节。他对自由市场是完美无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承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经济危机、失业和分配不公等问题，摒弃了传统的认为市场可以通过自动调节来达到均衡的观点，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生产过剩和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它直接表现为有货币支付的需求和能力。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面临的情况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往往造成生产过剩和失业。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危机。

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它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制定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时和后来相当长时期内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

（五）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属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他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实际领袖。在凯恩斯《通论》发表后，琼·罗宾逊并一直追随凯恩斯，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积极支持者。她所著的《就业理论引论》《资本积累论》《经济增长的理论》《经济学异端》等著作，被认为是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的著作。新剑桥学派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首要的绝对的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要实行收入均等化，主要依靠社会政策，而且有必要依靠社会的政治力量。他们坚决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收入分配失调的弊端。他们既反对新自由经济论者那种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观点，也反对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收入政策。他们确信，现实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局，不可能用传统办法或新古典综合派的那些主张来打破，而必须采取以收入再分配为中心目标的社会政策。

新剑桥学派主张摒弃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树立历史时间概念。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在于打破均衡论的束缚，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认为过去是不能逆转的，未来是不可知的，现在只是未来时间的一个点。他们还主张摒弃萨伊定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的观点，他们认为投资支配储蓄而不是储蓄支配投资，并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很不稳定的，所以认为应从不均衡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中，他们主张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实行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便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国家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六）第三条道路

对“第三条道路”作全面阐述的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他于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及后来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两书，对“第三条道路”作了全面的阐述。“第三条道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不是指向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思想和两种制度的冲突，而是试图将社会公正注入资本主义之中，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和调整。“第三条道路”针对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及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提出要超越这两种传统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而走一条新的道路。从内容上看，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整个20世纪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它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实践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探讨。“第三条道路”试图摒弃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弊端，并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即试图在传承社会公正、自由、平等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优点，努力创造充满活力的、公平公正的、和谐美好的经济社会。

“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主张：一是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突出观念的更新和执政党的改造。第三条道路的总设计师布莱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使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并不仅是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条妥协的路，而是寻找采纳左派和右派长处的观念，并使这些基本观念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根本变化。布莱尔认为，党的原则就是党的价值观，建立一个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党，而不应以阶级基础来建立党。二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强调效率与平衡。“第三条道路”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寻求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第三条道路”既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而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地制定能鼓励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条道路”大力提倡在政府、企业、雇员、顾客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打造新的企业精神，并认为合作不仅能够提高经济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新企业提供发展机会，恢复和增强政府的活力，甚至可以缓解全球性危机。三是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方面，强调合作与协调。“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市场资本化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权力越来越分散，边界越来越模糊，全球一体化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本质。在此情况下，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也走不通了，必须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经济、社会和生态规范标准，使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得到兼顾。

“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的福利政策，主张用社会投资来取代福利国家。积极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了转变，因为自主与自我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积极的社会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也关注穷人。“第三条道路”对社会保障问题持有如下观点：一是国家不仅应该提供适当水平的养老金，而且应支持强制性的养老储蓄。在英国，按照平均物价指数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养老金的水平，如果没有其他的法定供给渠道的话，很可能会使许多退休人员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二是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人们可以自行选择使用养老金的时间，这不仅使他们可以在任何年龄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经费。三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严格的就业立法，并不会对失业造成强烈的影响。四是政府需要强调终身教育，以便能提出一些配套的教育项目，使人们在童年时期就可以开始受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老年时期。虽然特殊技能的培训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政策的取向上，不是要让人依赖无条件的福利，而是要鼓励储蓄、利用教育资源以及其他个人投资机会。

二、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一）亚当·斯密与古典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都于1776年发表，这两个文本被视为1776年发表的最重要文本，前者主张经济上的自由，后者呼吁政治上的独立。斯密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是利己心。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斯密认为每个国家富裕还是贫穷，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总体上使用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国家生产率的大小；另一个是从事有用劳动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斯密认为，一国国民富裕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家总体上使用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国家生产率的大小，而不是从事有用劳动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他举例说，在那些未开化的国家，具有劳动力的人基本上都从事有用的劳动，但他们生活得非常贫穷，以致常常迫不得已杀害他们的婴儿、老人及经常患病的亲人，有时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是被野兽吞食。与此相反，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虽然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但他们之中很多人消费的产品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出十倍甚至是百倍。但由于这个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经常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底层的贫困劳动者，只要他们勤俭，就能享受到比任何未开化国家的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提出利己假说。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利己的行为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二是认为分工提高生产率。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斯密用制针业进行了说明，并用分工对农业比制造业落后的原因及富国和穷国在农业上生产率相差不多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接着，他提出了分工导致劳动效率提高的一个原因是每一个特定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另一个原因是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的时间；此外由于发明了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三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斯密论述了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裕，就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得起和享受得起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以及种种娱乐消费品。但是，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的商品很少直接来自自己的劳动生产中，大部分来自别人的劳动生产中，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四是主张“自由放任”。斯密强调，对内和对外商业只要遵守法律等有关的规定不受其他任何的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还反对一切垄断，并极力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实行自由分工，他认为这样可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

斯密的《国富论》涉及到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社会保障的论述主要有：一是认为提高全民社会福利的根本路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分工引致劳动效率提高的原因。如果说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又是什么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呢？斯密认为，是由于交换的力量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而影响交换的重要原因，包括市场是否受限制和交通是否便利等。所以，斯密认为，自由开放的市场、社会分工、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等都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二是注重基础教育，特别是针对底层人民的教育。斯密认为，虽然国家从基础教育中看似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却可以得到很多间接的益处。他认为，在自由国家，政府的稳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受教育程度愈高，越有公正的判断力。三是发展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并认为基础设施可以由国家提供也可以由私人提供，但从社会整体效益上来说还是国家提供较好。因为私人过分强调短期利益，而这类投资需要较长的资本回收期，另外就是这类投资的收费比较难，需要增加大量的管理投资，这一切都是资本家所不愿意承担的，所以，基础设施最好由政府来提供。

（二）供给学派(www.xing528.com)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以拉弗、弗尔德斯坦为代表，针对美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出现的“滞胀”现象，提出增加供给、减税减支以增加投资和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供给学派的主张主要包括：一是认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所以，他们主张政府应当刺激供给，而不是刺激需求；二是强调国民产量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及有效利用。因此，供给学派集中注意力于解决生产要素的供给障碍和有效利用；三是认为经济中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干预过多，以及由于税收的水平和结构而引起对劳动和投资的抑制，还有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上和习惯上的障碍，如工会的各种限制性做法；四是积极主张政府应放宽管理经济过多的、不必要的法律条例，以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议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改进或增强劳动者地区和职业的流动性，特别是竭力主张降低所得税，而降低边际税率更是关键因素，以便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或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提高就业和产出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并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此外，供给学派学者还主张减少失业津贴，以刺激人们更努力地去寻找工作，主张削减对劳动就业征收的工薪税；五是为了保证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认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因为只有金本位制才能稳定货币价值。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但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税也不会加剧贫富差距。他们认为政府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人们储蓄，实现储蓄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供给学派既然把减税看成是基本的政策，认为只有大幅度减税才能使美国经济摆脱困境，所以它在强调减税对经济稳定的功效的同时，也指出了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供给学派论证认为，“收入均等化”是按居民收入的多少及其差距大小来衡量的；如果社会上存在着大批失业者，失业者没有收入，那么这时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收入均等化”，因为富人与失业的、无收入的穷人相比，其收入差距之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通过大幅度减税，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增加产量，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将使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增加，愿意加班、兼职，即愿意增加劳动供给，这样一来，穷人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供给学派由此得出结论：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它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

供给学派不仅反对政府的高税率政策，还反对政府扩大支出，尤其反对扩大社会福利支出。自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食品券、住房补贴、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中小学生午餐补贴、对有抚养儿童家庭的补助等，名目繁多，使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连年增加，造成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一切支出都具有排挤私人支出的性质，政府应尽量减少支出中的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就是将生产效率高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借助政府的强权拿出一部分来在社会成员中重新分配，这项制度抑制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鼓励穷人的依赖心理。失业保险制度鼓励人们自愿失业；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险，使患轻病者装作患重病，暂时性残废装作永久性残废；抚养儿童家庭补助造成更多的无父母家庭。供给学派断言，政府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不仅不能减轻反而会加重社会的贫困程度，简而言之，会使贫困永久化。政府应尽可能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只应兴办必要的社会福利设施，诸如向老年贫困者提供救济，向赤贫者提供必需的帮助，严格制订和执行各种津贴和补助发放的条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福利支出。

（三）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其创始人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曾供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美国胡佛研究所。1976年，弗里德曼因对消费的分析与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资本主义与自由》、《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价格理论》和《美国货币史》。

现代货币主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自动稳定性的功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的失误。并主张社会应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在拥有私有财产、使用收入、应用资源、择业等方面有充分自由，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而实现公共利益。因为只有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更为理想的发展。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不仅无效，而且其本身还会造成经济生活的不稳定。由于政治上和实践上的困难，财政政策措施往往很难奏效，政府增减开支或增减税收需要社会旷日持久的讨论，而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容易造成政府政策措施贻误时机。在具体操作中还会遇到减税、增加政府开支容易，而加税、减少政府开支的困难；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会有一个时滞，当经济高涨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而这种紧缩性的政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地减少社会总供给，而在这段时间内无法预测经济形势会发生怎样变化，也许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客观上需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而非紧缩性；财政开支中的挤出效应也会影响财政政策效用的发挥，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增加开支所需的资金无论是来自税收还是向公众借款，都不过是政府替公众花钱，意味着私人支出的减少，这种因政府开支增加而致使私人开支减少的挤出效应，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

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政策和改变法定准备金等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活动，短期内能够达到限制利息率和失业率的效果，但长期只能引发通货膨胀率、利息率和失业率的提高。弗里德曼着重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的角度，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出现事与愿违，使经济生活更加恶劣的原因。针对凯恩斯主义存在的问题，弗里德曼提出了通过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认为货币当局应该避免政策的剧烈摆动，并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要求年复一年地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加货币存量，这样可以使物价大体保持稳定，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国家只应当提供最基本的福利，并放弃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建立平等和公正社会的目标，同时提倡福利服务应由市场来提供，政府只是负责推进，从而建立一个内部竞争的福利服务市场。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如果对低收入者按某一法定的标准由政府发给补助金，即对低收入者给予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差额补助，从而把低收入者的收入拉平，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使有些人有业可就而不去就业，最终也就损害自由竞争，降低了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福利制度。但完全取消对低收入者的补助又将遭到公众的反对，是不可取的，为了既能救济贫困，又无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用负所得税的办法来取代发放差额补助的福利制度。

（四）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

1899年，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多所学校任经济学教授。在美国时，哈耶克与以自由主义著称的货币主义学派领导人弗里德曼来往密切，两人学术上互相支持，共同反对凯恩斯主义。哈耶克的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价格与生产》《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是20世纪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1974年与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的研究着重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自由与平等的含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倡导实行竞争性私人货币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明确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他们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制度，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是忽略了市场的能动作用，也妨碍了个人的自我独立；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实行计划经济更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思想的出现是基于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价值取向，其在英美等国引起轰动，既得到了各种反社会主义右翼势力的喝彩，也很自然地遭到赞成“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的痛斥。

不过，哈耶克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未在欧美国家产生能够阻碍社会保障政策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福利国家暴露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要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进行反思，再加上撒切尔、里根等政治人物的推动，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越来越有市场，进而成为影响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及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理论因素。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美国里根总统推行的削减社会福利的计划，以及维护并扩展私有化的进程，均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福利服务的市场化是最好的选择，应当降低并且转移国家的作用，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对政府而言，一方面是应当提供最基本的福利，如安全网的建立；另一方面则是必须放弃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关于建立平等和公正社会的目标。同时认为，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作用应当是受制约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张，是推进而不是提供，是鼓励竞争而不是垄断，进而主张国家应当建立内部的竞争市场，在购买和出售服务上让不同的经济成分参与竞争。

对福利国家的全盘否定既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上不可能达成一个共同的目的，福利国家只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政治神话；危机、不稳定感和失败的危险对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而福利国家的政策否定了这些社会法则，从而是对人的本性和社会特征的认识发生了错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对提高国民福利和促进社会平等比任何平等的政策更重要，而福利国家错误地理解了自由的特征、社会正义、权利和需求的概念，把追求平等和再分配看得比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创造更重要，这实际上是削弱了个人的选择和个人对自己的责任。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福利国家的做法是完全否定的，从而可以引申出其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否定态度。

三、其他社会保障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想体系，同样对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除在论述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涉及到对劳动者的保障问题外，很少直接谈到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这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政府对于福利问题的大量干预尚未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社会福利观。马克思的福利观主要体现在其经济学著作中，在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他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人口生产对于社会福利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他认为人口生产的数量影响社会福利的规模和水平，而人口比例构成影响社会福利的需求程度，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对社会福利需求更大。马克思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工人阶级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一是工资收入和劳动付出的价值不平等；二是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三是雇佣劳动者必然失去平等的权利和真正的自由，虽然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变换手段，如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看似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但实质上这些都是虚拟的福利增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提到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首先建立个人所有制表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力或自然权力的尊重，使劳动者个人得到了一部分仁爱、恩慈，成为劳动者个人福利增进的第一层表现，即人权的表现。这第一层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劳动者这一天然特权的认可和尊重，因为这是劳动者获得福利与福利得到增进的前提与基础；其次，社会化大生产标志着社会分工上的一次巨大进步，生产效率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分工在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得到提高，这为劳动者个人的福利增进创造了物质基础与前提，是劳动者个人得到了福利增进的第二层表现；最后，个人所有制蕴含着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性占有，劳动者在生产中不是奴仆和处于简单地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个人受到尊重，生产积极性的调动有利于国家收入的增加和积累，更会促进国家宏观福利的增进。

在社会福利方面，马克思还作过其他一些相关论述。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只是国家用来帮助资本家迷惑工人阶级的一个工具，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经过长期斗争的产物，它起到的是缓和劳资矛盾、延缓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作用，从这个意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的是资本主义福利的公平性质，但同时也承认工人阶级能够从国家福利等制度中获得好处；其次，马克思在对全部社会产品进行部类划分和扣除时，确实强调了维持劳动者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为预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险的后备或保险基金”是必要的；恩格斯亦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上述阐述客观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保障必要论观点；再次，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同样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福利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将自由、正义等视为永恒的真理，人们生活在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与没有剥削的社会里，在分配领域则是按需分配，人人都能够平等、幸福地生活。这种设计实质上表明了未来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够幸福生活的福利社会。可见，马克思是将社会福利纳入相应的社会制度中进行评价的。

（二）列宁的国家保险学说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非常关心人民的社会福利事业，并把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付诸实践。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六次全俄会议的决议中，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的客观必然性。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是非常之少的，仅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等丧失劳动能力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因此，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工人实行保险，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纲草案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要求，工人养活了整个贵族阶级及整个国家，国家对工人应供给养老退休金。列宁在会上提出：工人最好的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是工人因伤残、疾病、年老、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时都应由国家为工人提供保障；二是保险的范围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是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费用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是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四项原则，不仅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所遵循，而且成为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家保障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依据。

列宁在指出工人阶级实行国家保险的原因及原则后，抨击了杜马政府法案的不理性。他认为这个政府法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只提到两种保险——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是只包括少部分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都被抛到保险范围以外；三是规定的补助费少得可怜，完全伤残的补助最多，也只有工资的三分之二，并且工资是按低于实际工资计算的，同时保险费用的绝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小”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制度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助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是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宪兵、警察、企业主的重重监视之下。

十月革命成功后，到1922年间，列宁先后签署了100多项关于劳动者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法令。1918年俄罗斯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苏维埃政权还成立了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事业。保障内容逐渐扩展到残废抚恤金、残疾人福利、老年福利、退休金、医疗保健、劳动者休假疗养等方面。起初，列宁曾试图使俄国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结果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经过深刻反思，列宁认识到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巨大反差，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预想并不符合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列宁坚持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的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体现社会福利思想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之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目的在于奠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福利的强大物质基础。第二，进行农业合作化。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来改造传统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著名的合作社计划。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组织充分地体现了农民互助的福利思想。第三，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福利的经济基础。第四，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全民素质，实质上就是提高全民的精神福利，使苏维埃政权下的国民福利上升一个层次。

（三）消费理论

现代社会消费的波动对经济的波动影响巨大，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消费理论主要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莫迪利阿尼和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提出的生命周期和恒常收入假说奠定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

生命周期假说的出发点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消费者追求的是其生命周期内一生效用的最大化，而其预算约束为生命期内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持平。因此，个人的消费支出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年龄上，都要选择一个稳定的、接近于它所预期的平均消费率进行消费。这样的消费行为导致了个人储蓄和财富在其生命周期内的驼峰形分布。由于就业人口进行的是正储蓄，退休人口进行的是负储蓄，就业人口数和退休人口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总储蓄。就业人口数大于退休人口数，社会总储蓄为正；相反，如果就业人口数小于退休人口数，社会总储蓄为负。生命周期假说具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消费者个人是充分理性的，能够预见到自己的一生，因而不存在短视问题；第二，消费者个人追求个人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因而没有利他的遗赠行为；第三，存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因此不会有流动性约束。

在研究消费与社会保障问题时，采用的主要理论工具是萨缪尔森和戴蒙德等人所创立的世代交叠模型。世代交叠模型假设人的一生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期：年轻时工作获得收入，年老时不工作只消费。每个时点上都存在两代人。第一个时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与第二个时期的劳动力结合从事生产，用来满足两代人的消费需求。生命周期假说把一代人的寿命分为两个时期，即就业期和退休期，不涉及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而世代交叠模型的出发点则是，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不同代人活着，每一代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都可以和不同代的人进行交易。这比生命周期假说更进一步。

艾伦在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进了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素来修正萨缪尔森的模型。在艾伦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即当养老金的收益率小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时，现收现付制仍有帕累托效率，此即“艾伦条件”。艾伦在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基础上发展得到的艾伦条件，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的条件，当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实际的增长率之和小于实际利率时，转向基金制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