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研究现状
当前,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各国制定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也各有特色,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国外学者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多集中于长期护理制度模式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和需求研究。
首先关于长期护理制度模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失能老人长期护理方式的选择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Wallace和Campbell(1994)研究发现,在美国的老年人中,拉丁美洲裔的老年人相较于白人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他们对长期照护的需求更高,其主要原因是贫困导致的健康条件恶化以及较差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来的更高的残障风险。Tennstedt等(1993)的研究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指出非拉丁裔白人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更多是在残疾人及非正式照护方面,而其他有色人种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要远远高于白人。经济条件的异同也导致老年人在获取社区资源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Havlik等(1986)发现社区的长期照护机构中存在拉丁裔及非洲裔的老年人更少地被接纳的现象。二是认为家庭对老年人在接受长期照护模式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Doty(1986)认为家庭作为非正式照护的主体,当老年人因高龄或残障需要接受长期照护时,家庭成员首先要承担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责任。Mitchell和Register(1984)认为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家庭规模较大且家庭成员较多,这种大家庭式的家庭结构安排更适合年长的老年人在失能需要照护时获得家庭成员的帮助,也加强了家族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之相比白人家庭的家庭规模较小,老年人更加倾向于独立生活,这使得白人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受机构提供的正式照护。Casado等学者(2011)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导致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照护老年人的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三是文化和观点对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的影响。Effinger(2005)在对欧洲老年人护理偏好的研究中发现,老年人选择照护形式受到他们对家庭和政府态度的影响。在亚洲国家,传统上更加倾向于以家庭非正式照护解决失能或高龄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受到了儒家思想以及“孝”文化的影响,如中国普遍存在的“养儿防老”观念,使子女承担了赡养老年人的义务。Ikegami和Capbell(2003)研究发现,日本有四分之三的年轻人在家中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责任,已婚女性由于家庭角色分工,既要赡养丈夫一方的老人,又要兼顾自己父母的照顾。Judd和Kim研究显示,韩国首尔有65%的老年人和女儿居住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和需求研究。需求方面有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Finkelstein和Mc Garry,2006)、产品定价(Cutler,1996)以及如何保证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Brown和Finkelstein,2008)的研究。在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方面有交易成本和非完全竞争(Norton,2000)、动态选择(Hendel和Lizzer,2003;Finkelstein等,2005)以及风险聚合问题(Froot,1999;Brown和Orszag,2006)。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国内学术界对长期护理保险问题日益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性质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关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仍存在多种观点: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成为社会保险体系的第六大险种(胡晓义,2016;王东进,2015;戴卫东,2017);二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性质应为社会保险性质,目前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和资源,依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础进行延伸和发展(赵曼,吕国营,2014;曹信邦,2015;刘昌平2016);三是采取商业保险为主的模式(孙正成,兰虹,2016;王新军,2014);四是采取过渡型长期护理策略,将老年长期护理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采取“家庭医疗保险包”的过渡策略(宋泓娟,2014)。(www.xing528.com)
第二,长期护理风险以及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分析。吕国营、韩丽(2014)从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多数家庭面临的长期护理风险;翟向明等(2016)基于CLHLS(2011~2012)数据运用ADLs和IADLs量表分析了导致老年人失能的影响因素,并计算当前我国老年人的失能率,提出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还有部分学者从宏观(荆涛,2014;陈蕾,2012)和微观(曹信邦,2014;申坤,2013)的角度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三,国外经验借鉴研究。学者们主要借鉴美国(胡宏伟等,2015)、德国(林斌,2015,华颖,2016)、日本(高春兰,2013,胡宏伟等,2016)、韩国(詹军,2016)等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经验,戴卫东(2016)对欧亚七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学者们通过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均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四,国内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实证研究。随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试点地区的先行开展,部分学者对试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了剖析。多数学者以青岛为例(姜日进,2013;邓大松,2015,吕书鹏等,2016;刘艳花等2016)分析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雷鹏等学者对青岛、南通和长春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江崇光(2016)对我国台湾地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进行了借鉴研究,并提出我国长期照护保险应采用多元筹资模式。
(三)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学者在长期护理保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研究内容上,侧重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安排;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定性研究较多。而国外研究内容侧重于制度运行效率和绩效,研究方法侧重定量分析。因此,随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运行,应该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以及制度评价研究,尤其是风险评价研究,而目前国内研究中未见长期护理保险风险评价的相关成果。为此,本研究运用统计学方法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评价及时发现我国尤其是山东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及问题,进而提出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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