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新电影及导演研究: 现象与文化思考

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播媒介，是一个民族存在于人类文明世界中的重要标签，伊朗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以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巧妙地加入了世界影坛，使伊朗民族文化进一步传播的同时也为世界电影增添了新的元素。伊朗电影之所以可以引得国际影坛的关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朗电影可以通过故事来呈现伊朗社会真实的矛盾，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平凡大众的精神世界。这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陌生环境，使得西方影迷对伊朗充满了想象与期待。而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不同，面对相同的问题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处理方式，更是放大了西方人对于伊朗的猎奇心理和期待感。正是这种熟悉感和陌生感的共同交织，使得伊朗电影在形式上保持和捍卫了民族性，而在选题和内容方面又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性。

艺术作品需要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电影，也需要创作出高质量并具有美感的作品。但在艺术传播过程中，欣赏者要求艺术作品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作为欣赏者，他们的艺术审美心理总是易于接受他所熟悉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也更容易和这样的作品产生共鸣，但出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欣赏者也愿意接受其他异域文化所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和需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考量伊朗电影，我们可以发现伊朗电影总是通过对不同的现实与困境的展现，来反映导演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尽管伊朗电影中的民俗元素是本土的，但影片内容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的，这使得伊朗电影看似和西方电影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涉及人性、家庭等层面的内容则是相通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伊朗电影的选材往往具有国际性，儿童电影、女性电影以及展现边缘人群和社会底层人群的选题都是人类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具有超越民族意识的高度，这也是伊朗电影总是引起世界影坛关注的原因。

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生命的圆圈》《越位》，玛兹耶·梅什基尼的影片《女人三部曲》，都将拍摄的主体设定为女性，并通过女性的故事，展现伊朗社会中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及她们承受的重压。玛兹耶·梅什基尼的影片《女人三部曲》通过章回体的叙事结构将影片构造为三个不同的小故事，而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披上罩袍成为女人的哈瓦，坚定的骑着自行车参加比赛的女人阿胡以及购买回所有年轻时想要的东西的老妇人胡拉。最终三个女人在海滩上相遇并使得故事在此刻交汇起来，小姑娘哈瓦和女人阿胡同时在海滩上闲逛，看见了那堆东西和正在发呆的老妇人胡拉，于是，分别发生在三个女人身上的互不相干的故事隐约变成了对所有伊朗妇女一生的概括。童年时，匆匆地失去了自由和独立；青年时，为了追求自由和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老年时，当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时，却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们了。伊朗电影《女人三部曲》，通过三个小故事展现了伊朗女性在宗教、男权与家庭的重压下艰辛的生活状态，通过本土化的故事内容折射出女性的自由和独立这个国际性的话题。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博得了伊朗女性观众的认同与肯定，还赢得了世界其他国家受众的赞誉，使得影片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共鸣。

除此之外，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生命的圆圈》和《越位》，则通过更为边缘的女性个体以及她们的经历，展现了伊朗女性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无论是《生命的圆圈》中的各色女囚，还是《越位》中溜进球场而被捕的女性，他们犯禁的人生都是伊朗最为写实的现状。这样的真实现状与选题，不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产生了共鸣，还反映着导演们对于社会现状的思考与批判。

贾法·帕纳西的另一部影片《深红的金子》，则是以退伍军人侯赛因作为叙事主角，用倒叙的方式讲述木讷、老实的侯赛因在遭受到社会的践踏后，最终选择抢劫珠宝店并举枪自杀的故事。影片的开篇和结局都用了侯赛因抢劫珠宝店的叙事段落，这样的环形结构，不仅强调了侯赛因悲剧的命运，还具有隐喻和宿命的意味，仿佛身处底层的侯赛因，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毁灭和最终被吞噬的命运。(www.xing528.com)

伊朗电影的成功绝非只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原因的。伊朗电影可以在国际影坛屡获佳绩并赢得海外观众的赞誉，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电影可以通过熟悉的题材讲述陌生的故事。这些陌生的故事因为画面呈现的人物以及背景而显得陌生，然而故事的内核确是人们共同的情感及其包裹着的不同困境与思考。

【注释】

[1]高力、任晓楠：《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3页。

[2]高力、任晓楠：《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