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新电影：家庭生活困境与内向叙事

伊朗电影从来都是世界电影版图上的奇迹，一个充斥着战争革命、宗教制约、阶级分化的国家，却在匮乏的电影投入和严格的电影审查之下，屡屡创造撼动人心的佳作^[4]。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取材则甚为少见，不影射任何战争苦难、政治革命，仅仅截取或者一个伊朗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片段，或者一个底层伊朗家庭发生的普通“民事纠纷”，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不同于电视新闻里和传统印象中的现代伊朗^[5]。

家庭关系是阿斯哈·法哈蒂最熟悉也最擅长的题材之一。在家庭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姐妹，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可能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性别的对抗，也可能来源于家庭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对抗。无论何种矛盾，它们都具有内向化的指向性和外部社会的微缩性，即使将家庭成员之间的某种矛盾与对抗外延化为两个家庭、两种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宏观范围内，依然具有内向性。而透过这些人物之间的对抗，最终可以将这种矛盾归结为法哈蒂电影的终极矛盾，这个终极矛盾则是诚实与谎言、坚贞与背叛、欲望与道德的矛盾，如影片《一次别离》中纳德与西敏的矛盾，最终延伸为两个家庭、两种阶级，甚至更为丰富的矛盾与对抗一样。法哈蒂非常擅长借助家庭故事展现更为深广的矛盾与问题。

在《一次别离》中，影片一开始便展现了纳德和西敏之间的矛盾。纳德和西敏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生活富裕，工作优越，然而在是否移民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严重分歧。纳德坚持陪伴和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西敏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则选择移民。于是，纳德雇用了怀孕的保姆瑞茨，却不想意外接踵而至。瑞茨成为使这种家庭矛盾向外延伸的关键人物，她成功地使这种矛盾向外延伸成两个具有鲜明对比效果和阶级差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终极指向则为法哈蒂电影的最终矛盾。法哈蒂善用的叙述结构是一个外来者侵入一个封闭的环境而引发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瑞茨则成功地扮演了这个外来者。影片看似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实则涵盖了整个伊朗社会的现状，将亲情与伦理、道德与法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过往》同样以一场即将办理的离婚开篇。与妻子分居几年之久的伊朗男人艾哈迈德应妻子的要求，回到巴黎办理离婚手续。就在办理离婚手续的这段时间内，艾哈迈德发现了妻子玛丽娅与女儿露西之间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矛盾看似青春期遇到了更年期，然而，随着叙事的发展，两人之间隐藏的矛盾显现出来，其实是女儿和即将与玛丽娅结婚的萨米尔之间的矛盾。艾哈迈德作为延伸这种矛盾的外来者，以自己的视角审视着这场交织着亲情与爱情、坚贞与背叛、道德与法律的感情纠葛。

《推销员》则是以一次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相对静止和封闭的家庭关系。

妻子拉娜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变得敏感、紧张与不安，丈夫艾麦德在照料妻子的过程中也变得焦躁。最终电影以丈夫找到这个外来袭击者伊斯玛特作为结局，然而电影却没有交代伊斯玛特最终的结果，是宽恕与释怀，还是仇恨与报复，这不仅是关于道德与信仰的拷问，也是导演留给观众的思考。

法哈蒂的影片架构颇似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冲突集中，剧情紧凑，影片的人物和时空设置都较小，以较小的格局保证影片的戏剧表现力和张力。《一次别离》《过往》以及《推销员》都将故事的时间设置在很短的时间内，往往是几天而已，同时也将主要矛盾都设定在家庭内部的空间中，这样可以使得影片的戏剧冲突更加强烈，同时也使影片在狭小的时空格局中显得坚实有力。(www.xing528.com)

从《一次别离》到《过往》再到《推销员》，我们可以发现，法哈蒂总是将故事设置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范围内。这种短小的时间跨度不仅让故事显得紧凑合理，也有利于集中设置空间范围。影片《一次别离》讲述了从夫妻双方离婚到最终结束婚姻的一段简短的时光历程。影片《过往》的时间跨度则是艾哈迈德和玛丽娅离婚的整个过程。影片《推销员》的时间跨度也不长，是从拉娜搬入新公寓遇袭到找出凶手伊斯玛特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这些短小精致的戏剧时间，使得影片具有时间的合理性，也使得空间的设置变得相对紧凑，避免了空间的大范围变换。

有限的空间设置也是法哈蒂展现叙事张力的手法之一。由于法哈蒂的叙事矛盾总是以家庭为框架的内向化的叙事矛盾及其延伸，这也使得这些矛盾总是在家庭内部空间发生。比如，在影片《一次别离》中，我们可以大致将空间范围划分为法庭、纳德和西敏的家，以及瑞茨的家。在影片《过往》中，可以将矛盾产生的地点划分为玛丽娅的家和萨米尔的洗衣店这两个主要场所。在电影《推销员》中，集中展现矛盾的空间则可以划分为艾麦德新租住的公寓和艾麦德的旧公寓。从以上场景的选择中，不难看出导演总是喜欢将空间设置在内部，并且以家庭空间居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可以呈现出古典戏剧的审美特征，同时，也有利于长镜头拍摄的空间调度。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内，导演通过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完成叙事的推进，通过人物的对话以及细微的表情、动作来推进叙事的进度，这既是法哈蒂电影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法哈蒂展现影片戏剧性和叙事张力的重要手段。狭小的时空格局虽然具有内向化和紧缩性的特征，但也正因为如此，古典戏剧式的张力和舞台表现力才得以发展和延续。

伊斯兰教是大多数伊朗人所信仰的宗教，而伊斯兰教的经典读本《古兰经》，则是每个笃定的伊朗穆斯林心中的宗教经典。在法哈蒂及其他伊朗籍导演的电影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力量与影响。这种力量有时是透过具象的语言、动作所折射出来的，更多的则是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态度和人性的抉择表现出来。这种力量往往可以超越道德的约束力，作为一种灵魂的抉择，它往往又具有内向化的束缚力。

在影片《一次别离》中这种力量尤为明显。影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有一个隐藏命题贯穿始终，就是信仰之下诚实与谎言的博弈。片中的佣人瑞茨最终选择放弃赔偿，正是来源于她对于信仰的笃定与敬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纳德和家庭教师贾哈伊夫人则在谎言与诚实之间经受了一番煎熬。尽管纳德自始至终否认自己知道女佣人瑞茨怀孕的事实，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不得已的理由和纠结的情绪。影片真实刻画了伊朗人在宗教道德与生存法则之间的艰难取舍，这或许也是这部影片感人至深、广受好评的最大原因。再如，当贾哈伊夫人明白纳德打电话寻找瑞茨的主治医生，其实是纳德知道瑞茨怀孕这个事实，贾哈伊则毅然撤销了之前自己的证词，这就表现出宗教的内向约束力。在法律面前，道德、宗教和亲情中所有复杂、暧昧、犹豫的动机和情感都必须澄清，这恰恰是剧情上的魅力，让影片成为层层推进的伦理剧。《一次别离》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坐下来，在其中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

影片《过往》和《推销员》，虽然没有通过具象的人物对白或是人物动作，直接反映宗教文化对于人物的约束力与感召力，但是，通过剧中人物的选择，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教文化对于伊朗人的深刻影响。在《过往》中，尽管导演最终并没有说明萨米尔是否和玛丽娅共同走上了婚姻生活，但是，通过表现萨米尔和玛丽娅纠结的感情，我们可以感受到宗教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在影片《推销员》中，经过内心的挣扎和纠结之后，艾麦德和拉娜最终选择了宽恕和原谅，而这种宽恕和释怀来源于宗教的感召与呼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内向束缚力深刻地影响着伊朗社会和伊朗人的生活。宗教准则作为伊朗人的生活准则约束着伊朗人的行为，同时也劝解和呼唤着人性的善良与纯真。

阿斯哈·法哈蒂在汲取伊朗电影养分的同时突破了伊朗电影原有的固化的主题类型。他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元素，展现了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的矛盾与困境。阿斯哈·法哈蒂通过内向化的叙事手法，娴熟而精心地讲述着故事。随着叙事的推进，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在诚实与谎言、宗教与法律、信仰与道德等的冲突中备受煎熬。“私欲”与“道德”的博弈，是法哈蒂电影延伸性的追问与思考，也是法哈蒂留给观众的谜题。然而，在法哈蒂电影中，宗教的约束力与向心力又总是给予迷茫中的主人公以微弱的指引与善良的呼唤。这是法哈蒂电影的风格，亦是其深刻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