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法·帕纳西在不断挖掘和拓展电影内容与题材的同时，更进一步地丰富影片的叙事结构以及电影语言。与自学成才的阿巴斯和演员出身的马基德不同，有着良好电影专业教育背景的帕纳西非常注重电影形式的挖掘和探索。在贾法·帕纳西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于伊朗电影既有叙事模式的探索和拓展。比如影片《谁能带我回家》，就是对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半真实半纪录的叙事模式的拓展，而影片《生命的圆圈》则是通过环形的叙事结构以及宿命般的论调，展现出对于伊朗女性命运的关切。
影片《生命的圆圈》和《越位》是贾法·帕纳西于2000 年和2006 年分别拍摄的关于女性的电影，也是两部非常有胆量的作品。在伊朗，政府对于女性题材电影的审查是极其严格的，这种严格的规范渗透在一系列的审查制度之中。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府认为，穆斯林妇女必须是纯洁的，必须在社会上起重要作用，必须敬畏真主并负责教育孩子。严格的伊斯兰法律在服装上要求公众场合妇女必须遮住头发，穿宽松的罩袍以遮掩身体的曲线，同时也规定男女间的亲密行为只可能发生在家庭夫妻间。因而，演员扮演夫妻在银幕上牵手的镜头都是违法的，除非他们在生活中也是夫妻。在银幕上，即便是在女演员的私人房间内，女性也必须用头巾遮住头发。女演员只能做静态的表演，以免展现出体态之美。此外，男女之间的接触，甚至是眉目传情，也都是被禁止的[10]。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尽管女性题材的电影审查政策有所放松，但像《生命的圆圈》那样将矛头直指伊朗政府并聚焦于犯罪女性的电影，确是从未有过的。这也使得这部影片在海外获奖无数，而在伊朗国内则全面禁播，甚至连部分剧组工作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影片《生命的圆圈》由七位女性出演，她们在入狱前拥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然而，入狱后，每一位女性都在为逃脱这个“生命的圆圈”而辗转挣扎。但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每个人的努力都落空了，她们又重新回到收容所，回归原有的身份。影片最后那段在收容所监室内的情节，也具有某种浓郁的象征色彩，它隐喻着在这个严苛的社会环境之下，女犯们忍受的屈辱和迫害无处不在，尽管已被释放，她们依然生活在命运的监室之中。影片《生命的圆圈》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作品。正如该片获得费比西影评人奖时的评语一般，该片“以精彩想象力将形式与内容结合，用以讨论在任何一个男性为尊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处境[11]”。帕纳西本人在谈到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时，他说“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讲述了一个自杀的母亲，在临死前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这使得帕纳西认为“伊朗妇女的解放，目前前景依然渺茫，整个伊朗社会对女性来说，不啻为一个牢笼[12]”。(www.xing528.com)
除了影片《生命的圆圈》，贾法·帕纳西的影片《越位》依然将视线聚焦于“犯禁”的女性身上。影片讲述的是几位少女球迷“违禁”去观看足球比赛的故事。与基调略显压抑的影片《生命的圆圈》不同，《越位》是一部轻松幽默的影片。热爱足球的女孩子们乔装改面，企图混进球场。为了混进球场，这些女孩子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位竟然穿了一身警官制服，大模大样地坐在官员的席位上，但仍然露馅了，被从球场上押解出来。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这些女孩被押上了车，准备送去刑警大队，那位穿制服的女孩还被铐上了手铐。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明白，她们已经“犯禁了”，按照伊朗的法律规定，必须受到惩罚。女孩们尽管很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却依然沉浸在球赛的气氛中，和押解他们的士兵一起听最后几分钟的球赛。当得知伊朗队获胜后，车上的女孩和押解他们的士兵以及车外庆贺的人群共同狂欢起来。影片《越位》为观众设计了一个喜剧的结尾，伊朗足球队大获全胜之后顺利进入世界杯的小组赛，这样的喜悦使得对女孩的惩罚早已变得不重要，而对足球和祖国伊朗的热爱，使她们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免受惩罚。帕纳西大胆的想象力，使得影片《越位》充满了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影片的结尾更符合导演的期待。
贾法·帕纳西的作品通常被称为伊朗式的新现实主义。西方影坛也评价帕纳西的作品具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性。斯蒂芬·提奥写道：“帕纳西的电影重新定义了当代伊朗电影中的人道主义主题。先是通过探讨伊朗社会的女性问题，其次，他塑造了‘非特定的人性’，充满激情，引人入胜。就像那些最优秀的伊朗导演那样，他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赢得赞誉。帕纳西在一种冷静的、现实的方式中呼唤人道主义，而并非运用压倒一切的政治和社会的信息。实际上，这已经定义了伊朗电影的独特审美。这种感受是如此强大，我们在观看伊朗电影时，能感受到一种与普通概念上的人道主义截然不同的人道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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