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当代电影界,很少有像贾法·帕纳西那样仅凭寥寥几部电影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影响的电影人[3]。贾法·帕纳西凭借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笔调,将镜头对准伊朗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和儿童,展现伊朗社会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现状,具有很浓厚的社会现实意义[4]。
贾法·帕纳西出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的伊朗。少年时代的贾法,就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潜质,10 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并获得了文学竞赛一等奖。10 岁时,贾法已经开始接触电影制作,拍摄了八毫米影片,并在其中担任角色。在德黑兰的电影与电视学院毕业以后,帕纳西为伊朗电视台制作过几部影片,曾先后执导过5 部短片,分别是The Wounded Heads(1988)、The Fish (1989)、Kish (1991)、The Last Exam (1992)、The Friend(1992)[5]。也由此,帕纳西被电影大师阿巴斯看中,并在阿巴斯的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中担任助理导演。
1995 年,帕纳西执导了第一部作品《白气球》,该片不仅为他赢得了戛纳影展金摄影机奖以及东京影展金奖,还使得他一跃成为伊朗炙手可热的明星导演。然而,严格说来,《白气球》并不是贾法·帕纳西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作品。由于影片剧本来源于阿巴斯,这也使得影片《白气球》具有阿巴斯电影的叙事特征。影片《白气球》讲述了新年来临之际,一个小女孩缠着妈妈买条金鱼做新年礼物的故事[6]。影片采用了伊朗儿童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通过孩子的视角和故事,反衬成人世界的复杂以及冷漠。就《白气球》本身的故事内容来说,仅仅是对阿巴斯电影的某种延续与传承,然而细心观影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影片《白气球》并非只是简单地套用了伊朗儿童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一刻超越了这种经典的叙事模式,使影片产生如同诗歌一般的留白的效果。在影片中,娜西亚兄妹俩在阿富汗男孩的帮助下取回钱后便欢快地回家了,而那位帮助过他们的阿富汗男孩,则是用依依不舍的眼神追逐着兄妹俩远去的方向,并怅然若失地坐在台阶上。影片最后的这一幕,既像诗歌的留白一样给人无限想象,又是该片的点睛之笔。那个手拿白气球的阿富汗男孩,是伊朗底层社会的指向,是无法获得公民权利、尊重以及友谊的弱势群体。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存在和情感,即便小男孩为兄妹俩解决了难题,他们也并没有回报一句感谢,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从这样的故事设计中,我们可以预见到帕纳西后期电影将会萌发的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观照现实的人文情怀。
1997 年,贾法·帕纳西拍摄了第二部影片《谁能带我回家》,该片又为他赢得了卢卡诺影展金豹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谁能带我回家》选择了在《白气球》中饰演主角娜西亚的小女孩米娜,在影片中扮演一个手臂受伤、因为母亲迟迟未接她而独自踏上了回家路途的小学生。影片的前半部以纪实的风格,向我们展现了米娜在回家途中所遭遇的一切。然而影片拍摄到一半的时候,米娜突然拆下手臂上的假石膏,扔下书包说:“我不演了!”于是,另一段真实生活中的历险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如同该片的中文译名《谁能带我回家》和英文译名The Mirror 一样,这两个译名从不同层面诠释了影片的主题。“镜子”寓意了两个世界的存在,这两个世界既相像又有区别。而“谁能带我回家”则反映了帕纳西对家庭这种承载个人世界的空间之缺失的呼吁。影片《谁能带我回家》可以说是帕纳西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个人化影片。该片一改阿巴斯半纪实的影片风格,而是彻底运用纪实化的表达方式,对于阿巴斯所关注的如何捕捉生活真相的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而阿巴斯所提倡的即兴拍摄的方式,在这部片中彻底越过了虚构的界限,成为对真实生活的客观记录。影片的前后两部分互为镜像,将虚构的戏剧情节和由此生发出来的真实的生活场景巧妙地拼接在一起,使观众得以在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中,去发现生活的真实本质。影片在形式上的革新意识,既可视为对阿巴斯式的电影风格的戏仿和颠覆,也蕴含着作者对于电影的虚幻和真实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继影片《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后,贾法·帕纳西开始尝试更多的电影题材以及更为广泛的叙事视角。他于2000 年拍摄的影片《生命的圆圈》,是一部充满宿命论调和隐喻气质的女性电影。正是这部电影,为贾法·帕纳西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国际级导演的地位[7]。影片《生命的圆圈》由七位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女性及她们的人生片段构成,并用戏剧化的表现方式将这些人生片段集中在一天的时间跨度之内。通过截取不同女囚犯的生命片段,来呈现伊朗女性艰难的生活处境和来自社会、宗教、道德、男权、家庭等方面的压力。在影片中,每一位女性都为逃脱这个“生命的圆圈”而辗转挣扎,开拓新的人生。其中做得最彻底的,便是那位为了掩饰过去,与一切家人和旧友都断绝了来往的女护士艾尔,但在影片的最后,每个人的努力都落空了,她们又重回到收容所,回归到原有的身份之中。而影片中,最后那段收容所监室内的情节,也具有某种浓郁的象征色彩,它隐喻着在这个严苛的社会环境之下,女犯们忍受的屈辱和迫害无处不在,尽管已被释放,她们依然生活在命运的监室之中。而这些女犯们为何会进入监狱开始一段“犯禁”的人生呢?影片没有做出更多阐释,只是用那位不曾露面的产妇苏玛兹·高拉米的命运,来给予人们强烈的暗示。苏玛兹·高拉米刚经历了痛苦的分娩,就因为孩子的性别遭到被夫家遗弃的命运。而在影片的结尾处,这位被遗弃的可怜女人也已经沦落为新的女犯,开始了一段犯禁的人生。导演似乎用苏玛兹·高拉米的命运暗示着,那些曾经“犯禁”的女性,多少都是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压制、歧视而成为遭受不公平命运的受害者。(www.xing528.com)
2003 年,贾法创作的影片《深红的金子》,以批判的态度对伊朗社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该片不仅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也再一次使贾法·帕纳西成为话题人物。
2006 年,贾法拍摄的影片《越位》(又名《越位女球迷》),再次将镜头对准伊朗女性,通过一场球赛中几个特殊的女球迷,来反映伊朗女性生活的艰难与困境。同样以“犯禁”的女性作为电影表现的主题,影片《越位》以球赛这个充满男性象征的运动作为背景,将球赛现场“犯禁”的女性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强大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笑中含泪的故事。
2010 年以后,贾法分别拍摄了影片《这不是一部电影》《闭幕》和《出租车》。这三部影片分别创作于贾法·帕纳西被圈禁之后,并无一例外地讲述了帕纳西被当局判刑前后的生活状态和心境。
2018 年5 月,贾法·帕纳西创作了影片《三张面孔》。该片不仅在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广受好评,还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与贾法·帕纳西于2015 年拍摄的影片《出租车》相同,影片《三张面孔》同样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呈现了一个谎言与真实交织的故事。故事的起因是帕纳西收到了一条来自偏远山区的少女的视频信息。信息的内容是少女想成为像伊朗著名女演员纳兹·贾法里一样的演员,但家人不同意,还诱骗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走投无路之下,少女决定自杀,并把上吊的画面发给了帕纳西,请求他转交给自己崇拜的女演员纳兹·贾法里。被负疚感折磨的贾法里抛下整个剧组,请求帕纳西陪她前往少女的故乡,探寻视频内容的真假。最终,谜底揭晓,贾法里因为自己上当受骗勃然大怒,但在知晓少女的谎言并非有意,而是为了把贾法里引来探望一位隐居在此、不为世俗所容的女艺术家后,三个女性把导演关在屋外,度过了愉快的一晚。影片通过三位女性(即片名中的“三张面孔”)的故事,反映出不同时代里女性的不同境遇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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