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导演及其电影的共同价值：现象与文化景观

伊朗电影作为世界民族电影的重要代表，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一直保留着伊朗本民族的文化印记和价值观念。而伊朗电影所映射出的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正是伊朗电影民族化的本质和核心。纵观伊朗电影史，无论是伊朗第一代导演梅赫朱依，还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第四代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他们都以独特的艺术品格，创作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人文内涵的电影，给伊朗电影和世界电影带来新气息。

然而，这种人文观念所折射出的共同价值，正是伊朗电影独立于世界影坛的重要原因。在伊朗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纪实化的风格和写实的手法。这种直面生活本质的表达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朗导演们普遍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较之世界其他民族的电影，伊朗电影人更为关注本民族的生存状态以及个体命运的沉浮。对于普通市民阶层的关注，甚至是对于底层人群、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也使得伊朗电影呈现出深刻的人文内涵和厚重的主题思想，使得伊朗电影的意蕴更加丰富。

伊朗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战争”和“贫困”几乎成为外界对伊朗最深的印象，尽管这种印象是片面而有失客观的。然而，伊朗电影的崛起却让我们从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人的摄像机里看到了伊朗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伊朗电影中所反映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发展的要求，对人的权力、尊严和情感的尊重与关爱，它关注个体生命价值，重视对人的道德良心、个性情感的维护与守望，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张扬自由生命本性。而伊朗电影人正是秉承这样的人文观念，从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和平凡的事件中追求生命的价值，从被忽略的人群中寻找意义、尊严与美感。

而这种人文精神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则是伊朗电影中观照真实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态度。伊朗电影中这种观照真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的态度，更具象的表现则是电影人关照底层人群、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念。

对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的展现，一直是伊朗电影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导演贾法·帕纳西的影片《深红的金子》，则用悲剧的故事和宿命的观点展现了身处底层的侯赛因，无论怎么挣扎最终都逃不出毁灭和被吞噬的命运。《深红的金子》讲述了身处底层的退役士兵侯赛因，在生活的打击和践踏下，最终选择抢劫珠宝店并举枪自杀的故事。影片用批判的眼光展现了伊朗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底层青年侯赛因的精神世界。如同骆驼祥子一样勤恳工作的侯赛因，在生活的践踏之下，选择接受残酷的生活，并最终走向毁灭。该片是伊朗最负盛誉的电影导演之一贾法·帕纳西的作品，也是其具有批判意义的重要佳作。贾法·帕纳西是伊朗最具批判意识的电影导演，也是屡次受到伊朗政府限制，甚至制裁的电影人。他的电影总是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和批判意识，他能够深入思考伊朗社会的问题，并用影像的方式，揭开伊朗社会的伤疤。

伊朗电影的取材多来源于现实生活，这种呈现真实伊朗的精神，一直是伊朗电影人所坚守的执着品质。通过这些电影镜头，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从乡村到城市、从内陆到边境、从伊朗到伊斯兰国家的现实生活和情感焦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体会到伊朗导演强烈的人文关怀与人本主义精神。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妇女和儿童作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和家庭之中，有时无法获得足够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正是源于对弱势群体的人本主义关怀，伊朗电影导演经常对妇女和儿童投来深情的注视，由此，也使得伊朗儿童电影蜚声海外，广受赞誉。阿巴斯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通过讲述小学生默罕默德翻山越岭去寻找小伙伴的家，给小伙伴归还拿错的作业本的故事，展现了孩子的纯真、执着和善良，而相较之下，则反衬出成人的冷漠、守旧和复杂。这种通过孩子的视角反观成人世界的表达方式，一直是伊朗电影人不断承袭的传统。马基德的电影《天堂的孩子》则讲述了生活在城市的一对贫困兄妹，因为丢失了鞋子，不得不轮流穿鞋子上学的故事。马基德以温情的目光注视着孩子们为梦想而挣扎努力的过程，片中的主角虽然是孩子，但影片的镜头也使我们看见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儿童电影是伊朗电影出口的重要类型片，然而，除了展现孩子们单纯、善良的内心世界，以及平静的现实生活，伊朗电影还试图阐释和表现战争对于儿童生活和心灵的影响与伤害。伊朗导演巴赫曼·戈巴迪的影片《醉马时刻》和《乌龟也会飞》，则展现了两伊边境的库尔德地区，孩子们艰辛的生活状态和残酷冰冷的生存环境。(www.xing528.com)

相较于儿童电影丰富的产量与良好的口碑，伊朗的女性电影则显得更为孤寂和落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作为和儿童一样的弱势群体，往往需要承担来自宗教、男权、道德等多方面的压力。生活的不易与缺位的话语权，使得伊朗女性一直不能成为大荧幕的主角。尽管如此，有勇气的伊朗导演，依然将他们的目光移向了女性群体，并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伊朗女性的生命历程。这些女性电影的代表作品包括《生命的圆圈》《女人花》《女人三部曲》《坎大哈》《下午五点》等。这些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生命的圆圈》。该片成功地塑造出八九个先后蹲过监狱的女性，如：渴望回到故乡的拉各斯，未婚先孕被父亲和哥哥抛弃的伯利，抛弃孩子的母亲，堕落沉沦的妓女，隐瞒自己过往来维持幸福的医院护士艾尔等。该片用一种隐喻和宿命的论调，展现了在多重压力之下女性悲剧的命运和不幸的生活。影片《生命的圆圈》中的女性，虽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却面临着共同的悲剧命运，而她们本应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美好的情感，都因不同的原因被冷酷的世俗规则所扼杀。影片通过对女性群体的集中展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伊朗电影人对于自己民族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信仰的反思。

阿巴斯的影片《生生长流》和《樱桃的滋味》，则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展现了伊朗人对于生命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生死观。影片《生生长流》通过父亲带儿子到灾区找小演员的所见所闻，让人们看到伊朗人在天灾面前宁静、坚韧、乐观的品格。影片中的孩子们和地震前一样，依旧玩蚱蜢，年轻人也照旧结婚并组建家庭，大家都像往常一样收看世界杯足球赛，在废墟的家园之上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的表征，正是伊朗人对生命、对自身价值执着的体现，也是伊斯兰信仰的影射。而影片《樱桃的滋味》则通过中年男子不断找寻帮助自己自杀后掩埋尸体的帮手这一过程，来展现伊朗人生命的哲学。该片形而上地审视了人们的生死观，并企图透过人们自悟的过程来回答关于生命的终极问题。影片中，中年男人在先后与库尔德士兵、神学院学生、老者的对话中，终于抵达某种超越生死的彼岸，从而重获平静与安宁。

虔诚、坚忍、克己、亲爱友邻是伊朗人崇尚的品质，也是伊朗电影试图传达出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伊朗传统的伦理文化当中，这些优良的品质是值得推崇和赞扬的，也是塑造伊朗形象的重要推手。正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使得伊朗电影呈现出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文化景观与现象。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是透过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传达给观众的。阿巴斯用长镜头的手法，使我们体会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默罕默德执着地往返于两个村落之间的坚毅和善良，影片《女人花》则展现出女主人公的隐忍克己，而影片《白气球》中的老妪和阿富汗少年，则使我们看到善良的人性之光。这些反映在电影中的美好的精神，既是导演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也是普通人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想要保留和坚守的美好品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伊朗现代性的过程也伴随着许多冲突，而这些冲突最根本的症结来源于传统伦理道德受到的威胁与挑战。影片《谁能带我回家》中，广场上休息的老年人不住地对别人抱怨他的儿子和媳妇不愿意让他照顾六岁的孙子，怕她的乡音影响孩子。这种年轻人的处事方式脱离了传统的轨道，让这位母亲十分困惑。影片《天堂的颜色》通过大量对比的方式，讲述了为了续弦的父亲强行将儿子送去做木匠学徒，导致祖母在寻找盲童孙子的途中淋雨而丧命的情节。影片通过儿童、成人、老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出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的冲突。影片通过塑造纯洁、善良、热爱生命的盲童和自私、冷漠的父亲来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以展现伊朗人真实的生活困境。尽管如此，影片还是倾注了导演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美好希望，在结局部分，父亲痛苦地怀抱着被山洪冲走的儿子时，一只手在阳光下慢慢颤动，这样别具匠心的设计，不仅隐喻着人性的复苏，还彰显着伊朗电影关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一直是伊朗电影不变的主题。在这个宏大的主题之下，伊朗电影人不断地对伊朗电影倾注本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使得伊朗电影成为民族电影的代表。而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则表现为伊朗电影人对于底层人群、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关注和悲悯。对伊朗电影人来说，对于本民族不同阶层，尤其是底层阶级的关注，既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一种对于人本精神的肯定和赞许。对于人的生存发展的要求，对人的权力、尊严和情感的尊重与关爱，就是对这种人本精神的阐释和扩展。在伊朗电影导演的镜像世界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伊朗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这种关注现实社会、关注真实伊朗的精神，也是贯穿伊朗电影创作始终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