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和保守的社会文化使得电影的表现内容略显单一与乏味，但也有不少电影导演敢于将伊朗的社会风貌和现实困境用隐喻与符号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儿童、女性都属于社会的弱势层级，他们在宗教、男权以及伦理道德的重重压力之下艰难地生活着。尽管儿童和女性都属于弱势的一方，但儿童的命运是一面镜子，而女性则承受更多社会的禁忌。儿童的世界可以折射出人性的善与恶，让人们了解伊朗的人情世态与风俗习惯，而女性个体的命运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她们的命运如同那被宽大的罩袍裹挟着的身体一般，被家族的男性长辈所左右、控制甚至肆意支配[6]。尽管如此，一些具有勇气和批判意识的导演依然将摄像机对准了这些女性。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生命的圆圈》和《越位》，都试图通过一种宿命论和隐喻的方式呈现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的困境。影片《生命的圆圈》先后讲述了几个不同的女性及她们面对的困境。渴望回到故乡的女孩、未婚先孕被父亲及哥哥抛弃的女孩、抛弃孩子的母亲、堕落沉沦的妓女、隐瞒自己身世维持幸福的女护士，这些个体不同的命运，最终都有一个宿命一般的终点。导演贾法·帕纳西用批判的眼光和宿命论的基调展现了男权伦理下女性悲剧的命运，并通过女性悲剧的命运反思自己民族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信仰。而影片《越位》，则更为大胆地描述了几个企图混进球场观看球赛的女孩子的故事。相较《生命的圆圈》，影片《越位》更为直白和简单，没有了宿命论般的结局和隐喻性的人物设置，影片《越位》第一次关注和要求女性的权力。在伊朗社会，这样的呐喊和宣誓是需要相当的胆识和气魄的。
除此之外，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影片《苹果》，也试图用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将摄像机对准一对被父亲禁锢多年的姐妹。该片讲述了一个在我们看来近乎残忍但却真实存在的故事：一对小姐妹因为父权的压迫，从未走出家门，而这一切都源于她们的父亲认为，女孩像花朵，放在太阳底下会枯萎。于是，父亲用一种貌似善良的理由，将姐妹俩圈禁在自家的小院里。如同第一次品尝苹果的滋味一样，姐妹俩最终走出了小院，肆意地在街道上体验了本该有的欢乐时光。影片导演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个真实但却残酷的故事。她以女性导演特有的视点，记录了姐妹俩的状态，并为影片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片名——《苹果》。
同样是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切，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则是将摄像机对准了伊朗高知女性及其在家庭中所处的困境。纳德和西敏本来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然而就留在伊朗照顾纳德的父亲还是选择来之不易的移民机会这一问题，夫妻双方产生了分歧，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矛盾。该片并没有选择倾向于双方中的任意一方，只是通过客观的记录，展现了这个中产家庭面临的困扰。影片通过线性叙事的方式，并引入了来自底层阶级的钟点工瑞茨，让纳德在争执中推搡了瑞茨，由此引发了两个家庭、两种阶层之间的矛盾。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利用内向化的叙事手段，将伊朗社会真实存在的两种阶级矛盾具象地反映在两个家庭之间。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可以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呈现伊朗社会真实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伊朗城市中产家庭的困惑呈现给更多的外国观众。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处理方式，也使得该片成为伊朗影史上首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该片的叙事元素以及地域特征都是伊朗本土化的真实写照，而影片反映的家庭困境则是各国影迷都可以体会的、相通的情感。正是这种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叙事策略，使得伊朗电影被更多的海外影迷所接受。
马基德·马基迪的影片《天堂的孩子》和巴赫曼·戈巴迪的影片《醉马时刻》《乌龟也会飞》，则是通过儿童这面镜子，折射出伊朗人追求纯粹美好生活的愿景。尽管马基德的影片《天堂的孩子》和巴赫曼·戈巴迪的两部影片，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诠释了伊朗人对于美好幸福的追求，但两位导演都通过孩子的视角，间接地观照着伊朗社会的现实状况。《天堂的孩子》塑造了一对善良、纯真的兄妹，并通过线性的叙事引出了孩子们为一双小鞋子做出的努力。通过孩子的行为，折射出伊朗人所追求的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而巴赫曼·戈巴迪的两部影片《醉马时刻》和《乌龟也会飞》，则将焦点对准了承受着生活重压和苦难的库尔德少年。两部影片都通过孩子们的生存状况，反映出了库尔德地区真实而残酷的现实状况，但两部影片都通过孩子们努力、坚忍的生活态度，反映出了库尔德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尽管真实的库尔德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定的情绪，但导演通过艺术化的映射，使得观众透过孩子们的世界体会到积极的生活态度。
儿童和女性一直是伊朗社会的弱势群体，伊朗电影导演们通过隐喻和符号化的处理方式，将镜头对准孩子和女性这两个群体，并通过展现他们个体命运的变化，来反思现实生活对于她们的禁锢与束缚。对于儿童而言，导演们更多地以他们的个人特质为基础将他们设置成反射成人世界的镜子，观众通过照镜子，可以反观伊朗社会的现实风貌与困境。对于女性而言，导演们则倾注了更多个人化的情感以及怜悯之心，他们企图通过阐述女性的悲剧命运来反思男权文化与道德信仰对女性施加的压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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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兰育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朗电影突围之路》，载《电影文学》，2014年第8期。
[2]李保平：《伊朗电影：禁忌中的天堂》，载《艺术广角》，2002年第3期。
[3]林国淑、余佳丽：《“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伊朗电影》，载《电影评介》，2008 年第5期。
[4]李保平：《伊朗电影：禁忌中的天堂》，载《艺术广角》，2002年第3期。
[5]王振容：《伊朗人 伊朗特性 伊朗外交》，载《世界知识》，2007年第8期。
[6]周安华：《当代电影新势力 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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