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新电影及导演研究：影片内容的传统与制度影响

20 世纪90 年代，伊朗电影以其质朴、清新的影像风格，开始频获国际大奖。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对伊朗电影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然而，伊朗电影的发展并非始于自由意志的选择，相反，是基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与宗教文化限制。目前，伊朗的电影审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剧本必须通过审查；第二，申报演员和剧组人员名单，申请拍摄许可；第三，完成后的样片送审，来决定影片的命运，是通过、要修改还是被禁；第四，导演制片人申报银幕许可，影片被分为A、B、C 三级以决定电影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方式^[3]。除了严格烦琐的审查流程，伊朗电影也从未摆脱尴尬的审查困境，伊朗电影里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男女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会使人们与宗教形象相联系）；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喜欢集体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区，如果愿意尝试，结果也只是被迫删改的命运”。^[4]

这些烦琐而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使得伊朗电影人不得不找到突破与出口。这也使得儿童电影成为伊朗电影人共同的选择。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87 年拍摄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我们可以看到蓄势待发的伊朗儿童电影已经初具规模。该片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用简单的叙事情节，将寻找同学的家的行为反复呈现出来，并折射出在孩子的世界里信守承诺这种看似简单而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的品质及其可贵性。影片多次运用孩子的纯真、执着和成人的冷漠、守旧，来形成对比的叙事效果，并企图在平淡的故事中挖掘纯净、善良的人性之光。

如果说阿巴斯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仅仅只是伊朗儿童电影的序幕，那么真正将伊朗儿童电影推向巅峰的则是伊朗第三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马基德·马基迪。马基德·马基迪最为中国影迷所熟知的作品是1997 年创作的《天堂的孩子》（又名《小鞋子》）。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城市底层家庭中的一对兄妹，在丢失鞋子后，为了不加重父母的负担而轮流换穿一双鞋子上学的故事。该片用一波三折的方式，将一个简单的故事表现得动人而具有戏剧魅力。影片在简单的故事中埋伏了许多机巧，并不断地整理出新的戏剧冲突，将观众一次次地置于期待与希望中，并以此完成影片的叙事。从一开始兄妹俩每天互换鞋子奔跑在街道上，到妹妹发现了同学脚上穿着自己的鞋子，再到兄妹俩发现同学的家庭环境远比自己的处境更糟糕，这对小兄妹展现出的善良、坚强的品质，无不让观众感受到孩子身上的光芒以及他们带来的温暖。导演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给予观众希望并让观众一直有所期待的方式，延续故事的脉络。父亲去城里打短工可以挣钱给妹妹买鞋的希望，似乎又是导演刻意为之的戏剧冲突。然而，父亲不幸摔伤，使得兄妹俩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从而引出影片最终设计的桥段，哥哥通过赛跑赢得鞋子，再次给予观众希望。该片也在哥哥冲向终点的一组慢放镜头和犹如鼓点的心跳声中走向高潮。马基德·马基迪的影片《天堂的孩子》最为成功的一点是将成人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美好、单纯的愿景，倾注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孩子身上。通过孩子纯净的特质反衬出成人世界的复杂和污浊。

除此之外，马基德·马基迪的影片《继父》和《天堂的颜色》也是伊朗儿童电影的经典范本。两部影片虽然都讲述了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故事，但却塑造了相反的父子形象。影片《继父》通过父亲追寻孩子的线索，将故事铺展开来，把继父与孩子之间情感的微妙变化展现得细腻生动。用娓娓道来的镜头语言，讲述了继父和儿子在旅途中感情的变化与交汇。正如霍建起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一样，影片《继父》最为成功的地方便是将父子之间情感的变化融入路途之中，使观众产生共鸣。而影片《天堂的颜色》则通过盲童和父亲的形象产生的对比效果，以表现盲童的纯净、可爱和父亲的自私、冷漠。影片中父亲和盲童的形象，恰好契合了伊朗电影现实的困境与理想的美好，父亲冷漠自私的态度恰似成人社会中残酷的现实困境，而盲童对于家人的温情与爱，也正是导演心底里的美好愿景。(www.xing528.com)

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白气球》也是伊朗儿童电影的代表作品，影片同样采用了线性叙事的方式，通过小女孩买金鱼这件事，将街头卖艺的人、士兵以及卖气球的男孩子等一系列人物串联起来。贾法·帕纳西的影片《白气球》并没有马基德·马基迪电影中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矛盾、对比的效果，而是以小女孩买金鱼为线索，将一群善良的人串联起来，最终呈现出美好的结局。

相较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所营造的静谧、纯净的乡村生活和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煽情、感人的叙事情节及贾法·帕纳西质朴、清新的叙事情绪而言，巴赫曼·戈巴迪的影片则更具震撼力和批判性。影片《醉马时刻》和《乌龟也会飞》都讲述了库尔德少年别样的童年以及坚忍勇敢的品质。巴赫曼·戈巴迪通过讲述库尔德少年承受的苦难和艰辛的生活，反映了孩子身上坚忍、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成人世界的残酷和战争。和所有伊朗导演一样，孩子也是巴赫曼·戈巴迪偏爱的主角，他似乎更愿意用这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符号，去淡化现实生活的真实和残酷。

独特的宗教文化与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似乎束缚并限制了伊朗电影可以表现的内容与题材，然而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则会发现，正是由于诸多的限制与禁忌才成就了伊朗电影今天的调性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