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新电影浪潮：现象与文化景观

20 世纪70 年代末，伊朗社会经历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对伊朗国内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还影响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动向。这段风云动荡的年代，不仅反映在伊朗众多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还反映在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及其年代背景之中。伊朗著名的漫画小说家玛嘉·莎塔碧就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出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在漫画中，玛嘉以同名女主角的视角，展现了伊朗社会所经历的风云变迁。伊朗电影业作为伊朗文化艺术成员中的重要一员，当然也经历了伊斯兰革命及其带来的影响。

伊斯兰革命发生前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西方电影思潮及文化的影响，伊朗电影也掀起了“新浪潮”运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电影运动，1959 年首先起始于法国，并在1962 年形成高潮。“新浪潮”电影的干将们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并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他们反对依靠巨额投资、大牌明星、资深导演和人工布景等手段制作出来的“优质电影”。他们推崇“作者电影”的理念，认为电影如同写作一般，是个人化、原创性的行为。由此，“新浪潮”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手段与形式，还传播扩散了现代主义电影思潮。在这样的气氛与环境之下，伊朗电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

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发轫之作是1969 年创作的两部电影《凯撒》和《奶牛》。导演马萨德·基米亚依的电影《凯撒》和达鲁西·梅赫朱依的电影《奶牛》，都在展现现实社会和真实民风的基础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艰辛。尤其是梅赫朱依的电影《奶牛》，讲述的故事是，贫困的村子里唯一一头奶牛神秘死去后，主人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并精神失常。该片不仅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奖项，还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伊朗电影的关注。然而，该片对伊朗农村的负面表现一开始并未通过政府的放映许可，直到影片在海外获奖，才得以解禁。这位20 岁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电影的伊朗导演，后来又陆续创作出《天真先生》《邮差》以及《循环》。20 世纪80 年代，梅赫朱依拍摄了《兰波故土之旅》《房客》和《什拉克》等重要的电影。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达鲁西·梅赫朱依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知识分子和女性身上，拍摄了《大月》《梨子树》等反映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和困惑的电影。与此同时，达鲁西·梅赫朱依还拍摄了《班奴》《莎拉》《帕丽》《蕾拉》等一系列女性电影。

伊朗新浪潮电影运动，可以说是伊朗电影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新浪潮运动得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愈发宽松的社会风气所带来的文化积累和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巴列维国王相信自己的政权固若金汤，并允许电影人对社会问题进行适当的批判。与此同时，从1963 年成立德黑兰戏剧艺术学院以来，伊朗先后成立了许多艺术类院校。这不仅为伊朗电影界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还为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学院派学生及年轻一代的电影制作人，都对伊朗电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0 世纪70 年代中期，电影学院的学生和电影爱好者成立了名为“自由电影”的组织，并拍摄8毫米实验短片。随后，这类活动还在伊朗国内流行开来，影响广泛。年轻人激情澎湃地创办了自己的电影节并与国家电视台合作。至今，依然对年轻电影人提供许多帮助的组织是“儿童及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该协会是巴列维王后的密友创办的，是一个聘请艺术家来教授青少年文化知识和艺术知识的教育机构。从1969 年起，在后来蜚声国际的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等人的组织下，协会成立了电影分部。电影分部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加入，其中就包括许多曾经为协会工作过的优秀导演，如巴赫拉姆·拜札、阿米尔·纳德利、礼萨·阿兰札德和梭罗·沙希·撒勒斯等。该协会不仅培养、成就了许多伊朗导演，还投资、扶持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电影。阿巴斯的处女作《面包和小巷》正是该协会投资、赞助的第一部作品。1973 年，伊朗新浪潮电影中脱颖而出的导演阿米尔·纳德利拍摄了他早期的写实主义电影《千钧一发》。1974年，另一位著名的“新浪潮”导演巴赫拉姆·拜札拍摄了《陌生人和雾》。(www.xing528.com)

尽管“新浪潮”电影如火如荼地在伊朗开展着，但其产出的艺术电影却难逃叫好不叫座的命运。对这些“新浪潮”电影感兴趣的始终只是伊朗国内极少的影迷和国外的影评人。正如研究电影的学者洛·阿姆斯所说：“这些年轻导演给伊朗电影带来了国际声誉，在国内却吸引不了多少观众。”^[7]除此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好莱坞和宝莱坞的双重夹击之下，伊朗本土电影已经出现减产、萎缩的情况。而声势浩大的“新浪潮”电影以批判的态度反映的现实问题和落后农村，也使得政府不愿意支持和放映这类电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本土电影的萎靡。这一时期，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世俗文化泛滥的时代，纯娱乐的商业电影和符合王朝自身政治需要的电影得到发展和支持。这也直接导致了像阿米尔·纳德利和达鲁西·梅赫朱依这样重要的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必须屈居于巴列维王朝的电影“精英”的作品之后。^[8]

1979 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对于伊朗电影生态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巴列维时代的电影被认为是陈旧和过时的标志。严苛的文化环境与危险的政治生态，使得一部分导演选择离开伊朗，而留下来的电影人，则不得不面对严格的宗教规定和苛责的道德法令审查，一些导演不得不拍摄“官方要求的电影”以维持生计。面对这样的环境，许多电影公司和电影院都悄然消失。尽管如此，伊朗电影还是在逼仄的环境中创造出了更多的奇迹。就在伊斯兰革命结束后一年，伊拉克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共制作了约56 部故事片，其中大多数都为官方制作，旨在描述战斗和军事行动，另外还有许多民间创作的故事片。这其中以两伊战争为题材的第一部电影，则是1981年民间制作的影片《边界》。不论官方制作还是民间创作，在这些讲述两伊战争的故事片中，导演们都将眼光对准了战争中的普通大众，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影片描述了战争对社会以及人们的精神所带来的冲击^[9]。1983 年制作的影片《爱人的领地》，以及1987 年的波斯语影片《等待之屋》，都将镜头聚焦于战争中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个体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可以说，从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电影主要由三种主题电影构成，一类是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一类是比较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第三类是伊朗自成一派并受到国际认可的儿童电影。1984 年，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的成立，使得伊朗的电影艺术得到恢复。法拉比电影节不仅使得一些重要的电影导演如马萨德·基米亚依、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达鲁希·梅赫朱依等重新开始了职业生涯，也帮助伊朗电影广泛参与国际电影节。据统计，到1990 年，伊朗共有230 部影片在78个国际电影节上映，并获得11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