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电影诞生时的大众口味及市井气质，伊朗电影从一开始就具有皇家专享的烙印。第一个从比利时奥斯滕德的花会上将电影带回伊朗的宫廷摄影师名叫米扎·易卜拉欣·汗·阿喀斯巴斯。这名伊朗宫廷摄影师在1900 年8 月18 日，第一次透过电影摄影机看到了世界。随后，他又奉命拍摄了一部以国王为主角、反映宫廷生活的影片。就这样，带着贵族专享的胎记，伊朗开启了它的电影之旅。
也是在1900 年，用以传播天主教教义的电影院在伊朗的大不里士（Tabriz）正式开张[3]。四年后，一名叫易卜拉欣·汗·萨哈夫巴什的德黑兰人，从欧洲带回了爱迪生的电影放映机，并在自家古董店的后院放映。1905 年，易卜拉欣·汗·萨哈夫巴什在德黑兰开办了全国第一家面向大众的商业性电影院。这家影院不仅为伊朗影迷提供了欣赏外来电影的场所，更是将全新的、未知的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展现在伊朗人面前。然而，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不但使人们的面容和身体公然呈现在荧幕上，而且还将此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4]。在伊朗传统的宗教与文化体系下，这是应该被禁止的。正是因为种种政治、宗教以及文化的因素，萨哈夫巴什的影院不到一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他也因此被流放边疆。
伊朗电影虽然始于贵族阶级的猎奇心理，但它并未真正被伊朗主流观念所接受。主导伊朗电影发展的，几乎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挤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索罗亚斯德教徒。也正是因此，伊朗电影从一开始就在寻找，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寻找发展的机会，寻找未来的道路。
伊朗电影早期的发展离不开三位电影人的贡献，他们是：奥瓦尼斯·奥哈尼安，易卜拉欣·莫拉蒂以及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
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奥瓦尼斯·奥哈尼安，曾创作出伊朗最早的两部故事长片《阿比和拉比》和《电影演员哈吉·阿加》。影片《阿比和拉比》虽然完全照搬丹麦电影组合帕特和帕特森的喜剧模式，但却受到了伊朗观众和影评人的好评。与此同时，这种喜剧加冒险的风格，也成为日后伊朗商业电影的流行模式。曾经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系统学习过电影制作的奥瓦尼斯·奥哈尼安，既是伊朗早期电影重要的导演和先驱者，也是最早开办电影学校，开启电影教育的先行者。他的第一部电影《阿比和拉比》，就是在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和几个剧院老板的资助下拍摄完成的。1932 年，他又拍摄了第二部影片《电影演员哈吉·阿加》，该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哈吉·阿加的电影反对者，由厌恶、反对电影到爱上电影，并最终成为电影演员的故事。该片是伊朗现今保存完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同时，片中的演员也是奥瓦尼斯·奥哈尼安所创办的电影学院的学生。
伊朗早期电影的另一位重要导演是易卜拉欣·莫拉蒂，他曾经是活跃于伊朗北部的游击队员，曾旅居俄罗斯，并在那里学习电影技术。1929 年，他在港口城市班达·安扎利建立制片厂。两年后，在他自己的电影制片厂中，易卜拉欣·莫拉蒂拍摄了一部剧情长片《兄弟恩仇》（又名《灵与肉》），但因资金问题，影片并未上映。1934年，莫拉蒂又制作了另一部剧情长片《贪婪》。该片一上映就广受赞誉，好评如潮。这部影片是二战结束前，伊朗本土完成的最后一部剧情长片[5]。
除了上述两位重要的伊朗电影人，旅居印度的侨民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也是伊朗早期电影的重要导演。他1907年出生于德黑兰，1920 年前往印度学习古波斯语和历史。在印度学习期间，他的导师鼓励他尝试电影这种新媒介，并将他引荐给客居孟买的帕西人阿尔达希尔·伊拉尼。这位印度皇家电影公司的经理，不但给予了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拍摄资金，还和他合作完成了电影《鲁尔姑娘》。这部由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编剧，阿尔达希尔·伊拉尼执导的电影，极其成功，在伊朗连映超过两年。由于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的出色表现，印度皇家电影公司连续投资他拍摄了《希林与法尔哈德》（1934）、《菲尔多西》（1934）、《黑眼睛》（1936）、《雷莉与马杰农》（1937）。不难看出，这位旅居印度的学者，将其全部的注意力倾注于赞颂辉煌的古波斯文明，并表现出对伊朗的深深眷恋与乐观自信。(www.xing528.com)
伊朗早期电影虽然起步于皇家，但却无意识地满足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娱乐需求与文化享受，并很快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劳动力自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因此，这些新兴的伊朗电影在主题上也体现出了从中世纪的传统伦理向中产阶级道德观念转变的趋势。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大都是城市居民、富有革命精神的年轻知识分子、商业资本家、中产阶级、军人等，甚至有少数是敢于出入公众场合的女人。
二战爆发后，盟军占领了伊朗。由此，伊朗的电影产业遭到了严重影响。在占领期间，盟军大肆倾销西方文化，所有的电影院都播放着盟军的宣传片。1942 年，美军进驻伊朗。由此，好莱坞电影裹挟着西方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进入伊朗，伊朗电影也因此进入漫长的冬眠期。在此期间，伊朗电影几乎停产，而维持伊朗电影业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电影译制行业。伊朗民众中文盲的比例极高，这致使阅读电影字幕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好莱坞电影强大的来势之下，伊朗电影发行商主要是通过电影配音获利。1943—1965 年，伊朗成立了许多配音工作室，这一方面使得伊朗的配音行业高度发展，并使其成为这一领域的输出大国，另一方面，也使得伊朗电影的同期录音水平相对滞后。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伊朗电影圈依然涌现出了优秀的电影导演和重要的电影作品。1947 年，在德国UFA 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伊斯梅尔·库尚，不仅在伊朗建立了影业公司，还带着两部在伊斯坦布尔配过波斯语的电影在伊朗国内放映。这两部影片大获全胜，致使其在1948年制作了影片《生活的漩涡》。尽管这部影片在票房上非常失败，但却没有打击库尚的信心。库尚于1949 年执导并制作影片《酋长的俘虏》，获得不俗的成绩。1950年，他又制作影片《春天的魅力》。此后，他陆续创作出《羞愧》《母亲》《偷情》《魔术师》等影片，为伊朗本土电影的复苏做出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莫森·巴迪的影片《流浪汉》（1952），以及曾经在库尚手下工作过的西马克·亚萨米制作的影片《国王的宝藏》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与广泛的赞誉。1956 年上映的伊朗电影《地狱里的宴会》，更是在1958 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的提名。这是伊朗电影首次得到外界的关注，也是伊朗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中期，是伊朗电影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电影院、外国影片以及电影制片厂迅速发展。在好莱坞西部片、印度歌舞片及其他外国电影大举进军伊朗影业的同时，伊朗本土的商业电影也迅速繁荣起来。尽管这时的伊朗商业电影迎合了大众的娱乐需求，但其乏善可陈的主题和粗俗低劣的艺术性却饱受诟病。由此，反对传统娱乐电影和嘲讽“jabeli”[6]形象的电影风潮开始流行起来。
第一个向传统的娱乐电影发起挑战的导演是曾经在法国电影资料馆学习过的法拉赫·加法里。他于1958 年拍摄了电影《小城之南》，该片以讽刺的手法，将镜头对准了德黑兰南区的贫民。然而，这部伊朗式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不仅没有赢得穷人的支持，还遭到了富人的抵触，两方都不愿意承认彼此在荧幕中呈现的形象。尽管如此，这位曾经在法国学习、生活过的伊朗电影人，依然给年轻的电影导演带来了一种新的启发与思考。这些年轻的电影人中，尤其以1934 年出生的女导演福露格·法尔赫扎德的成就最大。福露格·法尔赫扎德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位演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福露格，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生局限在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角色中。正因如此，福露格于1955 年和丈夫离婚，并于1959 年去英国留学，专门学习电影制作。学成归国后，福露格拍摄了关于伊朗大不里士的麻风病人生活状况的纪录片《黑房子》。这部仅有20分钟的纪录片，曾入围1963 年的奥伯豪森电影节并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该片不仅是福露格·法尔赫扎德个人重要的电影作品，更是伊朗电影走出国门的重要标志。此外，这一时期的重要电影还包括法拉赫·加法里于1964年导演的影片《驼背之夜》，易卜拉欣·古列斯坦于1965年导演的影片《砖头和镜子》，达乌德·马拉普尔于1968年拍摄的影片《阿胡夫人的丈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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