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五十年曲学,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截至1999年的戏曲学、散曲学、曲艺学和小曲学的整理研究。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学术研究进入了崭新时期。建国最初的十七年,国家和政府对戏曲整理研究十分重视,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马克思主义成为曲学研究的行动指南,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十年,则停滞不前,虽也有不少曲论,却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普遍缺乏学理价值和意义,一些曲学家并未放弃,只是没有发表和出版。1976年后二十三年曲学研究走向繁荣,虽仅二十三年,成绩却超过了以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曲学研究在经历长达十年的停顿后,终于走向正途,显出勃勃生机,学术制度不断健全完备,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给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氛围,使曲学研究获得了良性发展。老一辈曲学家抢救曲学遗产,补充新生力量,恢复研究机构,一批曲学研究生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毕业,成为研究队伍的主力军,在全国古籍整理热潮的推动下,曲学整理研究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宋前戏剧、元杂剧、元散曲、明清杂剧、明清传奇、明清散曲、近代戏曲、现当代戏曲以及曲艺和小曲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研究视野,周贻白、董每戡、赵景深、钱南扬、任中敏、王季思,对当代曲学的开拓和建构,都做出了极其光辉的巨大贡献。除了原创的领域,曲学家还开辟出诸如戏曲考古学、戏曲文物学、戏剧人类学等新领域,它们构成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逐渐改变着曲学研究的格局和走向。曲学研究与考古学、文物学、宗教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特征。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变化。与近现代曲学相比,当代曲学不再是单个力量的角逐,而是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作基础的集体力量的突围,近现代曲学基本没有后备阵容,而当代曲学则培养了自己的梯队,尤其在视野、观念和方法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整体看,当代曲学在曲学文献学和曲学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更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前后互联网的开通和运用,使曲学研究更加便捷和公开,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力度也空前加强,这些都使当代曲学研究,显得比近现代曲学研究更有前景和信心。
从目录学看,当代曲学最完备的目录学著作,是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20世纪50年代初,傅惜华开始编《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专门著录宋金元明清的南北戏曲作家作品,计划分为《宋金元杂剧院本全目》、《宋元戏文全目》、《元代杂剧全目》、《明代杂剧全目》、《明代传奇全目》、《清代杂剧全目》、《清代传奇全目》、《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书目》八编,后来只出版了《元代杂剧全目》(1957)、《明代杂剧全目》(1958)、《明代传奇全目》(1959)、《清代杂剧全目》(1981)。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录晚清戏曲161种,包括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徐调孚编《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收录元杂剧有目可考的剧目500种左右。另外,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收录京剧剧目1300多种,叶德均《曲目钩沉录》收录明清戏曲剧目185种,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要》及续篇著录100多种戏曲作品及论著。除曲学家专门编撰的戏曲目录,一些图书馆还根据自己的收藏特色,编了一批戏曲目录,主要有首都图书馆编《馆藏中国戏曲书刊目录》(1959)、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曲研究院藏书目录·中国戏曲之部》(1958)、中央戏剧学院戏曲史研究室与中国戏剧文学资料室编《中国戏曲剧目类编》(1955)、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戏剧文学资料室编《(中国)歌剧剧本目录》(1957)、浙江图书馆编《馆藏古戏曲书目》(1959)、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昆曲剧目索引汇编》(1960)、中山大学中文系“车王府曲本”整理研究组编《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车王府曲本”编目》(1960)、广西第一图书馆编《广西省第一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典戏曲参考书目》(1957)等。还有港台地区也出版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戏曲目录著作,像罗锦堂《中国戏曲总目汇编》、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陈万鼎《述〈永乐大典〉著录元剧六大家二十三种杂剧》、丁厚基《元杂剧韵检》、金梦华《汲古阁〈六十种曲〉叙录》等[8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曲学目录学取得了更大成绩,代表性著作是1982年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编十三卷,收录1220多位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和无名氏作家的戏文、杂剧、传奇剧目4750馀种。1985年邵曾祺编《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元前期作家作品、元后期作家作品、元末明初作家作品、明嘉靖以前北杂剧作家作品、佚名作者作品五部分,对元明北杂剧总目进行了全面著录和考订。1989年郭精锐、陈伟武、麦耘、仇江编《车王府曲本提要》、1999年郭精锐编《车王府曲本戏剧目录》及2000年仇江、张小莹编《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对车王府曲本目录做了系统整理和著录。199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梁淑安、姚柯夫编《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收录1840年至1919年八十年105位作家的传奇、杂剧作品270种。1997年郭英德编《明清传奇综录》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七卷,搜集到有完整存本的明清传奇剧目1100多种,并对750多种作了详细叙录。199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收录宋元至清道光、咸丰年间的戏曲作品1507种。1997年王森然遗稿、《中国剧目辞典》扩编委员会扩编《中国剧目辞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宋元以来中国古典传统剧目、京剧及部分省市之地方戏剧目15855条。除此之外,尚有不少戏曲目录以单篇论文刊布出来,像赵晋《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报刊发表的戏曲剧作编年》、车锡伦《京剧和地方戏中的聊斋故事戏》、周启付《1840—1919年戏曲剧目辑录》等[82]。随着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地方戏的专题目录著作,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秦腔剧目初考》(1984)收录明清至1982年的秦腔剧目1600多种。艺生、文灿、李斌编《豫剧传统剧目汇释》(1986)收录豫剧剧目900多种。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1989)收录京剧传统剧目与1949—1984年部分新编或改编剧目共计5300馀种。四川省艺术集成志办公室、《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主编《川剧剧目选考》(1989)收录历来在舞台上经常演出且比较有特色的川剧剧目300馀种。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等编《川剧剧目辞典》(1999)共收川剧剧目5892种。还有文忆萱、江沅球、乔德文编《湖南高腔剧目初探》(1983)、梁沛锦编《粤剧剧目通检》(1985)、铁健编《评剧剧目考略》(1985)以及林淳钧、陈历明编《潮剧剧目汇考》(1999)等。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大型目录学著作,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也收录了不少戏曲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96)集部词曲类共收曲类作品、著作提要近700篇,若单独成书,规模与《曲海总目提要》大致相当。王重民编《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下设曲类,收录善本曲学书目100馀种。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1959—1962)集部下设戏曲类,收录戏曲丛书90多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98)集部下设曲类,收录戏曲善本书籍辞目1100多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7)集部曲类收录戏曲书籍700种左右。北京图书馆编《西谛书目》(1963)为郑振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个人藏书,集部下设曲类,分诸宫调、杂剧、传奇、京剧及其他戏曲、散曲、俗曲、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话、曲目等11类,收录戏曲书籍600种左右。
从版本学看,当代曲学的成绩,可从以《西厢记》为代表的五部古典名剧看出来。1954年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同集还影印了刘龙田刻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和明崇祯十二年刊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了明崇祯十二年序刻沈宠绥校《弦索辨讹·北西厢记》。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用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了《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另外,还有汲古阁《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明天启元年刊刻《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北京书店影印新发现《西厢记》残叶以及吴晓铃、王季思、张燕瑾与弥松颐各自校注《西厢记》。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厢记》各种校注本的出版形成了热潮。1970年日本东京大学传田章出版《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对《西厢记》版本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1980年代蒋星煜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西厢记》版本作了系统深入研究[83]。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按照时代顺序对明刊《西厢记》各种版本进行了详细梳理,涉及明刊版本《西厢记》47种。《西厢记》版本是五大名剧研究的热点。关于《琵琶记》,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钞本《蔡伯皆》残卷,是明代嘉靖年间潮州地区艺人搬演《琵琶记》的舞台演出本,也称嘉靖钞本。对《琵琶记》版本的梳理,论文有俞为民《南戏〈琵琶记〉版本及其流变考述》[84],著作有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韩国金英淑著《〈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堪称《琵琶记》版本研究的代表,对《琵琶记》版本系统所谓元本、古本、坊本、时本、明本、明改本、通行本等名称进行了辨析,指出各个名称的涵义,并对《琵琶记》的版本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按照它们的性质和特征,把它们分为古本、通行本和选本三大系统,认为古本《琵琶记》是南戏《琵琶记》,通行本《琵琶记》是传奇《琵琶记》,而选本则是根据演出和阅读需要选编而成,可以说这是对《琵琶记》版本演变最为细致的叙录。关于《牡丹亭》,196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中国文学选读》发表了《牡丹亭》部分场次的英语译文,1980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牡丹亭》英语全译本。1994年中国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光前的英语全译本。1999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陈美林的改译本,同年美国新泽西州海马(Homa Sekey)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严小平的改译本。2000年安德里·莱维(Andre Levy)法文全译本《牡丹亭》在巴黎出版。同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汪榕培英语韵体全译本。新中国成立后,《长生殿》研究,曾一度兴起了热潮,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朔方《长生殿》校注,此本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后来多次修订印行,影响颇大。另外,199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竹村则行、康保成《长生殿笺注》。这一时期《桃花扇》的版本,主要有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梁启超注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1979年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据贵池刘氏暖红室刊本重刊增图校正本,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刘叶秋校注本,此外,《国学基本丛书》、《万有文库》、《集成曲谱》等都选编了《桃花扇》。针对《桃花扇》传奇原刻本问题,宋平生发表了《〈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85],提出《中国版刻图录》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目录所收“康熙刊本”或“康熙戊子刊本”《桃花扇》,其实是清嘉庆重刻本,而真正的原刻本是发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介安堂刻本,它是《桃花扇》诸版本最忠实于原著、版刻最精的善本。曲论方面,以《录鬼簿》版本最多,主要有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马廉《录鬼簿新校注》,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录鬼簿》(外四种),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线装本,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钢校订《校订录鬼簿三种》。另外,王钢发表了《〈录鬼簿〉版本摭谈》[86],对孟称舜刻本的名称、尤贞起钞本的基本情况,及与曹楝亭本的优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一时期曲学校勘学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校点《白兔记》(1959)、隋树森编校《全元散曲》(1964)、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1978)、隋树森校订《类聚名贤乐府群玉》(1982)、刘崇义编校《再生缘》(1982)、江巨荣校点《笔生花》(1984)、黄嘉惠校阅《董解元西厢记》(1984)、李平编校《天雨花》(1984)、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1984)、孟繁树与周传家编校《明清戏曲珍本辑选》(1985)、傅晓航校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1985)、曹方人与周锡山标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1986)、郑荣与袁健校点《十粒金丹》(1986)、刘一禾注与张安全校《燕子笺》(1986)、柯伦校点《孤鸿影》(1987)、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1987)、钟璧苍校订与薛汕整理《金锁鸳鸯珊瑚扇》(1987)、黄强校点《珍珠塔》(1987)、王永宽点校《翡翠园》(1988)、张树英与吴书荫校点《党人碑 琥珀匙》(1988)、张树英与孙崇涛点校《连环记 金印记》(1988)、姜智与李复波校点《红梨记 西楼记》(1988)、黄永堂注《梅花缘》(1988)、凌景埏与谢伯阳校注《诸宫调两种》(1988)、王瑛与吴书荫点校《双忠记 高文举珍珠记》(1988)、蔡毅点校《燕子笺》(1988)、陈稼禾点校《酸甜乐府》(1989)、沈广仁点校《碧山乐府》(1989)、杨权长点校《陈铎散曲》(1989)、翁敏华点校《诚斋乐府》(1989)、邓长风点校《东篱乐府》(1989)、吴书荫与张树英点校《焚香记 偷甲记》(1989)、贺圣遂与林致大点校《关汉卿、白朴、郑光祖散曲》(1989)、汪贤度点校《海浮山堂词稿》(1989)、甘林点校《鹤月瑶笙》(1989)、彭飞点校《江东白苎》(1989)、周锡山点校《刘时中、薛昂夫散曲》(1989)、李宗为点校《鞠通乐府》(1989)、陈长明点校《卢挚 姚燧 冯子振 王恽散曲》(1989)、申孟点校《梦符散曲》(1989)、周妙中与王永宽点校《千忠录 未央天》(1989)、彭飞校点《描金凤》(1989)、李庆点校《王西楼乐府》(1989)、金毅点校《杨升庵夫妇散曲》(1989)、骆玉明点校《萧爽斋乐府》(1989)、来云点校《秋水庵花影集》(1989)、周永瑞点校《沜东乐府》(1989)、傅晓航编校《西厢记集解》(1989)、王维堤点校《小山乐府》(1989)、佐荣与宇文昭点校《中国四大古典名剧》(1989)、冯裳点校《云庄乐府》(1989)、燕琦校点《刘公案》(车王府曲本,1990)、张桂喜校点《五大南戏》(1998)、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9)。
在考证、注释方面,当代曲学取得了更大成绩。随着大批戏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激发了许多曲学家的热情,他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驾轻就熟地运用重核查、重实证的考据方法来治曲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曲学成果,像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953)、冯沅君《古剧说汇》(1956)、胡忌《宋金杂剧考》(1957)、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1958)、严敦易《元剧斟疑》(1960)、吴晓铃等《关汉卿戏曲集》(1958)、王季思与徐朔方等《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校注本、任半塘《〈教坊记〉笺订》(1962)、胡士莹《〈吟风阁杂剧〉校注》(1963),都是这一时期戏曲考证、校注方面的重要成果。五、六十年代,曲学校注学的成果还有很多,像吴晓铃校注《西厢记》(1954)、邵曾祺选注《元人杂剧》(1955)、顾佛影选注《元明散曲》(1955)、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1956)、黄裳校注《玉簪记》(1956)、傅惜华与杜颖陶编注《水浒戏曲集》第一集(1957)、王季思与苏寰中合注《桃花扇》(1958)、徐朔方与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58)、周贻白选注《明人杂剧选》(1958)、徐朔方校注《长生殿》(1958)、吴晓铃等注释《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1958)、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玉簪记》(1959)、胡忌选注《古代戏曲选注》(1959)、中山大学中文系五五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幽闺记》(1959)、钱南扬校注《琵琶记》(1960)、中山大学中文系五六级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校注《彩楼记》(1960)、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1962)、徐朔方与钱南扬校注《汤显祖集》(1962)、徐朔方与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63)、王季思校注《桃花扇》(1963)、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1963)。20世纪中后叶曲学校注学进步更大,也很有特色。像王季思校注《西厢记》(1978)、傅傲选编《中国历代戏曲选》(1978)、阿英编《〈红楼梦〉戏曲集》(1978)、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1979)、龙潜庵选编《元人散曲选》(1979)、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1980)、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1980)、张燕瑾与弥松颐校注《〈西厢记〉新注》(1980)、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隗芾选注《元明清戏曲选》(1981)、钱南扬校注《南柯梦记》(1981)、刘永济辑录《元人散曲选》(1981)、卢润祥选注《元人小令选》与《元人散曲选》(1981)、王季思等《元散曲选注》(1981)、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82)、朱平楚《〈西厢记诸宫调〉注译》(1982)、徐朔方与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82)、萧善因编注《元散曲一百首》(1982)、王瑛选注《元人小令二百首》(1982)、傅正谷与刘维俊编《元散曲选析》(1982)、张清华校注《清忠谱》(1982)、羊春秋选注《元人散曲选》(1982)、张月中和许秀京选注《古代戏曲名著选读》(1982)、程毅中等编校《徐渭集》(1983)、陈锋《元明散曲选读》(1983)、毛炳身和周祺家选编《元散曲欣赏》(1983)、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1983)、胡忌《元代戏曲选注》(1983)、李春祥《元代包公戏曲选注》(1983)、关德栋等《〈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蔡运长选注《元代戏曲曲词选》(1984)、龙潜庵选注《元人散曲选》(1984)、隋树森选编《全元散曲简编》(1984)、李修生辑笺《卢疏斋集辑存》(1984)、周中明校注《四声猿》(1984)、石绍勋与韦道昌编《元明散曲选》(1984)、王文才校注《白朴戏曲集校注》(1984)、王星琦校注《红梅记》(1985)、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1985)、宁希元等编《元人散曲选粹》(1985)、张文潜等编《元代散曲选》(1985)、湛伟恩编《元人散曲》(1985)、傅惜华与杜颖陶编注《水浒戏曲集》第一集(1985)、刘念兹校注《金钗记》(1985)、萧善因《清代戏曲选注》(1985)、耿百鸣与赵山林选编《元四家小令选》(1986)、王毅校注《小忽雷传奇》(1986)、王季思和张人和《集评校注〈西厢记〉》(1987)、胡振务选注《元曲选读》(1987)、徐沁君等校注《元曲四大家名剧选》(1987)、薛祥生与孔繁信《张养浩作品选》(1987)、周育德校点《古柏堂戏曲集》(1987)、凌景埏和谢伯阳校注《诸宫调两种》(1988)、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1988)、戴胜兰和徐振贵校注《小忽雷传奇》(1988)、蒋星煜《〈西厢记〉考证》(1988)、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1988)、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1988)、洪柏昭和谢伯阳选注《元明清散曲选》(1988)、杨福生等选注《元人小令赏析》(1988)、俞为民校注《宋元四大戏文读本》(1988)、邵海清校注《冬青树》(1988)、蓝立蓂《刘知远诸宫调校注》(1989)、罗忼烈校注《卢挚姚燧冯子振王恽散曲》(1989)、郭汉城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9)、李长路编注《全元散曲选释》(1989)、夏重源选析《元散曲名篇赏析》(1989)、蔡运长注《〈琵琶记〉通俗注释》(1989)、吴书荫《〈曲品〉校注》(1990)、刘文忠等选析《元明散曲选讲》(1990)、李汉秋和周维培校注《关汉卿散曲集》(1990)、隋树森校订《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1991)、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淄博市文化局校注《古本戏曲〈西游记〉校点注释本》(1991)、任中敏等《白话元曲三百首》(1991)、徐朔方辑校《沈璟集》(1991)、周尊宇编注《元曲精华》(1992)、黄竹三校注《石君宝戏曲集》(1992)、黄天骥与康保成编选《元明清散曲精选》(1992)、羊春秋选注《元明清散曲三百首》(1992)、么书仪选注与郝敏今译《注音注解今译插图元曲三百首》(1992)、刘辉校笺《洪昇集》(1992)、张宪文和胡雪冈辑校《高则诚集》(1992)、徐朔方和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93)、徐凌云与胡金望点校《阮大铖戏曲四种》(1993)、邵海清和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1993)、周妙中点校《蒋士铨戏曲集》(1993)、张雪静编著《元曲四大家名剧选注》(1994)、任中敏和卢前选编《元曲三百首》(1994)、任中敏选编与吴战垒注释《元曲三百首》(1994)、王学奇等《〈元曲选〉校注》(1994)、张忱石等《〈浣纱记〉校注》(1994)、吴白匋主编《古代包公戏选》(1994)、隋树森等《张凤翼戏曲集》(1994)、吕薇芬与杨镰《张可久集校注》(1995)、王季思和董上德主编《元曲精品》(1995)、俞为民《牡丹亭》校注(1996)、黄卉评注《今评新注元曲三百首》(1997),吴战垒重订校注《元曲三百首》(1998),杨虹与文林注《元曲三百首》(1998)、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1998)、吴书荫编校《梁辰鱼集》(1998)、李淼注释《元曲三百首》(1999),陈龄彬译注《元曲三百首》(1999)、张桂喜校点《五大南戏》(1998)、钱南扬校注与李殿魁补校注《琵琶记》(1998)、徐朔方与李梦生主编《元明清戏曲经典》(1999)、康保成和竹村则行合著《〈长生殿〉笺注》(1999)、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1999)、张清吉校点《丁耀亢全集》(1999)、邵海清校注《牡丹亭》(2000),周传家主编、徐燕平注《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元杂剧公案卷》与周传家主编、张静文注《中国古代戏曲经典丛书·元杂剧爱情卷》(2000)、孙崇涛著《〈风月锦囊〉考释》(2000)、孙崇涛与黄仕忠著《〈风月锦囊〉笺校》(2000)、黄竹三与冯俊杰主编《〈六十种曲〉评注》(2001)等。
在辑佚学方面,当代曲学的成绩主要有:1956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辑佚之作。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钱南扬《汉上宧文存·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以《南词新谱》为主,兼及《太霞新奏》、《南词定律》所征引,并用《九宫正始》校其异同,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1986年黄菊盛、彭飞和朱建明撰写《关于宋元南戏剧目的整理和辑佚》[87],对钱南扬《戏文概论》收录南戏剧目进行了细致辨订。1992年俞为民发表《〈风月锦囊〉所辑南戏佚曲述略》,对《风月锦囊》所载南戏进行了考述[88]。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学颉《元明杂剧》,对现存元明杂剧剧目进行了一些辑佚。同年叶徳均《戏曲小说丛考》由中华书局出版,所收《曲目钩沉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清时期曲籍文献收录戏曲目的存佚情况。199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书末所附吴书荫著《明传奇佚曲目钩沉》,从明清戏曲选集辑录了一些明代传奇佚曲,成绩可喜。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左鹏军《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为这一时期晚清传奇杂剧剧目的搜集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史料学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性的成果,当推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代戏曲丛书,为当代戏曲研究铺下了基石。1955年谭正璧著《元曲六大家略传》,汇辑古今图书有关资料,叙述作家生平,考证作品名目、版本。1957年路工、傅惜华编《〈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收录昆曲《十五贯》剧本及相关故事演变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国地方戏曲集成》(1958—1963),汇集二市十一省一自治区121个地方剧种368个剧目,为国内外戏曲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曲论方面,1957年清代曲学家焦循《剧说》出版,纂集唐宋以来160馀部文献关于论曲、论剧的杂录。1957年傅惜华编《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出版,收录古典戏曲声乐方面的论著,为古典戏曲声乐研究提供了资料。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出版,选辑校录唐至清代戏曲史料、论著48种,是目前辑录较为完备、深受读者欢迎的古典戏曲史料汇编。另外,一些新的戏曲史料的发现,也推动了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像1960年初路工从所藏明人张丑《真迹日录》,发现了文徵明手写的魏良辅《南词引证》,使昆腔产生时间比流行说法(始于魏良辅)提早了200多年。
这一阶段京剧和地方戏演员史料方面的著作,从综合性史料方面看,主要有1951年张聊公著《歌舞春秋》,收录作者在京津各报发表的文章64篇,涉及作者在京津戏剧界闻见所及的歌台掌故、艺人动态。1955年影印明周晖著《金陵琐事》,记载明开国后至万历年间南京的野史、轶闻、神怪传说,卷四《曲品》评述陈铎、徐霖等人所写传奇、杂剧、散曲。1956年点校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主要记述了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情况,其中有关戏曲、曲艺、杂技的记载颇多。同年点校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对当时临安(今杭州)的风俗、街市景物以及宫廷生活琐事介绍颇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收录剧目280个,是现存最丰富的一份宋杂剧剧目单。同年点校宋吴自牧著《梦粱录》,记述了当时临安(今杭州)的情况,其中关于戏曲、曲艺的记载也很多。1957年点校元陶宗仪著《辍耕录》,多载元代典章制度、元末东南农民起义事迹以及当时社会琐闻,另有不少关于小说、戏曲史料的记载。1958年点校明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其中《庄岳委谈》记载戏曲史资料颇多。从演员史料方面看,主要有魏泯著《老戏剧家王瑶卿及其他》(1953)、苏雪安著《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1958)、欧阳予倩著《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1959)、梅兰芳著《我的电影生活》(1962)、中隐楼主撰《蜀伶选粹》(1949)、沈可人著《优秀戏曲演员访问记》(1953)、沈纪著《马师曾的戏剧生涯》(1957)、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编辑《刘三姐资料汇编》(第一辑)(1960)。另外,还有戏曲专刊、报告书、图录,像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编《“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爱国捐献汇刊》、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编《中国戏曲服装图案》(1957)、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1957)、王树村编《京剧版画》(1959)、芮金富编《戏曲服装图案参考资料》(1959)、王白云编《戏曲服装图案资料》(1964)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戏曲史料学研究取得了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尤其是戏曲文物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像山西发现的《礼节传簿》、《扇鼓神谱》,以及一批宋金元时期的墓葬戏剧文物,为研究戏曲与宗教之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89年胡忌在宋元间人刘壎《水云村稿》中,发现了关于“戏曲”一词的最早记载,刘壎所谓“永嘉戏曲”,就是温州南戏,这一发现使学界对南戏源流产生了新的认识。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增多,散失海外的一些戏曲秘笈,也陆续得以披露和回归。像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将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藏《断发记》传奇、香港大学罗忼烈藏《凌云记》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环翠山房十五种曲》,关于李玉、朱素臣等清初名家的剧作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数量虽少,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此后,从法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丹麦、日本等国搜集的戏曲文献,也在国内陆续刊布,像《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这些戏曲文献的刊布,无疑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一阶段,港台地区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影响最大的当属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1984—1987),主要收录明清两代曲选和曲谱,有不少是散失于欧洲和日本等地的孤本、珍本,全刊共收善本戏曲42种,弥补了大陆《古本戏曲丛刊》的不足。他主编的《民俗曲艺丛书》从1993年起陆续出版,原计划出版90种,目前已出80种,对研究中国民间戏曲、宗教信仰、民俗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弥补大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的不足。还有陈美雪编《汤显祖研究文献目录》(1960)、罗锦堂编《中国戏曲总目汇编》(1966)、郑骞编《北曲套式汇录详解》(1973)、张棣华编《善本剧曲经眼录》(1976)以及香港大学中文学会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资料索引》(1989),都是很珍贵的戏曲史料。另外,海外汉学家也致力于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像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等主编《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1979),收录戏曲比重较大,其中明世德堂刊本影抄本《荆钗记》、明富春堂刊本《赵氏孤儿记》和明广庆堂刊本《折桂记》为世间罕见之珍品,汉学家传田章编著《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收录明代刊本《西厢记》66种,不少版本十分罕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的关于戏曲史料的片言只语,也得到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史料汇编尤其是专题研究资料汇编、刊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像任二北编著《优语集》(1981),采录西周至“五四”前俳优艺人的优语约300条,辑选逸语45条。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81)据一些文献资料、官书与私人笔记,搜集了元明清三代被禁毁的小说、戏曲重要史料,对研究阶级社会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孙楷第著《元曲家考略》(1981),考述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等85人的生平事迹与著作概况,史料丰富,有重要学术价值。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汇集戏文320多种、杂剧1830多种、传奇2590多种,是目前收录最丰富的戏曲书目。秦学人、侯作卿编《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1984),辑录元明清及近代68位曲家的古典编剧理论,为中国古典编剧理论与技巧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资料。蒋瑞藻编著《小说考证》(1984),包括自金元以来470馀种小说、戏曲作者事迹、作品源流与分析评价等方面资料,对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有一定参考价值。上饶师专中文系历代作家研究室编《蒋士铨研究资料集》(1985),选辑清乾隆以来诗人学者评论蒋士铨身世、著作等各方面的文字资料和图版照片,比较真实地保留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特点。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1986),收集作者有关戏曲文物的论文7篇,其中对建国以来新发现的戏曲文物的综述,对一些重要戏曲文物的专题考察,有助于从实物角度来了解、研究我国戏曲的特征。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6)汇集了有关汤显祖的大量研究资料。徐扶明编《〈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搜集了明清两代有关《牡丹亭》的大量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赵景深、张增元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7)收录元明清戏曲作家和理论家658人、罕见曲目100多种,是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贺新辉《元曲鉴赏辞典》附录《古平阳地区戏曲舞台文物资料汇编》(1988),是对古代平阳地区戏曲舞台文物资料的一次清理。关于关汉卿的研究资料有李汉秋等编《关汉卿研究资料》(1988)和王钢辑考《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1988)。京剧方面有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1989),以北京戏曲研究所藏京剧剧目手抄本1800多种为基础,从京、津、沪各地旧报纸所刊戏曲演出广告、各戏曲刊物及有关图书搜罗出一大批剧目,还请老艺人口述补充,并向全国进行征集,共收剧目5300多条,是目前京剧研究方面的惟一大型工具书。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涉及唐至新中国成立前作家540馀人,序跋2190条,为辑录戏曲序跋之首创。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平剧活动史料征集组编《延安平剧改革创业史料》(1989)收集延安平剧改革史料性论文83篇。苏关鑫编《欧阳予倩研究资料》(1989)收集有关欧阳予倩生平、传略、年表,及戏剧主张、评论、资料索引等方面的论文60馀篇。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1989)汇集古典戏曲名著《琵琶记》与作者高明及剧作人物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资料。王乃和编《成兆才研究资料》(1989)收录评剧创史人之一成兆才剧作方面的文章29篇。吴毓华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可与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互为补充。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编著《中国戏曲研究书目提要》(1992)收书目近1600种。还有继《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编成后,从1983年9月开始,全国展开了编纂《中国戏曲志》的工作,每省(市)一卷,共30多卷,系统地整理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至1999年全部编成出版,这是20世纪末戏曲资料编纂方面的一项巨大工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还对具有史料价值的古代戏曲文献,作了大量的校勘、注释、订补和辑佚工作,像1982年影印的明末张岱著《陶庵梦忆》,对徽州旌阳戏子在绍兴演出惊险的目连戏,以及彭天锡、朱楚生等昆腔、调腔演员演出情况的记载,1984年版清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记载的扬州城郊的掌故和当时诗人、画家、演员的事迹,1984年郭汉城著《淡渍集》出版,系作者诗集,除游历名胜古迹之作外,多是观剧杂感或为戏曲剧目题写的诗词。198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燕都艺谭》,所收文章是一些戏曲和曲艺演员的传记和回忆录,包括昆曲、河北梆子、评戏、相声、大鼓等方面的史料。1986年马少波、李慧中著《乐耕园诗词二百首》出版,其中不少诗篇与戏曲有关。还有,1978年张伯驹著《红毹纪梦诗注》出版,收录著者所写七言绝句177首,涉及作者一生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从看戏、学戏到演戏、论戏,剧坛掌故、剧人动态及社会风貌等。1988年赵山林选注《历代咏剧诗歌选注》出版,从宋、金、元、明、清及近代几百种诗歌总集、别集、选集,以及笔记等有关资料选择咏剧诗歌646首(套),具有珍贵的戏曲史料学价值。
在演员史料方面,主要有李辉等人主编《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1981—1984),所记为戏剧、电影界的艺术家传略,为探究戏剧、电影艺术表演和创作的某些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史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戏曲群星》(1982—1984)介绍了一些戏曲剧种的特点、流派风格,以及一些著名演员的表演特色。刘文峰等编《梨园英华》(1984),介绍了我国现代戏曲史上梅兰芳、程砚秋等几个著名表演艺术家刻苦勤奋、努力继承戏曲优秀传统,并大胆革新的感人故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编《戏曲演员印象录》(1985),从不同角度谈论了对周信芳、程砚秋等戏曲表演艺术家和演员清湛技艺的感受,记录了一些他们的生活轶闻。邓家荣等著《名伶之死》(1987)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叙述了白玉霜、马樟花等6位戏曲、电影界名伶的坎坷遭遇。赵莱静、陈云发著《历代名优传奇》(1989),在史料基础上用艺术的笔触,塑造了优孟、珠帘秀等十几位名优形象。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纪念荀慧生先生》(1981)、陈叔通等著《御霜实录》(1982)、李洪春口述刘松岩整理《京剧长谈》(1982)、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组编《京剧改革的先驱》(1982)、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1984)、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985)、北京市戏曲学校主编《郝寿臣传》(1985)、殷波著《赵燕侠》(1985)、袁世海口述袁菁整理《艺海无涯》(1985)、谢虹雯与安志强著《张君秋》(1985)、张钊与殷波著《燕舞梨园——赵燕侠舞台生涯》(1986)、江新蓉口述马文来与萧枫执笔《五彩舞台——我的京剧舞台生涯》(1986)、许姬传与许源来著《忆艺术大师梅兰芳》(1986)、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1987)、张岚方与周桓著《叶盛兰》(1987)、胡金兆著《程砚秋》(1987)、迟金声著《马连良》(1987),其他还有像新凤霞著《新凤霞回忆录》(1980)与《新凤霞的回忆》(1982)、《文化娱乐》编辑部编《越剧艺术家回忆录》(1982)、新凤霞著《以苦为乐——新凤霞艺术生涯》(1983)、张朴夫著《豫剧名丑牛得草》(1984)、简声援等著《王秀兰从艺四十五年的故事》(1984)、胡度著《川剧艺闻录》(1985)、赵征著《越剧小百花掇英》(1985)、魏喜奎著《曲海扬波——魏喜奎舞台生活》(1985)、王冠亚著《严凤英——并非传奇的传奇》(1985)、邓家琪与刘庆林著《汉剧牡丹陈伯华》(1985)、张平与文华著《评剧明星》(1985)、高义龙著《袁雪芬》(1985)、林淳钧与许实铭著《姚璇秋》(1985)、殷伟与王小英著《严凤英》(1985)、张凤洪著《梨园女武生》(1985)、常香玉口述张黎至整理《童年的足迹——常香玉的回忆》(1986)、赖伯疆著《粤剧“花旦王”千里驹》(1986)、唐周著《谭保成》(1987)、郭启宏著《白玉霜之死》(1987)、张朴夫与冯波著《洛阳牡丹马金凤》(1988)、怀明著《两代美猴王》(1988)、谭韶华著《川剧群星》(1988)、张朴夫著《活诸葛申凤梅》(1988)、狐玉林著《蒲剧名家十三红》(1988)、侯玉山口述与刘东升整理《优孟衣冠八十年》(1988)、王立方与高新培主编《剧坛人物》(1988)、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燕赵名伶传》(1988)等。还有戏谚、戏曲掌故像胡度著《川剧艺诀释义》(1980)、戴旦辑注《戏曲诀谚通俗注释》(1985)、夏天编《戏谚一千条》(1985)、任骋搜集整理《艺人谚语大观》(1987)、于学剑著《戏谚赏析》(1989),以及戏曲专刊、报告书、图录像马强等编绘《戏剧电影美术资料》(1985)、周芜编《中国古本戏曲插图选》(1985)、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梅兰芳》(1985)、高马得著《马得戏曲画选》(1987)、孟昭勋编撰《艺苑英华》(1987)等,都对戏曲演员史料搜集和整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曲学辞典学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有汤草元、陶雄主编《中国戏曲典艺词典》(1981)、陆澹安编著《戏曲词语汇释》(1981)、吕薇芬编著《全元散曲典故辞典》(1985)、华东师大中文系编写《中国古代诗词曲词典》(1987)、胡度等编撰《川剧词典》(1988)、贺新辉主编《元曲鉴赏词典》(1988)、王志武主编《古代戏剧赏介辞典(元曲卷)》(1988)、袁世硕主编《元曲百科辞典》(1989)、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1989)、田宝琴等编《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1989)、杜波等主编《蒲州梆子剧目辞典》(1989)、王沛纶主编《戏曲辞典》(1990)、吕后龙主编《剧诗精华欣赏辞典(元杂剧部分)》(1990)、云岚等编《简明戏剧词典》(1990)、蒋星煜主编《元曲鉴赏辞典》(1990)、贺新辉与朱捷编《〈西厢记〉鉴赏辞典》(1990)、吴同宾与周亚勋主编《京剧知识词典》(1990)、徐培均与范民声编《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1990)、李新魁编著《实用诗词曲格律辞典》(1991)、刘伟林主编《中国喜剧文学词典》(1991)、霍松林与申士尧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1992)、钱仲联主编《爱情词与散曲鉴赏辞典》(1992)、郭英德主编《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1992)、卜键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1992)、张月中主编《中国古代戏剧辞典》(1993)、马奕主编《中国戏剧电影辞典》(1993)、王贵元与叶桂刚主编《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1993)、蓝立蓂主编《关汉卿戏曲词典》(1993)、杨孟衡主编《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辞典》(1994)、成志伟等主编《中国爱情诗词曲赋鉴赏词典》(1994)、李修生主编《元曲大辞典》(1995)、魏天定编《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1995)、徐培均与范民声主编《诗词曲名句辞典》(1996)、王森然主编《中国剧目辞典》(1997)、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1997)、何宝民主编《中国诗词曲赋辞典》(1997)、马紫晨主编《中国豫剧大辞典》(1998)、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等编《川剧剧目辞典》(1999)等。这些辞典的编纂,也对曲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推动意义。
在曲学研究领域,当代五十年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更是硕果累累,非往昔所能比。南戏方面,专著主要有董每戡《〈琵琶记〉简说》(1957)、李啸仓《谈三个戏剧人物:陈世美、王十朋、蔡伯喈》(1957)、戴不凡《论古典名剧〈琵琶记〉》(1957)、张棣华《〈琵琶记〉考述》(1966)、[波]比科瓦尔斯基《南宋的早期南戏》(1974)、钱南扬《戏文概论》(1981)、侯百朋《高则诚和〈琵琶记〉》(1984)、刘念兹《南戏新证》(1986)、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1994)、黄仕忠《〈琵琶记〉研究》(1996)、胡雪冈《温州南戏考述》(1998)、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2000)与《南戏论丛》(2001)、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续编》(2004)以及《〈琵琶记〉讨论专刊》(1956)、《南戏探讨集》(1980年始)、《南戏论集》(1988)等,南戏著作并不多,多集中在《琵琶记》研究,尤其是整体性著作更少,这是今后南戏研究需要突破的一个困境。论文主要有黄芝冈《〈琵琶记〉与旧戏封建说教的典型性》(1951)、徐迟《〈琵琶记〉的精华与糟粕》(1954)、程毅中《试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1955)、李希凡《作家的主观和作品的客观——谈〈琵琶记〉作者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1956)、温凌《试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1956)、赵景深《谈〈琵琶记〉》(1956)、何其芳《〈琵琶记〉的评价问题》(1957)、金木子《戏曲的蔡伯喈与历史的蔡伯喈》(1959)、胡仲实《论〈荆钗记〉的主题思想》(1959)、王季思《〈琵琶记〉的艺术动人力量》(1961)、郑康民《南戏源流考》(1964)、罗锦堂《从宋元南戏说到明代的传奇》(1964)、沙羽《关于赵五娘之“孝”》(1965)、张棣华《关于〈琵琶记〉的主题》(1966)、姚莘农《〈张协状元〉的分场》(1968)、胡国贤《〈琵琶记〉中之蔡伯喈》(1968)、觉堂《〈琵琶记〉写作的时代背景》(1970)、郑骞《明斯干轩本〈琵琶记〉》(1972)、[日]大岛正二《〈琵琶记〉用韵中所反映出的元末吴方言》(1972)、奚闻《围绕〈琵琶记〉展开的一场儒法斗争》(1975)、陈慧桦《〈杀狗记〉里的人物和语言》(1975)、杜若《满村听说蔡中郎——读〈琵琶记〉》(1976)、周树华《高明〈琵琶记〉的结构分析》(1978)、吴国钦《今存最古老的剧本〈张协状元〉》(1979)、颜长珂与游默《南戏〈拜月亭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1979)、唐湜与海岚《从宋元南戏到温州昆剧》(1979)、寇养厚《关于温州戏文的争论》(1980)、魏建功《关于戏文》(1981)、胡雪冈《戏文琐谈》(1982)、金宁芬《略谈〈荆钗记〉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1982)、刘念兹《宋元南戏》(1983)、金宁芬《南戏形成时间辨》(1983)、谢宇衡《试论〈琵琶记〉的悲剧冲突》(1983)、彭飞《略论成化本〈白兔记〉》(1983)、倪复贤《谈〈琵琶记〉的思想倾向》(1983)、滕振国《〈张协状元〉研究》(1984)、李晓《南戏曲韵研究》(1984)、翁敏华《从南戏现存的几个剧本看其表现艺术》(1984)、胡雪冈与徐顺平《试论早期南戏的舞台表演艺术》(1984)、朱恒夫《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产生于元代》(1986)、郝朴宁《试论南戏体制——读〈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85)、金宁芬《试论南戏的兴起及其社会历史根源》(1985)、郭振勤《论南宋戏文发展缓慢的原因》(1986)、李晓《南戏脚色在剧本中的地位、串扮及其发展》(1987)、廖奔《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源出北杂剧推考》(1987)、徐朔方《从早期传本论证南戏的创作和成书》(1988)、黄仕忠《〈琵琶记〉悲剧绪说》(1989)、徐朔方《论〈琵琶记〉》(1992)、冯文楼《〈琵琶记〉悲剧的制造与消解》(1994)、张燕瑾《〈琵琶记〉辨说》(1995)、许建平《道德与情欲的双重奏——试论高明创作〈琵琶记〉的双层意向》(1996)、韩学君《情感伦理化和伦理情感化——从赵五娘形象的塑造看中国古代戏剧伦理精神的核心意蕴》(1996)、张京《〈张协状元〉剧本结构初探》(1996)、徐宏图《南戏的渊源、时代和发源地——纪念王国维诞辰120周年》(1997)、周致一《试论〈琵琶记〉的用韵》(1998)、黎蔷《南戏中的佛教文化》(1999)、陆明《宋杂剧、目连戏和永嘉杂剧及其他》(1999)、佘德余《〈琵琶记〉悲剧的伦理理想人格与中和审美意识》(1999)、林刚《论〈琵琶记〉的悲剧命运观》(2000)等。南戏论文比著作多,但也以《琵琶记》为重点,而1956年是《琵琶记》研究的高峰年,北京召开《琵琶记》讨论会的影响几乎传遍全国,《琵琶记》讨论氛围之热烈、程度之深广,都处于一种空前状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南戏论文呈现上升趋势,从南戏的渊源、流变、盛衰原因、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舞台表演以及观众欣赏各方面都有论文发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元杂剧是当代曲学研究的重心,可以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最富,不论涉及领域还是深入程度,都非其他样式所能比。这与元杂剧自诞生以来,就比其他样式为世所重而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有很大关系。大凡研究元曲多从元杂剧入手。代表性著作有王季思《〈西厢记〉叙说》(1954)、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隋树森译)(1957)、盐谷温《元曲概说》(1958)(隋树森译)、《关汉卿研究论文集》(1958)、《关汉卿研究》(1958)、谭正璧《元代戏剧家关汉卿》(1957)、严敦易《元剧斟疑》(1960)、戴不凡《论崔莺莺》(1963)、王忠林与应裕康《元曲六大家》(1977)、温凌《关汉卿》(1978)、顾学颉《元明杂剧》(1979)、王季思《玉轮轩曲论》(1980)、张淑香《元杂剧中的爱情与社会》(1980)、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81)、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1981)、段启明《〈西厢〉论稿》(1982)、霍松林《西厢述评》(1982)、《元杂剧鉴赏集》(1983)、王季思《玉轮轩曲论新编》(1983)、陈俊山《元代杂剧赏析》(1983)、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1983)、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1984)、《元杂剧论集》(1985)、张燕瑾《〈西厢记〉浅说》(1986)、李汉秋《关汉卿名剧赏析》(1986)、李春祥《元杂剧论稿》(1988)、张月中《关汉卿丛考》(1989)、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1989)、周维培《论〈中原音韵〉》(1990)、霍松林主编《关汉卿作品赏析集》(1990)、寒声等《〈西厢记〉新论》(1992)、王季思《玉轮轩戏曲新论》(1993)、徐子方《关汉卿研究》(1994)、《首届元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黄卉《元代戏曲史稿》(1995)、李修生《元杂剧史》(1996)、吴敢《曲海说山录》(1996)、么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1997)、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1998)、陆林《元代戏剧学研究》(1999)、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1999)、李占鹏《关汉卿评传》(2000)等。代表性论文有郑骞《元杂剧作者质疑》(1952)、王季思《关汉卿和他的杂剧》(1954)、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1954)、陈健《略论〈梧桐雨〉杂剧》(1956)、徐凌云《元曲家白朴及其剧作》(1957)、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1957)、程毅中《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1958)、张为《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1958)、李健吾《关汉卿创造的理想性格》(1958)、李茂肃《〈鲁斋郎〉杂剧有民族思想吗》(1959)、周贻白《关汉卿论》、《元代壁画中的元剧演出形式》(1960)、陈中凡《关于〈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及其作者》(1960)、吴新雷《试论白朴的〈墙头马上〉》(1960)、陈辽《〈墙头马上〉主题的积极意义》(1961)、吴国钦《马致远杂剧试论》(1961)、尚达翔《读马致远的剧作》(1962)、王季思《元人杂剧的本色派与文采派》(1964)、黄天骥《元剧“冲末”、“外末”辨释——读曲札记》(1964)、金宁芬《〈窦娥冤〉评价中的几个问题》(1965)、冯沅君《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1965)、俞大纲《从另一种角度看元杂剧〈梧桐雨〉和〈汉宫秋〉》(1969)、李汉秋《论关汉卿的〈窦娥冤〉》(1977)、孔繁信《试论悲剧〈窦娥冤〉》(1979)、萧善因《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1979)、吕薇芬《元代后期杂剧的衰微及其原因》(1979)、冯沅君《关汉卿及其所创造的女性》(1980)、董每戡《〈西厢记〉发覆》(1980)、宋绵有《〈西厢记〉语言运用的技巧》(1980)、黄海澄《〈梧桐雨〉主题新议》(1981)、赵景深《有关马致远生平的几个问题》(1982)、胡世厚《关于白朴的籍贯》(1982)、李春祥《试论元剧的繁荣》(1982)与《元剧宾白的作者和评价问题》(1983)、胡世厚《关于白朴生平的几个问题》(1983)、郭英德《也谈元曲的时代精神》(1984)、邓绍基《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1985)、王毅《关于元杂剧分期问题的商榷》(1985)、周华斌《杂剧为什么在元代勃兴》(1985)、张燕瑾《元剧三家风格论》(1986)、欧阳光《从“惊梦”到“离魂”——试论〈倩女离魂〉对〈西厢记〉的继承与发展》(1987)、郭英德《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1987)、王星琦《关于元杂剧分期问题的再探索》(1988)、王星琦《关于元杂剧繁荣原因的纵向求索》(1988)、王明煊《论关汉卿戏剧结构的独创性》(1988)、曾永义《元杂剧体制规律的渊源与形成》(1989)、刘荫柏《元杂剧结构、音乐及演出情况简说》(1989)、王钢《关汉卿籍贯考》(1989)、季国平《论元杂剧特殊体制的形成》(1990)、李真瑜《乔吉论略》(1991)、张燕瑾《〈赵氏孤儿〉的角色安排和戏剧结构》(1991)、季国平《元杂剧的形成与演员作家的艺术实践》(1992)、周先慎《〈赵氏孤儿〉的审美特征》(1992)、黄竹三《石君宝研究三题》(1994)、张大新《金元文士之沉沦与元杂剧的兴盛》(1994)、杜海军《〈录鬼簿〉:中国第一部戏曲解题目录》(1996)、黄仕忠《南戏北剧之形成与发展》(1997)、周国雄《全面营造中国戏曲艺术范式——论关汉卿的杰出贡献》(1997)、徐适端《元代女演员与戏曲繁荣》(1998)、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1998)、董上德《关剧神髓臆说》(1998)、李占鹏《关汉卿的名、字、号》(1998)、杜桂萍《元杂剧衰微探幽》(1999)、王刘纯《郑光祖杂剧文化意蕴心解》(1999)与《在儒、商之间架起仁德与信义的津梁——秦简夫杂剧的道德内涵与时代思致》(2000)、陆林《夏庭芝戏剧思想新论》(2000)等。这一时期的元杂剧研究,在注重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诸大家的生平和创作的同时,也在其他作家作品的探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元杂剧研究呈现出立体化的整体发展态势。尤其是1958年关汉卿研究是空前的一个高潮,尽管存在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在把关汉卿研究推向纵深方面,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元散曲方面,当代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著作主要有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53)、赵景深《读曲小记》(1959)、龙榆生《词曲概论》(1980)、任中敏《词曲通义》(1981)、罗忼烈《诗词曲论文集》(1982)、隋树森《元人散曲论丛》(1986)、孙玄龄《元散曲的音乐》(1988)、门岿《元曲百家纵论》(1990)、王楚《元人散曲:酒筵歌席的散唱》(1992)、赵义山《元散曲通论》(1993)、门岿《中国古典诗歌的晚晖——散曲》(1994)、王毅《元散曲艺术论》(1997)、李修生《白朴 马致远》(1999)、王星琦《元明散曲史论》(1999)及《元明散曲:大俗之美的张扬与泛化》(1999),著作虽不是特别丰富,却也代表了当代散曲学的发展历程和一定成就。论文主要有雷子震《张云庄的〈山坡羊〉》(1954)、刘永济《评介元曲家睢景臣〈高祖还乡〉套数》(1954)、隋树森《关汉卿散曲中的几个问题》(1958)、羊春秋《谈谈白朴的〈寄生草〉》(1960)、汪正章《愤世嫉俗闲袖手——白朴散曲简论》(1960)、曹济平《略谈张可久的散曲》(1961)、齐森华《对关汉卿〈不伏老〉散曲评价的质疑》(1965)、焦文彬《试论元散曲的现实主义精神》(1979)、卢润祥《元人小令浅论》(1980)、沈祖棻《天涯旅人断肠曲——谈马致远的〈天净沙〉》(1981)、宋浩庆《元明散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1981)、王季思《金元散曲的兴起和衰落》(1981)、宛新彬《略谈元散曲中的讽刺艺术》(1981)、金紫千《元散曲的艺术特色》(1981)、羊春秋《略论元代民间小曲的艺术特色》(1982)、柴剑虹《维族作家贯云石和他的散曲》(1982)、羊春秋《元人散曲略论》(1982)、隋树森《元人散曲概论》(1982)、谭汝为《元散曲的博喻手法》(1983)、胡世厚《论白朴的散曲》(1984)、申士尧《谈元散曲的含蓄》(1984)、隋树森《略谈元人散曲的由北而南》(1985)、门岿《谈兄弟民族对元曲发展的贡献》(1985)、祝注先《元代散曲中的少数民族创作》(1985)、吕薇芬《张可久散曲简论》(1985)、邓乔彬《元散曲的艺术特色》(1985)、黄克《俏的艺术——试论元人散曲的格调》(1986)、孔繁信《关于〈上高监司〉套曲几个问题的商榷》(1986)、范尚信《论散曲体制的形成与发展》(1987)、滕振国《试论元散曲的思想倾向》(1988)、张啸虎《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散曲评议》(1988)、金启华《元散曲述略》(1988)、周建忠《元代散曲“嘲讽屈原”通论》(1989)、郝浚《西域少数民族在元曲发展中的贡献》(1989)、谭斌文《简论马致远散曲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1989)、刘承华《从“味”到“趣”——谈元散曲的审美特征》(1989)、田守真《关、马散曲及元散曲两大思潮的殊途同归》(1990)与《反传统:元代散曲的艺术追求与精神实质》(1990)、汪正章《酸甜斋散曲论》(1990)、许金榜《隐居与爱情两大传统题材在元代散曲中的推陈出新》(1991)、吕薇芬《关于元代散曲的分期问题》(1991)、赵义山《元散曲发展叙论》(1991)、叶松林《元散曲消极避世思想探究》(1991)、关霞《元人小令荒诞艺术性探讨》(1991)、谢鸿鹤《论元曲中的咏赠艺妓之作》(1992)、关四平《关汉卿散曲的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1992)、何钦福《谈元代的散曲》(1992)、陶杰《略论元散曲的沧桑意识》(1993)、蒲向明《关汉卿散曲的思想艺术价值》(1993)、赵义山《元散曲家陈草庵、鲜于必仁考略》(1993)、许金榜《元代散曲对传统的叛离》(1993)、张晶《论元散曲的陌生化》(1993)、赵义山《论元散曲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1994)、许金榜《元代散曲写景作品中的景物、心态和艺术创新》(1994)、张惠民《论元散曲的冷峻风格》(1994)、黄克《元人散曲的神韵》(1995)、朱万曙《元散曲隐逸主题再认识》(1995)、高爽《元散曲女性形象塑造的倾向与得失》(1995)、杨惠玲《生命之歌——重新评价元散曲的思想价值》(1996)、王毅《试论元散曲的叠字艺术》(1996)、宁宗一《睢景臣论》(1996)、邓元煊《综论元散曲的特性》(1997)、吴国富《元代隐逸散曲中的自慰心理》(1997)、田同旭《一个虚假的繁荣景象——论元散曲中农村题材的作品》(1998)、罗斯宁《元代艺妓与元散曲》(1998)、葛全诚《元代散曲艺术特色浅论》(1998)、徐朔方《从关汉卿的〈普天乐·崔张十六事〉说起》(1998)、奚海《略论元代散曲中的恬退隐逸之作》(1999)、孟祥荣《论元散曲中屈原评价的文化意义》(2000)、王建科《元散曲的时代旋律与元代文人的生命感悟》(2000)、赵义山《元散曲章法技巧及修辞艺术研究述评》(2000)、温斌《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2000)。当代五十年元散曲研究的成绩,主要集中在1976年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1949至1966年成果也不是很多,而1966至1976年则几乎属于荒芜阶段。
明清传奇方面,当代曲学比现代曲学的成果更多,成绩更大。明传奇的代表论著有周贻白《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1951)、徐朔方《汤显祖和他的传奇》(1955)、仲弘《读〈林冲宝剑记〉》(1956)、徐扶明《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剑记〉》(1957)、石凌鹤《试论汤显祖和其剧作》(1957)、金紫光《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1959)、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1961)、吴新雷《论戏曲史上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1962)、钱南扬《汤显祖剧作的腔调》(1963)、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78)、邵曾祺《论吴江派和汤沈之争》(1979)、钱南扬《谈吴江派》(1980)、徐朔方《再论汤显祖戏曲的腔调问题》(1981)、周育德《也谈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1981)、叶长海《沈璟曲学辩争录》(1981)、江巨荣《略谈明代传奇》(1982)、陈瘦竹《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982)、张秀莲《“汤沈之争”外论》(1983)、《汤显祖研究论文集》(1984)、陈庆惠《〈牡丹亭〉的主题是肯定人欲,反对理学》(1984)、郭汉城《心灵的巨匠 无畏的斗士》(1986)、卜键《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再认识》(1986)、黄钧《阮大铖〈石巢四种〉平议》(1986)、张燕瑾《〈牡丹亭〉语言琐谈》(1987)、陆力《论杜宝形象的复杂性和杜丽娘的悲剧命运》(1987)、郭英德《“四梦”荒诞意识》(1987)、卜键《美丑都在情和欲之间——〈牡丹亭〉与〈金瓶梅〉比较谈片》(1987)、黄仁生《论“临川四梦”关于人的哲学思考》(1987)、张增元《关于沈汤之争的新探索》(1988)、赖大仁《论汤显祖的情与梦》(1990)、徐凌云与胡金望《孔雀虽有毒 不可废文章——阮大铖四种曲卮谈》(1990)、李中耀《论明传奇中的才子佳人婚姻观》(1990)、刘孝严《貌似而神离 形近而实远——〈牡丹亭〉与〈长生殿〉爱情描写的比较》(1991)、朱万曙《沈璟评传》(1992)、石亚川《性爱的白日梦与〈牡丹亭〉》(1992)、张海鸥《〈牡丹亭〉的双重文化题旨》(1993)、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1993)、邹自振《玉茗堂四梦与〈红楼梦〉》(1994)及《生死梦幻的奇情异彩——汤显祖与洪昇剧作比较论》(1994)、金登才《汤显祖剧作的评价》(1994)、陈维昭《〈牡丹亭〉之“情”的文化意蕴》(1994)、廖奔《万历剧坛三家论——徐渭、汤显祖、沈璟》(1995)、孔瑾《论汤显祖〈牡丹亭〉——古典名著讲座之四》(1996)、董朝刚《一个呼唤和讴歌至情人性的文学序列——〈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比较谈》(1996)、龚国光《忽闻古歌调 偏惊物候新——汤显祖戏剧创作理论与审美意识探因》(1997)、朱捷《论汤显祖的〈紫钗记〉》(1999)、彭茵《孟称舜“传情”理论及其戏曲创作》(1999)、龚重谟《论汤显祖“以若有若无为美”的作剧主张——兼析汤显祖作剧理论特色、价值和地位》(2000)。清传奇的代表论著有范宁《〈桃花扇〉作者孔尚任》(1951)、左明《〈长生殿〉的人民性》(1954)、程千帆《论〈长生殿〉的思想性——对目前有关〈长生殿〉评论的商榷》(1955)、赵俪生《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1955)、路工与傅惜华《〈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1957)、戴不凡《李笠翁事略》(1957)、陈多《试谈李笠翁的写剧理论》(1957)、周来祥与徐文斗《〈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1957)、陈赓平《论李渔对于中国戏曲理论上的贡献》(1960)、聂石樵《读曲札记——关于李渔》(1960)、辛旭《关于李玉生平及其他材料的几点认识》(1960)、蒋祖怡《李渔》(1961)、吴新雷《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1961)、赵齐平《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1961)、刘知渐《也谈侯方域的“出家”问题》(1962)、许可《论〈长生殿〉》(1962)、郭晋稀《谈〈长生殿〉中杨玉环形象的塑造》(1963)、吴新雷《李玉逸曲访读记》(1963)、陈毓罴《应该正确评价孔尚任的〈桃花扇〉》(1964)、章培恒《〈长生殿〉是否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1964)、冯沅君《怎样看待〈一捧雪〉》(1964)、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1964)、刘世德《〈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1965)、吴庚舜与孙辛禹《也论〈长生殿〉》(1965)、吴枝培《关于李渔戏曲理论的两个问题》(1965)、刘致中《关于〈一捧雪〉的题材》(1965)、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1965)、黄海章《评李渔的戏曲理论》(1966)、刘致中《谈谈李玉剧作中的两个问题》(1966)、张泉《〈清忠谱〉歪曲了人民群众斗争的性质》(1966)、曹树筠与叶仲年《儒家反动戏剧理论的一个代表作——剖析〈李笠翁曲话〉》(1974)、董润生与周兆新《试评〈桃花扇〉中的侯方域》(1979)、苏宁《李玉和〈清忠谱〉》(1980)、徐铭延《论李玉的〈一捧雪〉传奇》(1980)、王世德《〈十五贯〉研究》(1981)、赵闻庆《有关李渔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1981)、郁华《〈一捧雪〉创作素材探源》(1981)、吴国钦《理论的巨人 创作的矮子——论李渔》(1981)、黄卓明《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1981)、史铁良《论〈桃花扇〉的倾向》(1982)、王永健《洪昇和〈长生殿〉》(1982)、黄天骥《论洪昇的〈长生殿〉》(1982)、曹学伟《试论〈长生殿〉的写情主题》(1982)、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1982)、许金榜《〈长生殿〉的艺术结构》(1983)、周明《情缘总归虚幻——重新认识〈长生殿〉的主题思想》(1983)、张燕瑾《寻常旧衣冠 焕然新精神——谈传奇〈十五贯〉的创新》(1984)与《在矛盾中奋进的戏剧家李玉》(1984)、黄天骥《孔尚任与〈桃花扇〉》(1984)、尚达翔《浅谈洪昇、孔尚任剧作中潜含的民族意识》(1984)、张乘健《〈桃花扇〉发微——从哲学史的角度论〈桃花扇〉》(1984)、孟繁树《洪昇及〈长生殿〉研究》(1985)、胡雪冈《孔尚任和〈桃花扇〉》(1985)、颜长珂与周传家《李玉评传》(1985)、廖全京《孔尚任曲论新探》(1985)、洪柏昭《〈桃花扇〉的思想评价问题》(1985)、井维增《〈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1985)、赵山林《为〈长生殿〉中的“情”一辩》(1986)、[日]冈晴夫(仰文渊译)《李渔的戏曲及其评价》(1986)、欧阳代发《论〈一捧雪〉传奇的艺术成就》(1987)、胡绪伟《李渔戏曲理论的若干问题》(1987)、朱伟明《孔尚任史剧理论简论》(1987)、康保成《论苏州派主将——李玉》(1987)与《〈一捧雪〉本事与所谓“一捧雪玉杯”辨》(1988)、吴新雷《李玉交游续考》(1989)、王永健《中国戏剧文学的瑰宝——明清传奇》(1989)、王长友《〈长生殿〉写作时间考辨》(1989)、吴国钦《〈长生殿〉与〈长恨歌〉主题之比较》(1989)、徐保卫《作为戏剧家的李渔》(1990)、刘荫柏《洪昇研究》(1991)、徐振贵《孔尚任评传》(1991)、马焯荣《笠翁莎翁比较研究导论》(1992)、胡天成《李渔戏曲艺术论》(1993)、张燕瑾《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1994)、马积高《清代雅俗两种文化的对立、渗透和戏曲中花雅两部的盛衰》(1994)、贺信民《〈长生殿〉〈桃花扇〉异同论》(1996)、俞为民《李渔评传》(1998)、《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8)、郭英德《明清传奇史》(1999)、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1999)等。当代曲学在明清传奇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集中在1976年至世纪末,总体看专门的明清传奇研究著作还比较少,仍关注的是汤显祖、沈璟、李渔、李玉、洪昇、孔尚任几位大家,论文也多是对他们生平与作品思想和艺术的探讨。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已有所改观。
明清杂剧和散曲是当代曲学研究最薄弱的地方,而清杂剧和明清散曲更是很少有人涉足,明代杂剧倒是出现了一些论著,但多局限于徐渭及其杂剧,像敬元沭《徐渭杂剧〈四声猿〉的艺术独创性》(1981)、肖罗《徐文长作〈玉禅师〉非自喻》(1981)、周中明《徐渭〈四声猿〉浅谈》(1982)、卢大中《徐文长与木兰戏》(1982)、周培松《徐渭和他的〈四声猿〉》(1982)、叶长海《徐渭的喜剧艺术》(1983)、杨忠《康海及其剧作〈中山狼〉》(1983)、王耕夫《论明代喜剧作家徐渭》(1984)、程毅中《徐渭及其〈四声猿〉》(1984)、许金榜《〈歌代啸〉初探》(1984)、冯俊杰《谈〈四声猿〉杂剧的‘奇绝’》(1986)、王永健《犹有金元风范,自得三昧之妙——评朱有燉〈诚斋乐府〉》(1986)、胡天成《从格式塔心理学看徐渭〈四声猿〉奇气异力的美学特征》(1987)、卢大中《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徐渭〈四声猿〉简说》(1987)、徐朔方《论徐渭——汤显祖同时代的作家论之一》(1989)、朱迎平《康海作〈中山狼〉杂剧斟疑》(1989)、何云麟《我国古典短剧的兴衰》(1990)、黄爱华与高利华《论徐渭〈四声猿〉及明杂剧之复兴》(1990)、金宁芬《徐渭〈四声猿〉人物、思想辨》(1991)、黄仁生《明代〈中山狼〉杂剧三题——兼与朱迎平同志商榷》(1991)、王长安《自纵:发真性于佯狂——从人格看徐渭的“疯狂”》(1992)、朱迎平《再谈〈中山狼〉杂剧的作者》(1992)、龚喜平《康海〈中山狼〉杂剧的艺术特质》(1995)、王金钢《试论徐渭戏剧的批判理性精神》(1995)、郑雷《仙才逸笔,羯鼓狂歌(节选)——徐渭与他的杂剧》(1997)、张梦新《“光芒夜半惊鬼神”——谈徐渭杂剧〈狂鼓史〉》(1997)、徐明安《论徐渭杂剧的审美意蕴》(1998)、刘荫柏《徐渭及其剧作论考》(2000)、刘凤《生无以建立奇绝,死当含无穷之恨——从〈四声猿〉看一代畸人徐渭》(2002)等,著作有曾永义《明杂剧概论》(1979)。清杂剧论文很鲜见,只有以曾永义《清代杂剧概论》(1985)为代表的数篇,却出现了以尤侗、蒋士铨为对象的数部专著,像熊澄宇《蒋士铨剧作研究》(1988)、薛若邻《尤侗论稿》(1989),而曾影靖《清人杂剧论略》(1995)是一部较全面论述清杂剧创作的著作,此后十多年才出现了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2005)。明散曲论文虽少,但还有数篇,像韩伟《冯惟敏散曲的艺术成就》(1985)、田守真《〈沜东乐府〉散论》(1986)、杨东甫《被偏见淹没的珍珠——明散曲简论》(1994)等,著作则没有出现。清散曲则连论文也极其罕见,更不要说著作了,此状况一直持续到兰拉成《清代散曲研究》(2011)出版。明清散曲只有到赵义山《明清散曲史》(2007)出版状况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即使如此,明清散曲研究领域仍显得比较荒凉。
关于宋前戏剧与近现代戏曲研究,虽不是当代五十年重点,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宋前戏剧主要论著有常任侠《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一考察》(1950)、杨公骥《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1950)、孙楷第《傀儡戏考原》(1953)、谭正璧《话本与古剧》(1956)、任二北《戏曲、戏弄和戏象》(1957)《唐戏弄》(1958)与《驳我国戏剧出于傀儡戏影戏说》(1958)、丘琼荪《法曲》(1961)、王季思《我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1962)、[日]田中谦二《院本考》(1968)、陈荔荔《诸宫调的内部与外部形式》(1972)及《关于诸宫调发展的若干背景材料》(1973)、陈多与谢明《先秦古剧考略——宋元以前戏曲新探之一》(1978)、洛地《“苍鹘”试解》(1982)、周贻白《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1982)、董每戡《说“歌”、“舞”、“剧”》(1983)、洛地《角色试议》(1983)、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1986)、胡忌《金元院本的流传》(1988)与《院本之概念及其演出风貌》(1989)、丘琼荪《燕乐探微》(1989)、钱荫榆《永恒的傩》(1989)、陈多《古傩略考》(1989)、庹修明《傩戏·傩文化》(1990)、《中国戏剧的起源》(1990)、林河《〈九歌〉与沅湘的傩》(1992)、周华斌《中国傩戏源流》(1992)、康保成《中国戏神初考》(1998)与《“瓦舍”、“勾栏”新解》(1999)及《傩戏艺术源流》(1999)、卜键《角抵考》(2000)、刘晓明《杂剧起源新论》(2000)等。近现代戏曲主要论著集中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像张颂甲《“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1949)、田汉《一年来戏改工作答问》(1950)、艾青《谈“牛郎织女”》(1951)、马少波《关于京剧艺术进一步改革的商榷》(1954)、冬尼《川剧作家赵熙及其〈情探〉》(1957)、洪非《黄梅戏的过去与现在》(1957)、《周扬同志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问题》(1958)、席明真《黄吉安剧作初探》(1960)、《论整理戏曲遗产的工作》(1961)、曲六乙《欧阳予倩与红楼戏》(1963)、李希凡《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1963)、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1966)、江天《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1974)、《革命样板戏学习札记》(1974)、初澜《京剧革命十年》(1974)、董维贤《京剧流派》(1981)、梁淑安《近代传奇杂剧的嬗变》(1983)、王卫民《融时代、舞台、传统于一体——论吴梅的戏曲创作》(1983)、刘静沅《京剧艺术发展史简编》(1984)、李大珂《京剧是怎样形成的》(1985)、王元化《论样板戏及其他》(1988)、《汪笑侬评传》(1989)、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1989)、龚和德《试论海派京剧》(1989)、王卫民《继往开来 独树一枝——论吴梅先生在曲学研究上的贡献》(1990)、康保成《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1991)、侯硕平《海派京剧与海派文化》(1992)、李占鹏《近代杂剧传奇实体构成分析》(1992)与《论近代杂剧传奇的主题倾向》(1992)及《论近代杂剧传奇的审美取向》(1995)、胡星亮《“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1995)、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1999)、高义龙与李晓《中国戏曲现代戏史》(1999)、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与上海市艺术研究所合编《中国京剧史》(1999)、王颖泰《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2000)、左鹏军《近代传奇杂剧研究》(2001)、赵山林《近代上海戏曲系年初编》(2003)等。宋前戏剧与近现当代戏曲研究在当代五十年,可以说才逐渐地进入学界视野,尤其是当代戏曲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应该受到重视并进行必要清理和总结,为将来研究提供基本的铺垫和路径。
综上所述,可以说当代五十年曲学是中国整个曲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20世纪时间最长涉及最广,非近代二十年曲学、现代三十年曲学所能比,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戏曲、散曲为代表的这种艺术样式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宋元南戏、元杂剧、元散曲、明清传奇、明清杂剧、明清散曲、宋前戏剧和近现当代戏曲以及曲艺、小曲的整理和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个别戏曲家、剧作与现象出现过震动全国的高潮,像1956年《琵琶记》讨论、1958年“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热、1966年《海瑞罢官》批判及此后“样板戏”红得发紫等都是几乎波及全国各地,成为参与或受影响人数最多的戏曲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当代曲学史所独有的学术现象。古典诗歌、散文、小说都没有享受过如此殊荣。它的规模、范围即使近代戏曲改良、革命、现代“国剧运动”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些讨论虽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对戏曲的推广、普及却产生过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当代五十年把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的曲学,很长时期都被认为是停滞不前没有任何成果的空白时期,现在看来,这样定性、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对这十年出现的大量带有严重政治倾向的曲学论著应该做客观深入的分析,何况大陆以外的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曲学研究并没有停止。当代五十年曲学的视野十分开阔,从纵向看,自远古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从横向看,除前面提到的样式,还涉及了傩戏像《傩戏论文选》(1987),目连戏像朱恒夫《目连戏研究》(1993)、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1997)、凌翼云《目连戏与佛教》(1998),少数民族戏剧像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1964)、方鹤春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论文集》(1997),戏曲文物像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2001),海外中国戏剧研究像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孙歌等《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000),几乎穷尽了中国戏曲的各个领域。这是最值得大力肯定的地方。然而,当代五十年曲学研究发展态势却不平衡,纵线呈“U”字型,前十七年和后二十三年可以用繁荣来概括,中间“文化大革命”十年则降到低谷。从种类、体裁来说,戏曲比散曲、曲艺和小曲更受关注,而就戏曲言,宋元南戏、元杂剧、元散曲和明清传奇则是重点,明清杂剧、明清散曲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虽也引起了一些注意,但研究的深广度还远远不够。从方式、方法看,整理比研究的成绩更大,当代诞生了很多大型的文献曲籍,像《古本戏曲丛刊》、《善本戏曲丛刊》、《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全清散曲》、《全元戏曲》,以及正在编纂的《全明戏曲》、《全清戏曲》,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戏曲志》、《中国曲艺志》,以及《〈元曲选〉校注》、《〈六十种曲〉评注》等,这都是带有标志性的曲学成果。当代五十年曲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培养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陆从1978年开始招生,台湾则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招生,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把曲学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大陆从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国家和教育部以及各省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则更把曲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高度,不少曲学选题作为国家或省部级基金项目在研究的推进方面获得了极大支持。这两方面,近代二十年与现代三十年都不能相比。另外,当代五十年曲学还出现了不少全国性的学会,像中国戏曲学会、中国散曲研究会以及地方性学会等,建立了许多曲学学科,有的还是国家级重点学科。这些无疑对推动曲学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代五十年曲学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为21世纪曲学的持续发展、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世纪之交出现的许多曲学论著已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以完全相信,21世纪曲学研究将会走向一个成果丰富、事业辉煌的新时代。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的基础上修订成的,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曲海总目提要〉新编》的一个前期成果。该项目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无私帮助;本书的出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提供了全额资助,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葛云波先生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忱。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曲·吴梅》,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本书所引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83页。
[2] 梁启超《论〈桃花扇〉》,原题《小说丛话》,以论《桃花扇》为主,载《新小说》1903年9月、1904年10月第7、11号。后收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3] 郭沫若《鲁迅和王国维》,原载上海《文艺复兴》1946年第二卷第3期。后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4] 狄楚青(葆贤)《燕京庚子俚词七首》(七),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廿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04页。
[5] 李占鹏《刘清韵》,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472页。此辞条对刘清韵的著录有两处错误:一是她的卒年应为1916年,而非1915年;二是她的名字即清韵,而非淑曾。刘淑曾是另一位戏曲作家。参见苗怀明《记晚清戏曲家刘清韵两部曾佚失的戏曲作品》,《中华戏曲》总第28辑(2003年);单芳《论刘清韵及其〈小蓬莱仙馆传奇〉》,《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
[6] 石印印刷技术是捷克发明家塞尼菲尔德(1771—1834)在1794年发明的,1799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专利。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前后。有文字记载的石印技术在中国的运用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英国人麦都思在广州出版石印的《各国消息》。关于它的具体发明过程,参见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64页。
[7] 俞樾《小蓬莱仙馆传奇》跋云:“传奇例有下场诗,兹则缺焉。古酝欲为补之,而余有赵孟视荫之意,意在速成,援清容居士九种曲例,谓可不作,乃止。摹印既成,又书数语于后,勿使古酝之负诺责也。曲园居士又书。”赵孟视荫,事见《左传·昭公元年》。
[8] 刘师培《原戏》,原刊于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1904年12月24日、25日)《警钟日报》,以“社说”形式发表,未署名。后复载于《国粹学报》第34期(第三卷第9号)“美术篇”栏目,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1907年10月26日),署名刘师培。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外集卷十三》,民国二十三年(1934)宁武南氏校印。
[9] 刘师培《古乐原始论》,《国粹学报》第11期,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16日),署名刘光汉。乃《古政原始论》(共十三篇)之十一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古政原始论》。
[10] 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新民丛报》第77号,即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1906年3月25日)。
[11] 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国粹学报》第29期,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1907年5月31日)。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外集卷十三》。他在1909年截取该文上半部分,稍加润色,写成了《〈说文〉巫以舞降神释》,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集卷四》。他还写了《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盦集卷八》。而《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也涉及论曲文字,载《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4日)。
[12] 吴梅《奢摩他室曲话》序,《奢摩他室曲话》,《小说林》第2、3、4、6、8、9期,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13] 王国维《三十自序》,《教育世界》第148号(1907年第6期);《三十自序二》,《教育世界》第153号(1907年第10期)。也作《自序一》、《自序二》,收入《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4] 吴梅《六也曲谱》序,《吴梅全集·理论卷(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2页。
[15] 佚名《说巫觋娼优之价值》,《竞业旬报》第40期(1909年1月22日)。
[16] 王国维《优语录》、《唐宋大曲考》载于《国粹学报》第63至68期;《录曲馀谈》载于《国粹学报》第67至69期。后皆收入《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十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又收入《王国维文集》第一卷。
[17] 吴梅《奢摩他室曲丛》初集行世,据王卫民著《吴梅评传·吴梅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8] 关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最早的是窦警凡《历朝文学史》(1906年版),其次是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版),再次是黄人《中国文学史》(1911年版)。前两部都未涉及曲史,而后一部则在观念上已将曲史纳入论述范围。
[19] 蠹仙《梨园小史》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卷第9期(1911年)。
[20] 王国维《古剧脚色考》,最早刊于《艺文》杂志第四卷第一、四、七号(1911年)。又收入《王国维文集》第一卷。
[21] 绿天翁《〈录鬼簿〉题词》、《长生殿》、《郭生始创戏院》,《小说月报》第三卷第6期(1912年)。
[22] 吴梅《奢摩他室曲旨》发表,据王卫民著《吴梅评传·吴梅年谱》。
[2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最初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九卷第10、11号,第十卷第3、4、5、6、8、9号(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又收入《王国维文集》第一卷。
[24] 泖东一蟹(钱静方)《〈烂柯山〉剧本考》、《〈宵光剑〉剧本考》、《〈双凤奇缘〉考》(附《〈汉宫秋〉传奇》)、《〈双冠诰〉院本考》始载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二号(1913年5月25日),此后连续有三十多种剧本考述发表。他是近代中晚期考证传统戏曲剧本数量最多的一位学者。
[25] 姚华《曲海一勺》发表于《庸言》杂志第一卷第5期(1913年7月),《菉漪室曲话》发表于《庸言》杂志第一卷第6—7期、9—12期、14期、16—24期(1913年)。
[26] 吴梅《顾曲麈谈》,《小说月报》1914年第5卷3、4、5、6、8、9期,1915年第5卷10、11、12期,1915年第6卷1、2、3、5、6、7、8、9、10、12期。吴梅《癯庵(瞿安)笔记》,《小说月报》第5卷第5—8期;第6卷第1、2期。又分别收入《吴梅全集·理论卷(上、下)》。
[27] 《传奇汇考》,古今书室1914年影印出版。李占鹏点校《传奇汇考》(简化字精装本、繁体字平装本),巴蜀书社2017、2019年版。
[28] 香如《顾曲卮言》,《繁华杂志》第6期(1915年)。
[29] 梁廷枏(藤花亭长)《藤花亭曲话》,《双星杂志》第3期(1915年)。
[3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31] 杨澹庐《读〈西厢记〉偶笔》,《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7期(1915年)。
[32] 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16年版。
[33] 吴梅《顾曲麈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34] 心史(孟森)《〈西楼记〉传奇考证》,《小说月报》第八卷第1、2号(1917年);《袁了凡〈斩蛟记〉考》,《小说月报》第八卷第4、5号(1917年),《新蛟记》系明代文言小说。(www.xing528.com)
[35] 吴梅《〈无价宝〉序》,作于1917年,见《吴梅全集·理论卷(下)》。
[36] 董康《读曲丛刊》,别题《诵芬室读曲丛刊》,为初编,1917年诵芬室刻本。此后,他又将沈泰《盛明杂剧》初、二集重新刊印,收入《诵芬室丛刊》二编,也即《读曲丛刊》二编。
[37] 冒广生《戏言》,1917年刊印,后改名为《南戏琐谈》,发表于《戏曲艺术》1986年第1期。
[38] 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梦凤楼、暖红室1917年刊校。
[39] 吴梅这三篇跋皆作于1918年,见《吴梅全集·理论卷(下)》。
[40]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
[41] 露厂《戏剧词典》,《春柳》第1—7期(1918年)。露厂即李露厂,与兄长李涛痕一起主编《春柳》杂志。
[42] 《文艺全书》,上海崇文书局1919年版。
[43] 胡薇元《壶庵五种曲》,收入《玉津阁丛书甲集》,《玉津阁丛书》,1919年刻印。
[44] 《昆曲粹存初集》,昆山国乐保存会编,上海朝记书庄1919年石印出版。
[45] 许自昌《橘浦记》,日本东京都九皋会1919年影印发行。
[46] 孟真《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新潮》第一卷第1期(1919年)。
[47] 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他倡导成立了许多课馀组织,音乐研究会便是其中之一,它又分提琴、钢琴、古琴、琵琶、昆曲、丝竹等小组,因为他看过《顾曲麈谈》,所以昆曲组一成立便首先想到了该书的作者吴梅,而蔡元培也很喜欢昆曲。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又见王卫民《吴梅评传》,第16页。
[48] 据统计,到近代晚期,全国有500多家报馆,总发行量为4200万份;而文艺期刊就有29种,文艺小报也有32种。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又见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9] 中国古典戏曲虽很早就传入外国,但在近代才越来越多地引起域外学者的注意,尤其在东南亚一带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这当然与近代外国势力侵略中国有关,那时候除了极少数的颇负盛名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很罕见。参见孙歌、陈燕谷、李逸津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0] 关于这一点,不仅王国维、吴梅有类似的看法,而且当代一些从事高等教育的教授也持同样的看法。平心而论,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的文学性确实单薄,不能跟元杂剧、明清传奇相比。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都没有选编地方戏剧作品。
[5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52] 这些文章均载于《申报》1912年8月4—6日,16—20日,9月2、5、7、24日。
[5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348页。
[54] 远生《上海之新艺术》,《申报》1913年12月30日。
[55] 分别见《十日戏剧》二卷第九期(1914),《半月戏剧》二卷第四期(1914)。
[56] 参见车锡伦编著《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57] 佚名《论戏剧弹词之有关于地方自治》,《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五期(1906)。
[58]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1日至6月4日,以《1918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讲演》为副题。
[59] 沈昌直《柳溪竹枝词》序,《南社丛刻》第二十集(1917)。
[60] 叶楚伧《侬歌侬解录》自序,《民权素》第十三集(1916)。
[61] 龚自珍《明良论》(四)、《乙丙之际箸议》(七),《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5页。
[62] 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1页。
[63]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4] 张之洞《设学》,《张之洞全集·劝学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39页。
[65] 蒋廷黼《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
[66]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884、5493页。“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最早见于《夏威夷游记》,“小说界革命”见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见于《新中国未来记》。
[67] 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49—553页。
[68]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
[69] 夏曾佑《小说原理》,《绣像小说》1903年第3期。
[7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第860页。
[71] 王钟麒(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1908年第1期。
[72] 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545页。
[73]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序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74]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611页。
[75] 赵义山《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76] 傅惜华《〈西厢〉剧本考》,《坦途》第2期,1927年11月;西谛《〈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1932年5月;傅永孝《〈西厢记〉的演变》,《学风》第2卷第10期,1932年5月;马玉铭《〈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胡适《关汉卿不是金遗民》,天津《益世报》,1936年3月19日;顾随《关汉卿不是金遗民》,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19日;魏复乾《〈西厢记〉著作人氏考证》,《逸经(文史半月刊)》1936年12月5日;贾天慈等《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逸经(文史半月刊)》1937年7月20日;赵景深《〈西厢记〉作者问题弁正》,《逸经(文史半月刊)》1937年8月20日;胡适《再谈关汉卿的年代》,北京大学《文学青年》第3期,1937年5月;冯沅君《跋胡适之先生〈关汉卿的年代〉》,北京大学《文学青年》第3期,1937年5月;适青《秋胡戏妻考》,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28日;顾随《元曲中方言考》,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17日—10月29日;赵景深《无名氏元曲时代先后考》,《千秋》第2卷第2期,1934年6月;赵景深《元曲时代先后考》,《现代》第5卷第4期,1934年8月;治夔离《宋元杂剧演出考》,《舞台艺术》第1期,1935年3月;赵景深《“竹林寺”是杂剧名么》,《读书随笔》,1936年9月;叶鼎彝《元人曲调溯源》,《师大学刊》第30期,1936年10月;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冯沅君《古剧四考》,《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
[77]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前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78] 郑振铎《〈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雍熙乐府〉本〈西厢记〉题记》,《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79] 现代三十年关于明杂剧的论文极少,只有那廉君《明周宪王之杂剧》这样个别的篇目。此文载《剧学月刊》第三卷第11期,1934年11月。
[80] 皮黄,一作“皮簧”,大陆曲学家多作“皮黄”,台湾曲学家多作“皮簧”,因语境不同,故本书两种称谓都予以保留。
[81] 罗锦堂《中国戏曲总目汇编》,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6年版;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陈万鼎《述〈永乐大典〉著录元剧六大家二十三种杂剧》,《大陆杂志》第31卷第11期(1965);丁厚基《元杂剧韵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金梦华《汲古阁〈六十种曲〉叙录》,《师大图文研究所集刊》第10辑(1966)。
[82] 赵晋《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报刊发表的戏曲剧作编年》,《戏曲研究》总第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车锡伦《京剧和地方戏中的聊斋故事戏》,《曲苑》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周启付《1840—1919年戏曲剧目辑录》,《中华戏曲》总第20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3]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蒋星煜陆续出版了《明刊本〈西厢记〉研究》、《〈西厢记〉罕见版本考》、《〈西厢记〉考证》、《〈西厢记〉新考》、《〈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西厢记〉研究与欣赏》、《西厢俪影集》等7部专著,在《西厢记》版本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84] 俞为民《南戏〈琵琶记〉版本及其流变考述》,《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此文将《琵琶记》版本分为四类。第一类有32种,像元本系统清陆贻典钞《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时本系统容与堂本。第二类有25种,像以青阳腔、弋阳腔演唱的本子如《玉谷新簧》、以昆山腔演唱的本子如《吴歈萃雅》。第三类是保存在南曲谱中的佚曲,像明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引录72曲,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引录176曲等。第四类是只见诸前人记载而不见流传的6种,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八所收《忠孝蔡伯喈琵琶记》等。
[85] 宋平生《〈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86] 王钢《〈录鬼簿〉版本摭谈》,《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
[87] 黄菊盛、彭飞、朱建明《关于宋元南戏剧目的整理和辑佚》,《曲苑》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8] 俞为民《〈风月锦囊〉所辑南戏佚曲述略》,《文献》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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