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曲学史研究：二1919—1949 战国时期

现代三十年曲学，指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止的这一时期的戏曲学、散曲学、曲艺学和小曲学。这三十年，虽然比近代二十年多出十年，为时不算太长，却可以说是中国曲学真正的蜕变、生长期。这一时期确立、奠定了中国曲学的现代属性和学术品格。因为近代二十年曲学如同当时的文化思潮一样，尽管经历了资产阶级的启蒙，尤其是改良和革命运动，但全面、系统的大规模的曲学研究，并没有完全展开，曲学家只停留于对戏曲、散曲、曲艺、小曲的局部、片面甚至零星对象的审视和解读，与戏曲、散曲、曲艺、小曲的实际存在相比，曲学的持续性、广阔性和深刻性都远远不够。即使王国维之于曲学研究，仅花了不过短短六、七年时间；吴梅虽然把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曲学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尊卑观念，更值得说明的是，他的曲学的黄金时期是在现代；齐如山的国剧学在近代只能算是起步，他的绝大多数成果，都做成于现当代。被称誉为近代三大曲学家的这三位大师，在近代二十年的曲学成果仅属屈指可数，还没有达到数量相当可观的地步。近代二十年虽然在舆论和影响上，对发掘曲学价值与肯定曲学意义和提高曲学地位，起到了空前的宣传、推介作用，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没有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分量的曲学论文和著作，曲学家仍显得势单力孤，甚至被人侧目撇嘴，他们的曲学著述，不仅比较片面、单薄，而且视野、观念和方法多还相对封闭、保守、单调。近代曲学研究的视野、观念和方法，还没有彻底突破古代曲学的范围，而开拓出新的路径。现代曲学则基本甚或完全没有这种气象，它拥有一大批终身从事曲学研究的曲学家，他们不仅成果丰硕，而且造诣高深，尤能从不同角度、侧面对曲学做出整理、解读和阐释，郑振铎、周贻白、董每戡、赵景深、钱南扬、任中敏、王季思每个人，都可以当作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他们以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为推动曲学朝着全方位深层次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弥足珍贵的重要贡献。从整个学术环境看，现代三十年并不比近代二十年有所好转，它自始至终，战火连绵，硝烟弥漫，社会仍旧动荡不安，百姓仍旧流离失所，几乎与内忧外患，一直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现实环境里，现代曲学家，却创造了曲学史上的一个个奇迹，他们使现代曲学非但可以与诗学、赋学、词学、散文学相媲美，而且以坚韧执著的精神和厚重扎实的学风，使曲学成为显学。他们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兵燹之苦，在非常艰难的境遇中，都带着搜集来的曲学资料，没有停歇，没有遗弃，为了曲学事业不要说计较名利，即使生命危险也常常置之度外。再加之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脱胎换骨般的洗礼，现代曲学家开始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观照和解剖曲的形态、本质，这使现代曲学，既与古代曲学完全不同，也与近代曲学存在很大区别。

从曲籍资料看，现代三十年曲学的重心，首先是戏曲领域内的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杂剧传奇，唐戏弄的构建和开拓也是现代戏曲学令人瞩目的学科亮点。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发现了不少新文献，现代三十年戏曲学的范围和内容，比近代二十年更为扩大，更为充实，出现了许多为近代二十年曲学所缺席的新课题，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风月锦囊》、《词林一枝》等戏曲全本集、选本集的初次面世，是现代三十年曲学独一无二的新现象，为传统曲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和活力。其次是元散曲、明清散曲。散曲研究的阵容虽不能跟戏曲相比，但曲学家已经深刻认识到散曲的价值和意义了，不仅编纂了大型的散曲集《散曲丛刊》，而且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集刊布散曲文献、编辑发行散曲研究资料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75]。曲艺、小曲研究相形之下更少，却也拥有自己的特色，至少它们可以与戏曲、散曲具有平等地位，不存在因为体卑势微受冷落被忽视的情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提倡民间文学，曲艺、小曲的搜集和编辑，一度还十分火热，这对曲艺和小曲为社会所广知，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广、传播意义。戏曲学、散曲学甚至曲艺学和小曲学，在现代走进了高等学府，在各类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高等学府拥有了把曲学作为专业的教授、课程和教材，以至出现了专门教授和训练戏曲和曲艺人才的中等学校，这对曲学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教育，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毋庸讳言，除了从事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现代社会对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杂剧传奇已变得陌生起来，至于唐戏弄等宋前戏剧形态则更为生疏。现代三十年仍有杂剧和传奇作者，但已属凤毛麟角了，中国最后一位杂剧传奇作家应该是顾随。由于很不成气候，以致被完全淹没，而没有一点声息，遂使对现代三十年创作的杂剧传奇的研究非常稀少。现代三十年散曲创作成绩稍佳，然而研究仍旧沉寂。曲艺却是另一番景象，它几乎全是新创作，而且评论多针对新创作。小曲的重心，则在搜集和编订，对它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散曲、小曲研究，以专家学者为主，而曲艺研究，则以社会力量为主。这一时期对地方戏的关注，也超过了以往，尽管在整体上还显得相对薄弱，被重视的只有京剧、秦腔、川剧和评剧等个别剧种，然而，整个地方戏却在现代三十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多数以前很不知名的地方戏剧种，都在现代产生并壮大，它们的名称、体制与剧目、风格，都在现代三十年逐步确立起来。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曲学家的高度注意，只是涉足的专家学者少，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爱好者，撰写的见于各类报刊的对现代地方戏创作、表演的评论，呈现出普及化和平民化的社会倾向。地方戏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与高超的艺术形式，应做专门的系统研究，而不是只停留在随意性的评论阶段，从而使地方戏曲学成为显学，但由于各种原因，地方戏作为一门研究对象，在现代三十年里还没有完全进入曲学家的视野，只有个别曲学家，把个别剧种作为研究目标，绝大多数曲学家的目光，仍停留在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杂剧传奇和散曲、曲艺和小曲上，曲学著作里仍旧没有地方戏的位置。然而，比起近代二十年来，现代三十年曲学里的地方戏的地位已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而且越来越受到曲学界的重视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现代三十年曲学最显著的成绩，首先表现在曲学文献学领域，戏曲、散曲、曲艺、小曲的整理，在现代三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论规模、范围，还是程度、水平，都远远超过了近代二十年。在目录学方面，现代三十年曲学的成果按年代先后简述如次：1925年刘澄清发表了《本学门所藏清昇平署剧本目录》，1926年顾颉刚发表了《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1927年郑振铎《中国戏曲的选本》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面世，1928年董康发表了《日本内阁文库藏小说戏曲书目》，1930年任讷《散曲丛刊·散曲丛刊十五种提要目录》出版，1931年应飞发表了《中国戏剧书目附作家表》，1932年马廉《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戏曲目录》问世，1933年杨彭年《平剧戏目汇考》出版，同年杜颖陶发表了《记玉霜簃所藏钞本戏曲》、《玉霜簃藏曲提要》，1933、1934年之间《故宫所藏昇平署剧本目录》发表，1934年卢前《散曲书目》、傅惜华《缀玉轩藏曲志》、郑振铎《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发表或出版，1935年《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齐如山《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长泽规矩也《家藏旧钞曲本目录》、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研究散曲重要参考书》、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出版或发表，1936年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徐调孚《〈六十种曲〉叙录》、王芷章《北平图书馆藏清昇平署曲本目录》出版，1937年长泽规矩也《家藏曲本目录》在日本发表，华连圃《（戏曲）主要参考书目》作为《戏曲丛谭》附录出版，1938年傅惜华《碧蕖馆所藏抄本杂剧传奇目录》稿本面世，1939年神田喜一郎《家藏明版戏曲小说目录》及《补遗》在日本发表，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发表，1939—1940年之际，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与周越然和齐如山、傅惜华《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发表，1940年吴晓铃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戏曲目录》发表，1943年吴晓铃《鄞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发表，同年《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王古鲁《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问世，1947年朱志泰《元曲研究·元曲的作家与作品》出版，1948年齐如山《齐氏百舍斋戏曲存书目》发表，1949年叶德均编成《曲目钩沉录》。除这些目录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具有戏曲目录性质的论文，像赵万里《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涩斋《访曲记》、邵茗生《岑斋读曲记》、绿依《秋叶随笔》、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等，都不同程度地著录了一些戏曲目录，为建立曲学目录学做出了宝贵贡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曲学目录学，已突破了元杂剧、明清传奇的局限，散曲、曲艺和小曲都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不仅注意到了国内极其罕见的曲本，而且把目光延伸到海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汉学家也在编纂和著录中国曲本，标志着曲学目录学在现代三十年已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新趋势。

在版本学方面，主要是四部名剧，与多部作品集的编订、刻印和出版。四部名剧第一部是《西厢记》，1924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玻璃版影印本《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1933年郑振铎在上海来青阁书店发现了刘龙田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同年黎锦熙、孙楷第从嘉靖年间刊刻的《雍熙乐府》辑校的《西厢记》全部曲文，由北京立达书局排印刊行，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元人杂剧全集》，收录了《西厢记》，1937年上海时还书局同版重印国学扶轮社刻本，凌濛初校注《西厢记》、贵池刘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种》为其重刻本。伴随许多珍贵版本的发现，《西厢记》版本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者在挖掘详实材料的基础上，对《西厢记》版本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像1924年张友鸾撰写了《〈西厢〉的批评与考证》，1932年郑振铎发表了《〈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等论文，对《西厢记》的体例和有关版本作了初步考证。第二部是《琵琶记》，数量较少，代表版本是1925年扫叶山房重校石印本《第七才子琵琶记》，1929年扫叶山房影印该馆民国十四年（1925）重校石印本《第七才子琵琶记》。第三部是《牡丹亭》，最富特色的是译介本，这是现代曲学版本学的新现象：1931年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洪涛生与Dr.Chang Hing合译德文本《牡丹亭·劝农》，1933年洪涛生又将《牡丹亭·肃苑》和《牡丹亭·惊梦》翻译成德文出版，同年徐仲年《中国诗文选》所收《牡丹亭·惊梦》的法文译本及评价文字出版，1937年《牡丹亭》全本翻译，题名为《还魂记——德译本汤显祖浪漫主义剧作》出版，1939年阿克顿（H.Acton）《牡丹亭·春香闹学》英译本发表。第四部是《桃花扇》，只有一种最为著名，即1925年版的梁启超注本《桃花扇》。这一时期也编辑、刻印和出版了一批曲籍文献，为更进一步深入广泛的研究曲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21年锦文堂主人辑录《元曲大观》30种，1924年中国书店影印《元刊杂剧三十种》，1925据明崇祯本重刻《盛明杂剧二集》三十卷，1928年吴梅辑录《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6种，1931年郑振铎辑录《清人杂剧初集》40种，1932年传真社辑《传真社三种曲》3种，1934年郑振铎辑录《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6种以及《清人杂剧二集》37种，1941年王季烈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选出明刻本6种，明抄本138种，加以标点校正，辑为《孤本元明杂剧》出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曲学版本学的观念和意识已相当进步，不仅特别注意新的版本，而且名剧走向世界也迈出了新的脚步，《牡丹亭》的英、德、法语翻译，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清人杂剧的编纂和出版，也取得了空前的卓越成就。还有现代曲籍版本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已基本变成铅字排印，铅字排印前，尚有少数曲籍是石印和影印，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无疑对曲学版本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介入，都使现代三十年的曲学版本学增加、开辟了新的领域和途径，呈现出一种超越往昔的新气象。

在校勘学方面，现代曲学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戏曲学和散曲学领域。就戏曲学而言，1919年刘世珩《汇刻传剧》问世，收《西厢记》五剧、《玉茗堂四梦》、《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及《录鬼簿》共50种，校勘详审，刊刻精美。1921年陈乃乾辑刻《曲苑》出版，1922年古书流通处辑、正音学会增辑《增补曲苑》出版，1925年陈乃乾编《重订曲苑》出版，每次刊行，都经过编纂者的认真校订。1928年吴梅辑校《奢摩他室曲丛》印行，同年《曲海总目提要》由大东书局排印，1930年胡懒残编录、卢前校阅《元明曲选》出版，1935年卢前编校《元人杂剧全集》出版，同年《六十种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出版。这一时期，臧懋循选编的《元曲选》（别题《元人百种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仿宋排印本，扩大了《元曲选》的流传范围，此亦曾约请名家做过校勘。就散曲学而言，1928年卢前辑校《元曲别裁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任中敏选编《元曲三百首》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此书民国二十年（1931）中华书局重刊，后经卢前重订，由上海中华书局分别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和民国三十六年（1947）两次刊行。1937年卢前选编《元明散曲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任二北编《新曲苑》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现代三十年出版的各类曲籍基本采用铅字排印，技术比古、近代大有进步。大凡出版的各类曲籍，虽没有全部写出校勘记，但在出版前都经过了校勘，直接改易原文，是现代曲学校勘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像《元曲选》并没有校勘记，但出版时却经过了众名家的认真校订，采用了新式标点。个别曲集也撰写了详细的校勘记，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后，郑振铎撰写发现经过的长序就包含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校勘记》。

现代曲学在辨伪学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929年吴梅《元剧研究》由世界书局刊行，因收入《ABC丛书》，故又名《元剧研究ABC》。该书分上、下两卷，共计十章。上卷研究元剧的来历、现存元剧的数目以及元剧家；下卷将剖解元剧结构并及元曲方言。著者的初衷是，使读者能够获得元剧最正确的知识和研究元剧的方法。此书只有上卷刊行，对元剧的来历、元剧现存数目、元剧作者进行了分析、考证、归纳，为还原元杂剧的本来面目做出了一定贡献。1934年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由北新书局出版，稍后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也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两部著作在甄别宋元戏文曲文真伪、本事源流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水平。1936年陆侃如、冯沅君写成《南戏拾遗》，对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进行了全面补订。此著的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也具有极高的曲学辨伪学价值。除著作外，这一时期，还有很多散见于各个报刊、杂志的关于戏曲辨伪的论文。在版本方面，有傅惜华《〈西厢〉剧本考》、西谛《〈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傅永孝《〈西厢记〉的演变》、马玉铭《〈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等。在作者方面，有胡适《关汉卿不是金遗民》、顾随《关汉卿不是金遗民》、魏复乾《〈西厢记〉著作人氏考证》、贾天慈等《关于〈西厢记〉的作者》、赵景深《〈西厢记〉作者问题弁正》、胡适《再谈关汉卿的年代》、冯沅君《跋胡适之先生〈再谈关汉卿的年代〉》等。在本事考证方面，有适青《秋胡戏妻考》、顾随《元曲中方言考》、赵景深《无名氏元曲时代先后考》和《元曲时代先后考》、治夔离《宋元杂剧演出考》、赵景深《“竹林寺”是杂剧名么》、叶鼎彝《元人曲调溯源》、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及冯沅君《古剧四考》等^[76]。这里的辨伪还不十分严格，它们更多的是把真相揭示出来，并不是对某一部或多部作伪之著作进行考辨，针对性虽不甚强，但所论对象在学术史上总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而现代曲学家的考证和辨析，在一定程度使这些疑问得到了澄清，甚至获得了彻底的解决。

在辑佚学方面，现代曲学不仅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且表现得十分规范，现代意义的曲学辑佚学之于曲学文献学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现代曲学辑佚学史上，最令人注目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对南戏作品的辑佚。最早注意并进行南戏研究的学者是钱南扬，他从1924年就开始宋元南戏的搜集，目的是“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研究者提供材料与以方便，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材料，譬如对于古代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参考的地方”^[77]。1930年，他发表了《宋元南戏考》，对南戏的剧目、名称、内容以及南戏失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在文末透露自己“正在辑录南戏”。稍后，赵景深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叙述南戏的启发，也开始了宋元戏文的辑佚工作。1934年，两人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辑佚著作先后出版。这就是赵景深于9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宋元戏文本事》和钱南扬于12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前者根据《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谱，共辑宋元戏文50种，其中《周孝子》、《破窑记》与《拜月亭》有刊本流传，《黄孝子》全本不久也被发现，实际共辑宋元戏文46种。后者根据《旧编南九宫谱》、《词林摘艳》、《盛世新声》、《吴歈萃雅》、《南音三籁》、《南九宫谱大全》等曲籍文献，共辑宋元戏文46种，其中《王孝子寻母》疑即《黄孝子》，实际共辑宋元戏文45种。除去重复，这两部著作共辑宋元戏文56种。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与元杂剧同时而为明传奇前身的大量南戏剧本的存在。这些戏文，王国维、吴梅没有看到，它们的被辑佚，则是现代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两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36年陆侃如、冯沅君写成《南戏拾遗》，对《宋元戏文本事》和《宋元南戏百一录》进行了较大增补，全著分上、下两卷，上卷收录戏文新剧目72种，下卷对43种戏文佚曲进行了增补。《南戏拾遗》使大规模的宋元戏文辑佚暂告一段落。此后冯沅君还撰写了《〈南戏拾遗〉补》与《〈南戏拾遗〉补跋》两文，对《南戏拾遗》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补。这三部著作，可以说是宋元戏文辑佚的扛鼎之作，把南戏辑佚推向了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戏曲、散曲的辑佚，像郑振铎、赵景深、顾随、邵曾祺，后来公开发表论文的只有赵景深和顾随。赵景深编著《元人杂剧辑逸》，辑录了元杂剧佚文41种，顾随编《元明残剧八种》，辑录了元明残剧8种附录1种。郑骞在赵景深、顾随辑录外，又补充了断句及支曲五本、单折五本、全剧一本，准备编写《元人杂剧钩沉》，后来没有完成。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戏曲辑佚论著发表或出版，像1930年陆侃如、冯沅君借到了北平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的藏书，辑成《明人散曲十种》，任讷选编《散曲丛刊》，辑得马致远《东篱乐府》、贯云石与徐再思《酸甜乐府》以及沈仕《唾窗绒》，1933年北平立达书局出版了《雍熙乐府》本《西厢记》，乃黎锦熙取《雍熙乐府》所引《西厢》套曲一一辑出来，使自为一书，并校于王伯良本之上，其本之重要更超过诸本远甚，研究者认为是在当时“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78]。1936年卢前《元人杂剧全集》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也做了辑佚的工作。现代曲学辑佚学之所以成就显著，与现代曲籍文献的发现密切相关，古、近代的曲籍文献，全都属于私人所藏，不为世人所知，而现代曲籍文献已出现在公众视野，普通学者也能见到以前不能见到的各种曲籍，这样曲学辑佚学就容易取得成绩了。

在注释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季思对《西厢记》的注释。1924年王季思就读于东南大学时，从教授中国戏曲的吴梅处，借得一部暖红室刻的《西厢记》。它的清词丽句，引起了王季思从事文艺活动的兴趣；它那追求婚恋自由的主题，更使这个接受过“五四”反封建思潮洗礼的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季思发愿要注释《西厢记》。自那时起，他便致力于掌握第一手材料，阅读了几乎全部元人杂剧和散曲，将其中的特殊用语作了札记，又考证了著名元杂剧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作品故事内容的演变，在积累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凌濛初本为底本，吸收了王伯良、毛西河、汲古阁六十种传奇本的长处，并参照《雍熙乐府》所录《西厢记》曲文加以校勘，先后完成《西厢五剧注》（1944）、《集评校注西厢记》（1949）。因为原著有大量方言俗语，历来解释不一，又有不少难字难句，争议甚大，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对这部名剧内容的准确理解。经过王季思的注释，这些问题基本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较好解决。此外，在戏曲词语注释方面，还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4）和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45）的出版，作为解释戏曲方言专著，它们具有不可埋没的筚路蓝缕之功。这一时期具有注释学性质的戏曲著作，还有梁启超注释《桃花扇》（1928）、王毓骏著《西厢记注》（1938）等。应该说，现代曲学注释学的成就还不是很大，出版的著作也很有限。这与现代曲学研究风气有关，现代曲学研究还没有形成注释学的浓厚风气。而王季思注释《西厢记》，可以说是现代曲学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独特景观。

在史料学方面，现代曲学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1921、1925年陈乃乾编辑《曲苑》和《重订曲苑》，前者收录戏曲史料、论著14种，后者增补至20种。1932年上海圣湖正音学会又据古书流通处本《曲苑》和《重订曲苑》加以增订，出版了排印本《增补曲苑》，共收录戏曲史料、论著26种。1940年，任二北编辑《新曲苑》，收录元明以来戏曲史料、论著34种，都是诸《曲苑》未收的曲话、曲韵，另附编者自编《曲海扬波》1种，是从宋元以来141种笔记爬罗剔抉而来的新材料。可以看出，随着戏曲研究的不断深入，戏曲史料论著汇编工作，也逐渐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值得注意的是，京剧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刊印清代和近代京剧史料、论著的著作，其中成就最大的学者是齐如山，他的《齐如山剧学丛书》（1927—1935），包括《戏剧脚色名词考》（1927）、《中国剧之组织》（1928）、《脸谱》（1934）、《京剧之变迁》（1935）、《国剧身段谱》（1935）、《上下场》（1935）、《戏班》（1935）、《行头盔头》（1935）、《国剧简要图案》（1935）等近十种著作，对京剧史料著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1934、1937年，张次溪先后编纂出版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前者汇辑清代戏曲史料著作38种，后者续辑13种，也是著录和编辑清代京剧史料的一个突出贡献。1935年商人俱乐部同人编《戏剧丛书》六册，分别介绍了京剧的脸谱、衣箱、锣经、剧目等常识，对普及京剧起到了一定作用。1937年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出版，对清代宫廷戏曲活动史料著录甚详。此外，周明泰著《几礼居戏曲丛书四种》（1932—1940），收录《〈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后易名为《京剧近百年琐记》）、《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四种戏曲史料。1949年朱瘦竹著《修竹庐剧话》，除了评价演员技艺和成就，还介绍了一些剧目的大概情况，以及戏曲艺术的相关常识，也是研究京剧的重要参考资料。(www.xing528.com)

除对古典戏曲和京剧史料论著的整理研究、汇编出版外，现代曲学家对清末及民国时期综合性史料，尤其是近代以来戏曲演员史料十分重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综合性史料方面，1919年林修竹编辑《剧学指南》，介绍有关中国传统戏的常识。1920年日本学者辻武雄著《中国剧》，侧重于介绍清道光后的中国戏曲情况。同年刘豁公著《戏学大全》，向戏曲爱好者介绍一些戏曲常识、伶人生活及演出趣闻。1922年《乐府新声》出版，收录清末民初梨园的掌故轶闻。1924年补庵著《补庵谈戏》第一集，以杂记形式，记叙了民国以来戏曲演变发展的情况。1925年潘镜芙、陈墨香著《梨园外史》，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讲述了清道、咸以来的伶官故事，其中多为乱弹演员。1926年张肖伧编辑《菊部丛谭》，记录了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舞台的京剧、昆曲、秦腔323位演员的资料，和当时梨园的掌故轶闻，同年罗瘿公著、李释戡校补《菊部丛谈校补》出版，评介了清末民初的戏曲演员情况，涉及当时的演剧习俗、掌故逸闻。1928年唐友诗编辑《梨园轶话》，将自己二十馀年搜集的戏曲界见闻编辑成册。1930年陈子展著《孔子与戏剧》，收入有关孔子与戏剧的论文14篇，着重论述了孔子与中国戏剧的关系及中国古代戏剧描写的孔子的形象。1932年周明泰著《〈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出版，列举了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初刻本，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人增补、重刻的六种版本，所载北京地区戏班、角色、剧目、戏院资料，还有《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和《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都是研究京剧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1935年从明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辑成的《梅花草堂曲谈》，记载了明中叶以来苏州风土习俗，对昆曲盛衰及魏良辅、梁辰鱼诸人事迹记载较为详尽。1938年张乙庐著《老副末谈剧》出版，收录作者于1938年前在《戏报》上发表的戏曲短文14篇，其中《京曲总书编制述略》，介绍了戏曲变迁、京剧艺术、梨园掌故等方面内容。1940年周明泰著《续剧说》出版，是作者从浩繁的古籍中摘录出来的相关戏曲资料，对清代、近代戏曲状况记载尤详。1941年张聊公《听歌想影录》出版，又名《国剧春秋》，共收文章108篇，均为在报刊发表过的观剧随笔，记载了民国二年至七年（1913—1918）演员、票友、演出时间、地点、剧目剧评等戏曲史料。1946年戏剧杂志社编著《戏剧精英》，涉及戏剧专论漫谈、戏剧艺术知识、有关戏曲的特写杂述、川剧杂拾等方面内容。在演员生平史料方面，1919年佚名撰《北京裕群社艺员小传》，刊载了1919年8月15日参加北京裕群社汉口演出的24名演员小传。1928年徐慕云编《梨园影事》，汇辑了清代道、咸以来生、旦、净、丑、坤伶、票友、场面、秦腔、昆弋、粤剧各部的人名表、名伶小影、小传。1933年爱梨上人（济南市银河歌剧社）编《梨园花絮集》，辑录三十年代戏曲演员小传、歌词、琴谱及评价京剧的短文与部分演员照片。1936年王芷章撰《清代伶官传》出版，以昇平署档案为依据，辑录了295名曾在清内廷供奉的演员、乐师小传。同年宋凤娴编著《名伶世系表》第一集出版，收录程长庚等88家名伶的世系表，所据资料源于各报刊，及各家红白喜事之请帖。1939年天柱外史（程演生）撰《皖优谱》，从前人著述摘引大量戏曲史料，考证明清五百馀年安徽的演剧历史，辑录170馀名乾隆以来徽籍戏曲演员小传。1941年潘光旦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旨在从生物遗传的角度，观察中国伶界的人才问题，介绍中国古代伶人状况。1943年朱书绅编辑《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据清代画家沈容圃所绘制咸、同、光年间京剧、昆曲等13个著名演员合像，分别为程长庚等名伶撰写小传，并邀请当时名角梅兰芳等人题写诗词。专门以京剧演员为对象的史料著述，则更为丰富多样，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颇为繁盛的热闹局面，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张振宇编《荀慧生》（1919）、燕山小隐等编《杨小楼》（1919）、梅社编《梅兰芳》（1920）、张謇等撰《梅欧阁诗录》（1920）、况夔笙著《秀道人修梅清课》（1920）、梅花道人著《金少梅》（1921）、老舍编《小翠花》（1922）、绿社编《绿牡丹》（1924）、唐西园著《听秋集》（1925）、金兆棪辑《霜杰集》（1926）、沙游天编《白牡丹》（《留香集》）（1927）、唐世昌等编《梅兰芳》（1927）、刘先礼编《双菊集》（1930）、刘云厂编《双艳集》（1932）、齐如山著《梅兰芳游美记》（1933）、燕平居士著《马连良百话集》（1933）、徐汉生编《尚小云专集》（1935）、秦公武编《梅尚程荀四大名旦论》（1935）、梧桐阁主编《秀娟集》（1936）、陈叔通等著《御霜实录》（1938）、佚名撰《琴心集》（1938）、吴江枫主编《程砚秋专集》（1938）和《章遏云专集》（1939）、鄂吕弓与吴江枫主编《毛世来剧团专辑》（1939）、吴江枫主编《宋德珠专集》（1939）与《王玉蓉专集》（1939）、欧阳予倩著《自我演戏以来》（1939）、刘菊禅著《谭鑫培全集》（1940）、吴江枫主编《马连良专集》（1940）和《新艳秋专集》（1940）、鄂吕弓与吴江枫主编《荀慧生专集》（1941）、红叶馆主编《程砚秋专集》（1941）、慕玉轩主主编《李世芳专集》（1942）。另外，在其他地方戏演员史料方面，还有我佛山人著《李雪芳》（1920），记述了民国初年著名粤剧坤伶李雪芳的小传、轶事和演出情况。章弃材编《张小仙外史》（1921），介绍了著名评剧艺人张小仙的艺术生涯。王小波等人编《秦凤云》（1925），介绍了民国初年河北梆子女演员秦凤云的生平。哈杀黄编《喜彩莲专集》（第一辑）（1939），通过大量文章和图片，介绍著名评剧演员喜彩莲当年的艺术成就。中国戏剧研究所编辑《越中三绝》（1939），汇辑文章、诗词及图片等资料，介绍当时著名越剧艺人赵瑞花、姚月明和李艳芳的艺术成就。吴宗祜主编《白玉霜专集》（1941），汇辑图片、题词、诗文等资料，介绍著名评剧艺人白玉霜的艺术成就。在戏曲专刊、报告书、图录方面，1920年《沈泊尘先生画宝》，辑集以画戏剧人物著称的近代画家沈泊尘所绘戏曲表演场面画70馀幅，是研究近代戏曲表演的珍贵资料。同年佚名著《梅郎写真》第一辑辑录民国初年梅兰芳新排戏之剧照及化装照片40馀幅。1923年戴兰生编《名伶化装谱》，辑录了当时活跃在戏曲舞台的著名男演员余叔岩等人剧照100幅。同年中华印书局辑《霓裳影》，汇辑清末民初名伶、票友、坤伶及童伶照片130幅。同年纪凤翱编《歌场妙影》，汇辑梅兰芳等著名戏曲演员，及说唱艺术演员小影60幅。1924年刘豁公等编《律和声》，是上海律和票房成立纪念专刊。同年齐嘉笨（家本）辑《红腔素影》上集，载当时著名坤伶照片114幅。同年津门梦优辑《名伶艳装影集》第一册，搜集当时男女名伶剧照32幅。1926年戴正一编《中日名伶合影集》，将1926年来华演出的日本名伶，及我国曾东渡日本的梅兰芳等人的照片、小传汇辑成册。1927年刘豁公、郑子褒编《兰社票房特刊》，是纪念上海商界组织票房（兰社）成立四周年特刊。1929年高培支编《陕西易俗社第二次报告书》，收录了易俗社1927年改组发布的重要公文，另有戏目一览表，简单介绍了剧情。同年林植斋主编《雅歌集二十周纪念特刊》，汇辑了由上海文人学者组成的票社（雅歌集）成员的便装、剧装照，及纪念文章和戏曲评论文章。1931年卢继影主编《坤伶百美图》，搜集了南北坤伶照片百幅。此外，易俗社编《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1931），是关于陕西易俗社的专题文献史料。程砚秋著《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1933），概述了作者赴欧活动的经过，并通过中国戏曲与欧洲戏剧的比较，对中国戏曲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北平京报馆编《名伶戏装百影》第一集（1935）收集杨小楼等64人剧照。立言画刊社编《名伶百影》（1938），辑录三十年代名伶剧照、生活照228幅。吴江枫主编《奚啸伯侯玉兰合刊》（1940），评价了京剧演员奚啸伯和侯玉兰抵沪演出的演技。吴江枫还编辑过《富连成特刊》（1940），对富连成社的阵容做了介绍。刘炎臣编《名伶影集》（1941），汇辑了马连良等著名演员剧照、生活照100幅。北平国剧学会编《昆曲研究会彩爨纪念集》（1942），对昆曲研究会概况作了介绍，并刊登了第一次彩爨曲录六段。马琮莲编《霓裳艳影集》（1942），汇辑南北坤伶剧照、生活照103种。雪声剧务部编《雪声纪念刊——袁雪芬与新越剧》（1946），以大量文字和图片资料，介绍了建国前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创建的越剧表演团体（雪声剧团）的演员简况、演出情况。佚名著《童芷苓专刊》（1946），辑录了童芷苓小传、演出剧目本事及唱词。这些史料对保留现代戏曲演员和表演以及当时戏曲发展的真实状况，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曲学研究领域，现代三十年曲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南戏方面看，代表性专著是前文已提及的1934年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1936年陆侃如与冯沅君《南戏拾遗》，1938年青木正儿著、江侠庵译《南北戏曲源流考》，这一时期南戏著作还不多，但影响却很大。论文有吴梅《南北戏曲概言》（1923）、张寿林《论南戏的起源》（1929）、钱南扬《宋元南戏考》（1930）与《南曲谱研究》（1930）、傅惜华《南曲之过曲》（1931）、青木正儿著《南北曲的比较》（1932）、陈子展《南戏传奇之发展及其社会背景》（1933）、赵景深《宋元戏文与黄钟赚》（1934）、绿依《南北曲律新论》（1935）、杜颖陶《南曲本事拾缀》（1935）、朱维之《〈沙恭达拉〉与宋元南戏》（1935）、王玉章《南北曲之种类》（1935—1936）、休休与杜颖陶《〈九宫正始〉骷髅格中所引用的南戏》（1936）、宗志黄《南北曲“务头”解》（1936）、陆衎庐《〈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跋》（1936）、白云生《由字音谈到南北曲之异点》（1936）、钱南扬《宋金元戏剧搬演考》（1936）、青木正儿等《关于〈南戏拾遗〉的几封信》（1937）、赵景深《〈九宫正始〉与宋元戏文》（1937）、魏建功《元代搬演南宋戏文的唱念声腔》（1937）、吴怀孟与陶光《南曲题识》（1938）、青木正儿《南北戏曲源流考》（1939）、赵景深《〈雍熙乐府〉与南戏》（1939）、凌景埏《南戏与北剧之交化》（1940）、冯沅君《〈南戏拾遗〉补》（1941）、王季思《温州的南戏》（1941）、赵景深《〈九宫正始〉与明初传奇》（1941）、陶光《北曲与南曲》（1942）、谭正璧《宋元戏文与元明杂剧》（1943）与《〈宦门子弟错立身〉所述宋元戏文二十九种考》（1943）及《〈永乐大典〉所收宋元戏文三十三种考》（1943）、卢前《吴著〈南北词简谱〉后序》（1944）、盐谷温著及隋树森译《宋代戏剧概说》（1944）、钱南扬《曲谱考评》（1944）、刘静沅《宋元南戏考》（1947）、赵景深《评冯沅君〈南戏拾遗〉》（1947）与《评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1947）、王玉章《〈元曲选〉中的南词》（1947）、隋树森《南北合腔始于沈和辨》（1947）、五石《宋元南戏名目新考（上下）》（1948）、陶光《南北曲探源》（1948）、傅惜华《宋元南戏佚文之宝藏》（1948）、赵景深《南曲联套述例》（1949）。关于作家作品研究，主要有钱南扬《张协戏文中的两桩重要材料》（1931）、休休《〈张协状元〉里的忔戏与超烘》（1948）、《〈张协状元〉戏文的编作时代》（1948）、黄云好《读〈琵琶记〉》（1924）、李满桂《〈沙贡特拉〉和“赵贞女型”的戏剧》（1934）、傅惜华《〈琵琶记〉脚色之扮象》（1935）、周越然《〈西厢〉与〈琶琶〉》（1943）、学舟《写在〈琵琶记〉之后》（1943）、钱南扬《瑞安高明传》（1945）与《〈琵琶记〉作者高明传》（1946）、天行《〈琵琶记〉的写作地点》（1946）、张长弓《论〈琵琶记〉的故事》（1947）、五石《琵琶记》（1948）、卢冀野《赵五娘论》（1948）、陈珏人《高则诚及其〈琵琶记〉》（1948）、赵景深《王十朋戏文》（1948）、华《男女合串之〈白兔记〉》（1935）、赵景深《元代戏文〈刘知远〉》（1948）、沈燮元《〈刘知远〉的故事流变》（1948）、碧渠《〈幽闺记〉“拜月”演艺之研究》（1936）以及赵景深《元代戏文〈拜月亭〉》（1947）、隋树森《赵辑〈拜月亭〉补遗》（1947）、王玉章《〈幽闺〉生辟曲调之检讨》（1948）。这些论著涉及南戏的名称、形成时间与地区、渊源流变、形式特点、声腔、剧目及作品存佚，以及作家作品专题，可以看出，现代曲学家关注南戏的范围很广阔，已推衍到南戏的各个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者，但仍旧以少数曲学家赵景深、钱南扬、冯沅君、卢前、傅惜华、杜颖陶诸人成绩最为突出，整理和评介是南戏研究的主体，这反映了现代三十年的南戏研究，还没有真正引起学界及社会的高度重视。

从杂剧方面看，元杂剧的研究，既是重点又是核心，而且成绩最为显著。这一时期元杂剧研究论著，按发表出版的年代先后主要是：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1921）、冯式权《两宋同辽的杂剧及金元院本的结构考》（1923）、顾颉刚《〈元曲选〉叙录》（1924）、赵万里《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叙录》（1925）、吴梅《元剧略说》（1926）、傅惜华《〈西厢〉剧本考》（1927）、张友鸾《〈西厢记〉的批评与考证》（1927）、吴梅《元杂剧现存数目》（1929）与《元剧研究ABC》（1929）、郑振铎《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和《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及《杂剧的转变》（1930）、贺昌群《元曲概论》（1930）、冯沅君《古剧四考》（1930年）、苏明仁《白仁甫年谱》（1933）、刘修业《读〈西厢记〉后》（1933）、蔡莹《元剧联套述例》（1933）、马玉铭《〈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1934）、西谛（郑振铎）《元明以来杂剧总录》（1934）、治夔离《宋元杂剧演出考》（1935）、石兆原《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1935）、赵景深《元人杂剧辑佚》（1935）、胡适《读曲小记（一）·关汉卿不是金遗民》（1936）、马廉《〈录鬼簿〉新校注》（1936）、王玉章《元词斠律》（1936）、冯沅君《再读关汉卿的年代跋》（1937）、胡适《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与冯沅君女士书》（1937）、吴晓铃《元曲作家生卒新考》（1937）、魏复乾《〈西厢记〉著作人氏考证》（1937）、贾天慈《关于〈西厢记〉的作者》（1937）、赵景深《〈西厢记〉作者问题辨正》（1937）、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1938）、狩野直喜《元曲脚色考》（1938）、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40）、傅玉贤《元曲与皮簧之比较》（1940）、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提要》（1941）、青木正儿著及隋树森译《元人杂剧概说》（1941）、王进珊《元代文人演戏与戏子编剧》（1941）、隋树森《〈东墙记〉与〈西厢记〉》（1942）、谭正璧《宋元戏文与元明杂剧》（1943）、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4）、冯沅君《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1944）、王季思《〈西厢记〉作者考》（1944）与《西厢五剧注》（1944）、郑骞《论元人杂剧的散场》（1944）、王锐《元剧演出研究》（1945）、盐谷温《元曲概说》（1947）、朱志泰《元曲研究》（1947）、冯沅君《古剧说汇》（1947）、杨季生《元剧的社会价值》（1948）、严敦易《元剧斟疑》（1948）、纪伯庸《元曲作家之升沉》（1949）、叶德均《白朴年谱》（1949）、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49—1950）。现代三十年曲学里的元杂剧研究，除了注重作家作品外，还对元杂剧的搬演和脚色等问题作了探索，也涉及了元杂剧作家作品的第一手史料著作《录鬼簿》，不仅仅审视元杂剧，还把它与其他戏剧样式进行了比较，而日本的曲学家狩野直喜、盐谷温和青木正儿都做出了不凡的成绩，这可以说，是现代三十年曲学的一个特色。

从散曲方面看，元散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可喜景象，主要有吴梅《〈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校勘记》（1925—1926）、陈斠玄《论元曲中的小令和套数》（1926）、任二北《散曲之研究》（1926—1927）、卢前《散曲史》（1930）、任讷《散曲概论》（1930）、1931年任讷校补《散曲丛刊》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东篱乐府》《梦符散曲》《小山乐府》《酸甜乐府》、卢前《散曲书目》（1933）、赵景深《元人散曲俳体广例》（1933）、赵景深《乔吉与李楚仪》（1933）、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1934）、张汉恭《散曲文学之欣赏》（1934）、赵景深《元人散曲》（1934）、赵万里《散曲的历史观》（1934）、长之《元明散曲小史》（1935）、凡《元明散曲小史》（1935）、春风《南北散曲史小谈》（1935）、刘永济《元人散曲选序论》（1936）、卢前《云庄张文忠公休居自适小乐府》（1936）、卢前《黑刘五体（刘庭信曲体）》（1936）与《元明散曲选》（1937）、萧望卿《马致远的天净沙》（1945）、任中敏《元曲三百首》（1945）、叶德均《元代俗曲》（1946）、隋树森《金元曲的纂辑》（1947）、戴不凡《跋〈天籁集〉》（1947）、卢前《〈道藏〉及〈大藏经〉中散曲之结集》（1947）、吴晓铃《金元曲》（1948）、隋树森《北曲小令与词的分野》（1948）、凌景埏《说套曲之成立》（1948）、吴晓铃《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1948）、刘铭恕《元西域曲家阿里耀卿父子》（1948）、隋树森《校读〈云庄乐府〉》（1948）、《〈云庄乐府〉校勘记》（1948）、《校读小山散曲杂记》（1948）、《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书名臆解》（1948）。现代三十年的元散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作家作品的关注还很不够，很多散曲作家都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因此可以说，现代三十年的元散曲研究只处于萌芽状态。

明清传奇研究在现代三十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从明传奇方面看，主要有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张友鸾《汤显祖及其〈牡丹亭〉》（1929）、王易《词曲史》（1932）、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胡适《〈缀白裘〉序》（1933）、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1933）、王泊生《〈牡丹亭〉剧意鳞爪》（1933）、卢前《中国戏剧概论》（1934）、俞平伯《论作曲》（1934）、赵景深《略述明代戏曲运动的概况》（1935）、傅惜华《“游园”、“惊梦”之花神》（1935）、颖陶《〈牡丹亭〉和〈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1935）、傅惜华《〈六十种曲〉版本考》（1935）、徐调孚《〈六十种曲〉叙录》（1936）、赵景深《读〈香囊记〉》（1936）、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6）、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1938）、吴梅《〈浣纱记〉跋》（1940）、赵景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46）、吴重翰《汤显祖与〈还魂记〉》（1946）、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1947）、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47）与《汤显祖三百三十年纪念》（194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从清传奇方面看，主要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吴梅《〈长生殿〉跋》（1923）、梁启超《〈桃花扇〉注》（1925）、曹聚仁《李笠翁曲话》（1925）、吴梅《霜厓曲跋·桃花扇记》（1926）、恒诗峰《明清以来戏剧的变迁说略》（1926）、顾敦《明清戏曲的特色》（1927）、胡梦华《文学批评家李笠翁》（1927）、王季烈《螾庐曲谈》（1928）、郑振铎《传奇的繁兴》（1930）、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32）、李满桂《李笠翁的戏剧特长》（1932）、江寄萍《李笠翁十种曲》（1933）、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1933）、萨孟武《由〈桃花扇〉观察明季的政治现象》与《由〈桃花扇〉谈到明代没落的原因》（1933）、朱东润《李渔戏剧论综述》（1934）、吴梅《〈长生殿〉传奇斠律》（1934）、絮因《〈桃花扇〉里的民族魂》（1934）、容肇祖《孔尚任年谱》（1934）、卢前《明清戏曲史》（1935）、梁乐三《〈桃花扇〉与〈木皮子鼓词〉》（1935）、顾敦《李笠翁年谱》（1935）、《李笠翁朋辈考传》（1935）、郑过宜《闲话〈一捧雪〉》（1936）、许翰章《李笠翁年谱》（1936）、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7）、景孤血《由“搜山打车”说到〈千忠戮〉》（1941）、方霞光《校点〈桃花扇〉新序》（1943）、叶德均《演〈长生殿〉之祸》（1947）。从这些论著看，明清传奇研究基本处于综论状态，多为文学史和综述性质的扫描，只有个别大家像汤显祖、李渔、洪昇、孔尚任，才有专门审视，可以说明清传奇研究，在现代三十年才刚刚拉开序幕。

传奇是明清文学研究的重阵，关注的学者多，发表、出版的成果也不少，而明清杂剧和散曲在现代三十年则显得比较沉寂，甚至还没有真正露面，可以说现代三十年，明清杂剧、散曲研究，还没有形成风气，除了少数曲学家对它们有所介绍外，专门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现代三十年整个学术队伍，还不是特别庞大，从事研究的力量很有限，这就造成了诸如明清杂剧、散曲等样式的无人涉足。现代三十年的明清杂剧研究非常单薄，对明清杂剧的论述只见于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序》（1931）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卢前《明清戏曲史》（1935）等论著，明杂剧的编纂没有任何成果，而清杂剧只有郑振铎《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虽只两部，却是20世纪空前绝后的创举。所以从一定意义来看，明清杂剧在现代三十年，还没有真正引起学界的注意，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单篇论文^[79]，更没有独立的曲学著作了。现代三十年的明清散曲研究境况，跟明清杂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注者也是极少数的曲学家，也只是整部著作的一部分，像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任中敏《散曲概论》（193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陆侃如和冯沅君《中国诗史》（1932）、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1934）、陈中凡《中国韵文通论》（1936）、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194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专门的论文和著作都还没有出现。另外，明清说唱文学和民歌小曲，在现代三十年仍没有获得学界的关注，民歌小曲虽在20世纪30年代热闹过一阵，但只是以当时民间小曲歌谣为主，明清民歌小曲，并未引起后世注意。这种情况，也与现代社会动荡不安有很大关系。倒是地方戏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论著，像天聪《昆剧偶谈》（1923）、波多野乾一著与鹿原学人译《京剧二百年历史》（1926）、欧阳予倩《谈二黄戏》（1927）、鹿原学人《昆曲皮黄^[80]盛衰变迁史》（1928）、傅惜华《德和园戏台考略》（1930）与《剧谭——高腔剧本题要》（1930）、马彦祥《秦腔考》（1932）、扬铎《汉剧十门脚色及各项伶工》（1932）、刘守鹤《昆剧史初稿》（1933）、涅伽《弋腔偶识》（1933）、笔歌墨舞斋主《京剧生旦两革命家》（1934）、杜颖陶《二黄来源考》（1934）、佟晶心《八百年来地方剧的鸟瞰》（1934）、吉水《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1934）、王平陵《国剧中的男扮女问题》（1934）、扬铎《汉剧丛谈》（1935）、杜颖陶《西皮考》（1935）、雪侬《三十五年前粤剧班的组织》（1935）、麦啸霞《广东戏曲史略》（1940）、赵景深《说弋腔》（1940）、傅芸子《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1941）、齐如山《谈地方戏》（1941）。这些成果，从不同侧面对一些地方戏的渊源、流变和特征，都做了一定的考察和概括，在近代基础上将地方戏研究向前推进了。

另外，我们再简单地谈谈现代三十年的宋前戏剧及近现代戏曲研究概况。现代三十年只有宋前戏剧及近现代戏曲研究还出现了一些论著，宋前曲艺、小曲与近现代散曲、曲艺、小曲都还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绩。宋前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起源、流变及对个别戏剧形态的追溯、探索、考释方面，个别论著由于具有开创性而在后世影响甚大，研究宋前戏剧每每必须提及以至征引，像化鲁《傀儡剧》（1921）、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1927）、李家瑞《中国傀儡戏考略》（1929）、邵茗生《汉魏六朝之散乐百戏》与《唐宋明清之散乐百戏》（1933）、鲁君《傩与戏剧》（1934）、佟晶心《中国影戏考》（1934）、李素英《唐宋大曲拾遗考》（1934）、姜亮夫《傩考》（1934）与《戏曲浅释》（1936）、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1937）、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193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李家瑞《苏汉臣“五花爨弄”图说》（1939）、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1942）、卫聚贤《傩》（1943）、孙楷第《傀儡戏考原》（1944）、冯沅君《古优解》（1944）、孙楷第《说脚色》（1946）、梅应运《词调与唐宋大曲之关系》（1946）、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1949）。关于近现代戏曲研究，主要表现在地方戏方面，而地方戏也仅仅侧重于舞台演出及历史嬗变的叙述，至于近代杂剧、传奇与现代地方戏创作，则几乎无人关注。这些近现代地方戏论著，有波多野乾一著及鹿原学人译《京剧二百年历史》（1926）、鹿原学人《昆曲皮黄盛衰变迁史》（1928）、傅惜华《北平梨园之新记录——男妇合演》（1930）与《关于故宫戏衣之研究》（1930）、张伯驹《乱弹音韵辑要》（1932）、刘澹云《国剧之印象作用》（1932）、张继纯《乡村戏班》（1932）、齐如山《国剧身段谱》（1932）、曹心泉口述邵茗生记《近百年来昆曲之消长》和《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1933）、刘守鹤《昆剧史初稿》（1933）、笔歌墨舞斋主《京剧生旦两革命家》（1934）、佟晶心《八百年来地方剧的鸟瞰》（1934）、吉水《近百年来皮黄剧本作家》（1934）、张次溪《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1934）、王平陵《国剧中的“男扮女问题”》（1934）、陈墨香《京剧提要》（1934—1935）、傅惜华《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1935）、雪侬《三十五年前粤剧班的组织》（1935）、齐如山《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目录》（1935）、陈墨香《梨园应行角色及报演各脚述略》（1936）、麦啸霞《广东戏曲史略》（1940）、齐如山《谈地方戏》（1941）。尽管现代三十年的宋前戏剧与近现代戏曲研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注意，但是，这些初步的钩稽和整理，却给后来的全面观照和系统解读，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曲学史上，具有筚路蓝缕和披荆斩棘的开拓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现代三十年曲学，既有对宋前戏剧、宋元戏文、元杂剧、元散曲、明清杂剧、明清传奇和明清散曲等传统曲体的整理研究，也有对近现代以来各种地方戏的整理研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尤其是曲学文献学成绩更为突出。比较而言，宋元戏文、元杂剧、元散曲、明清散曲和明清传奇的整理研究是重点，而宋元戏文整理研究，则是中国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钱南扬、赵景深和冯沅君都是现代曲学史上整理研究宋元戏文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创建了南戏研究学科，还有任二北对散曲学的构建也史无前例。这些成绩，都极大地推进了古代、近代曲学，使中国曲学在深度、广度上，都取得了更充分的开掘和拓展。还有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周贻白、董每戡和王季思，在各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从曲学类型看，曲艺和小曲之于现代三十年，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虽也出现了零星的论著，但整体研究还很薄弱。现代三十年曲学，对各种曲体的考察、评价基本持肯定态度，大都采取搜集、归纳和总结的方法，不存在尊卑观念，而是所有曲体都一视同仁，这就使进入研究视野的曲体，都尽可能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研究对象比近代二十年更全面更丰富，只是一些曲体还没有完全进入研究者视野。从反思、批判的角度去审视、解读，也是现代曲学的一种思路，像20年代推行的国剧运动，既提倡传统戏曲，又不排斥外国戏剧，而同时的民众戏剧社，则对传统戏曲提出批判，郑振铎《光明运动的开始》（1921）、沈雁冰《中国旧戏改良我见》（1921）是代表性论文。40年代延安时期关于利用戏曲旧形式与平剧工作方向，以及对《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评价问题，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更值得强调的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对转变解放区戏曲等文艺样式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现代三十年曲学，比近代二十年曲学，更具有一种平等开放的气息与科学民主的态度，从而使现代三十年曲学带有现代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也是中国曲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映，使曲学研究不再只局限于曲体本身，而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来审视它的优长和缺陷。这种思想最初当然来自近代文学改良和革命，而“五四”前夕《新青年》关于旧戏改良的争论，则是它的前导，但这种争论，在现代只出现了一些馀波，并没有真正持续下去。现代三十年曲学在思想观念和方法上，也接受了西方戏剧的深刻影响，尤其对戏剧起源的分析，产生了外来说的的认识，开拓了中国曲学的研究视野，而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把中国戏曲带向了世界，使中国戏曲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多多少少吸收了西方戏剧的某些积极因素。现代三十年，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曲学的汉学家，以日本的盐谷温、狩野直喜、青木正儿等为代表，而在欧美，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注意，这些曲学家以他们的骄人成绩，在中国现代曲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不能忽视的还有，现代三十年发现的大量的各种曲籍文献，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现代曲学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一方面，近代二十年与当代五十年，都不能跟现代三十年相比。现代三十年曲学，是近代二十年曲学的延伸，是当代五十年曲学的铺垫，它深化、拓展了近代曲学的内涵和外延，使中国曲学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也是现代三十年曲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现代三十年曲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曲学家从事曲学研究的专注性和连续性，尽管研究队伍，比近代有所增加，但整体力量还不是特别强大，尤其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持续研究能力的梯队，多是单个的努力，层次性和丰富性都有待提高。这些不足，在当代五十年曲学里都获得了较圆满的填补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