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产生的客观社会原因-《新编经济法教程》

经济法产生的客观社会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一）市场缺陷的存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崇尚自由、平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国家并不怎么介入经济生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加上产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想象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人们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应转变职能，不能只是充当守护神，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承担起监督、管理的职责。市场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市场障碍的存在

所谓市场障碍是指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竞争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动力，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竞争必然伴随着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这两件副产品。因为竞争的过程加快了部分经营者扩大其资本与经营规模的进程，以致形成了对市场的支配地位和垄断，导致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产生；追求利益的心理驱使某些竞争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两种行为的后果是使某些竞争者获得超额利润，正当竞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2.市场的唯利性

市场的唯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表现为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当前赢利率低或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期限长、风险大的行业或产品，人们往往不愿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共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赢利或亏损，也应当进行适度投资。而这显然是不能指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

3.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及滞后性

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这是市场的第三个缺陷。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型组织的产生及其影响

现代的商业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以及17世纪初期的殖民公司，真正将企业发展起来，则是由现代的运输业和通信业，尤其是铁路的发展决定的。现代企业的规模扩大、不断的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世纪中期，企业的规模受到技术、交易和制度的限制，不存在大的企业，主要的交易结构是生产商和代理商之间的联系，合伙公司仍然是商业企业的标准合法形式。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的成本，以前不能涉足的大型项目成了人们的投资重点，融资的需要促进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和信用制度也发展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由于社会整体生产缺乏计划所带来的危机对产业的冲击，巨型企业开始出现，这种巨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

在大型企业形成垄断的同时，小企业也不甘示弱，它们组成行业协会，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工人、农民等也组织起来，如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1870年成立了农人协进会。(www.xing528.com)

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结构发展到私人—组织—国家的三元结构。

企业组织的扩大，首先是对私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表现之一是垄断的形成，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和经济生活中的公平竞争弱化。大组织通过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对生产的独占，在向他人提供产品的时候，导致契约双方的谈判实力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契约自由”导致了卡特尔协议、滥用权利等行为的膨胀，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限制竞争，从而损害了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企业扩大之后，权力出现了。这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上下级关系、雇佣关系中，也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中。组织扩大之后，首先在生产领域获得了权力，包括控制权，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竞争机制中，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控制经济体系，而在组织扩大之后，公司日益进入非竞争性的定价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的格式合同使市场交易发生了变化，非垄断方的自由和权利变成了Yes、No的选择权。大型企业同样对国家提出了挑战，他们在政治上操纵选举和国家政策，财团、财阀、富有的家族逐步控制了国家，自然包括立法、司法，首先是对内控制，然后是对外影响政治生活。

（三）国家的能动反应

基于市场缺陷的存在和大型组织的挑战，国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如美国在罗斯福执政后，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国家干预政策。美国在制定《谢尔曼法》的过程中，一位参议员对经济权力集中发表了猛烈的批评“如果这种结合导致的集中权力被赋予一个人，那么这是一种君王般的特权；这是与我们的政府形式相矛盾的，应当遭到州和全国当局的强烈抵制。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君主，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一个对生产、运输、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拥有权力的君王；如果我们不能服从任何帝王，同样也不应当服从任何在贸易方面拥有阻碍竞争和固定任何商品价格的独裁者。”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国家对不正当经济权力的打击，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表示这个过程是最恰当不过了。在这个过程延续了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从以下几方面来作出反应的：

（1）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阻止组织的扩大，限制组织的成长。这是国家的最早反应，由此出现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型法律。如美国的大型企业组织起源于铁路和通信业，国家的第一个反应也在于此。1870年伊利诺伊州在宪法中要求政府“通过各项法律去矫正铁路的弊端，防止在客货运费方面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敲诈行为”。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明确表示：“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垄断而限制贸易的行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

（2）针对市场普通主体不愿介入的公共、公益事业等行业和产品，大规模发展出国家所有权，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微观上自由竞争和私人行为的无序性，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国有产业来替代私有组织。一来可以实现现代企业的生产和效率，二来可以填补空白，三来可避免私人挑战国家和大企业侵犯私人权利。

（3）调整总量平衡、保持社会均衡发展成了国家的核心职责，这促使大批新型法律规范的产生。以往的私法仅仅调整微观主体和微观行为，竞争的宏观无序性往往导致总量失衡，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法律无能为力，而新的法律规范的制定，则是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引导市场这支无形之手。当然这方面政府的管理受制于市场的规律，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如美联储降息，表面看取决于美联储主席，实际上主席决定是否降息，取决于商业银行之间的贴现率，他是被动的。

（4）企业内部的机构设置、权利安排、财务事宜等，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在自由经济时期，这些问题由企业自主安排，国家法律不予干涉。而今企业和公司法、会计法、税法、审计法等的颁布，使这些社会关系纷纷被披上法律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