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所需制度条件探讨：《工业法概论》成果

如果试图从关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中国工业发展成因的论述中，归纳出一个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制度条件，那么这种归纳似乎还是可能的。

1.该国必须是一个具有基本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亚当·斯密在1755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里所说的中央集权，并非强调全部权力在中央，而是强调中央政府有执行力，并且能够维护国内的和平，避免内部叛乱和外敌入侵打断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维持稳定的和平，会造成低储蓄率，工业创业活动不能获得廉价的资金，且不能保障原材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有基本的可预测性，工业创业活动就会大幅减少。至于达致和平的手段，既有可能是凭借更强的实力和武力统一了国家，也有可能是凭借契约精神即宪政在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达成长期的妥协和平衡，并以某种有效的政治机制和小心翼翼消弭在前进中出现的矛盾。

比方说英国，通过议会这一载体，及稳定的司法机构和宗教自由所带来的包容的观念，避免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分裂，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法国，在大革命前就是个统一的强大的陆权国家，大革命破坏了法国政府的执行力，并且导致法国连续一百多年政权更迭频繁，但是法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的地位大体得到维持。德国通过统一，美国通过建立联邦，也是加强了政府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工业发展在1922年后及1937年后多次被战争打断。既缺乏最高权威，又没法达成政治妥协，只好等待战争决出一个最终胜出者。这也导致虽然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试图引进欧洲大陆的法典并为民商事活动及打击犯罪提供起码的司法制度，但是缺少和平稳定的环境，虽然中国在1895年～1937年工业化有一定进步，但是人均工业产品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日本，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从表13—1^[13]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化速度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且考虑到民国工业化是在很低的基数上进行的，虽然不能说工业在衰退，但是至少速度是偏慢的，并且不能以19世纪英美等国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期的增长速度来证明民国时期的工业发展是较快的。

表13—1　分时段工业增长速度 （1912～1949）

而相比较而言，政治权力以什么方式产生，不是那么重要。政治权力有能力维持和平和稳定，并且能有效施政才是最重要的。

2.起码的司法和行政服务。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法制改革，初步为中国提供了现代的立法，从而使司法机关处断民商事纠纷有章可循。但是，不是只有司法就行了，国家政权如果能提供 《公司法》和公司登记，那是更好的。一方面，《公司法》是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给工厂和冒险事业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虽然最早的英国工业革命的组织形式是在家庭作坊，但中华民国时期是合伙的形式。另一方面，虽然 《公司法》和工商登记在商法产生的初期是通过商人的民间团体来实现的，但是对于一个后起国家来说，等待民间自发产生这种组织和服务，时间太长了。中国在清末民初完成法制改革，国家提供基本的民商法和司法体制后，其民间的工业创业活动确实大幅增加了，进入了1914年～1921年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启动过程和法国、德国、日本是类似的。但是，中国的差距在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决定了中国在提供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架构保障国家的和平和稳定方面不能做到像上述国家那么快。至于专利法、劳动合同法，一般在重商主义且有一定权威的国家政权形成后都会形成。我国在1957年～1976年，属于虽然和平，但是政策 “左”倾导致国家不能为民间自发的工业创业活动提供保障的时期，其工业虽然保持一定的增速，但是与民国相对和平的时期（1912年～1936年）工业增速相当：（表13—2）^[14](www.xing528.com)

表13—2　分时段工业增长速度 （1912～1976）

政府提供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也是政府做正确的事的范畴。税收既不能过低，政府对工商业完全没有认知，缺少兴趣。比方明朝和清朝前期，所有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农业，税收偏低严重限制国家能力。也不能是高且不可预测的税收，比方清朝后期和民国初期的厘金，三里一卡，十里一局，商品在到达最后目的地前，根本不知道会被抽多少税。南京政府裁撤厘金，是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

3.一定的人口量。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人口从1750年的1050万人增长到2739万人。如果算上整个面积达30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人口曾经达到3亿人。法国的人口和英国相当，德国的人口多于英伦三岛、日本的人口比德国还多。美国和苏联都是2亿人口以上的国家。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保障国内的工商业分工达到一定水平。如果没有规则作为保障，一个国家工商业分工可以达到的水平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人口，既是专业化的保障，也是市场容量的决定性因素。

4.国家在法律设计上在为农业集中而不是农业分散创造条件。英国 “圈地运动”通过土地集中为工业创造了大量剩余的自由的可雇佣的劳动力。农业有剩余，工业才能发展。农业剩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农产品除了能养活农业人口外，还能养活非农业人口，能够养活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工业发展的潜力越大。“圈地运动”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而农业产量没有变，这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国革命实行 “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使得很多农民分得了土地，留在农业上的人口反而增加了，所以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工业化的速度甚至减缓了。中国则是通过工业部门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直接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工业地区。

5.国家法律所依赖的道德环境也非常重要，这种道德意味着进取心和对进取心的宽容。英国、德国、美国的大部分居民信仰新教，法国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新教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天主教地区，其原因可能是新教徒的伦理更加宽容“试错”。而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移民来自不同国家，也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宽容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经济不能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它不能激发起经济上的进取精神。^[15]进取心的激发，不完全取决于物质刺激，也和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有关。

中国在1949年尤其是1978年后才通过稳定而持续的工业化过程实现其想要的结果。从1982年到2010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平均增长率达到12%。使我国在2010年成为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一位的国家，并且与第二位的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之所以达到这种成就，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具备了上述要素中的绝大部分要素，甚至全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