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工业化副作用：法治与人权机制

工业化带来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社会冲突、阶级分化等矛盾，都需要法治与人权机制予以平衡和消解。英国自15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圈地运动，持续到了19世纪才结束，农民阶级在这场斗争中逐渐地失去了家园，多数进入了城市和工厂，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为了缓解社会冲突，1601年英国出台了 《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治安法官有权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费，被认为开启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治化历程。1662年，斯图亚特王朝通过的《住所法》，规定贫民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就可以获得救济。1723年又进一步规定，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1946年 《国民保险法》和1947年 《国民救助法》出台以后，济贫才为社会救助所替代。除了以济贫或者社会救助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以外，英国还出台了一些法律规范劳动关系：1802年出台了 《学徒健康与道德法》，1833年出台了 《工厂法》，1848年颁布 《公共卫生法》，改善劳动条件和待遇保障。此外，随着环境恶化，英国后续又出台了一系列法律：1833年 《水质污染法》，1863年 《制碱法》，1876年 《河流污染防治法》，1906年 《制碱等工厂管理法》，1907年 《公共卫生 （食品）法》，1926年 《公共卫生 （消烟）法》，1932年 《城乡规划法》，1946年《原子能法》，1957年 《煤矿开采法》和1953年 《农业土地法》，以解决工业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自然生态之间冲突问题并促进相互之间的良性协调。事实上，英国的法治化进程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关联，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如前所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范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自近代社会由小农经济逐步走向小手工业进而演化到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为了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以农村生活为主改变为以城镇化为主，社会关系由血缘和地缘变成了业缘和基于市场的经济互动，货币成为人类互动的最主要媒介，金钱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力机制，由此带来了政治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就是传统的以 “家天下”为核心特征的王权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工业化基础上转变了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形态上从君主专制转型为民主共和制成为必然，而法治和人权则成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伴生物，降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成本，缓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从而也为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持续稳定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就此而言，法治和人权，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持续展开的两大制度利器，也是资本主义政治相比封建专制制度更具适应性的治理工具，折射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政治理性与管治水平的重大飞跃。(www.xing528.com)

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形成政权以后，也都纷纷强化了工业化发展，然而由于治理经验不足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预估不充分，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使得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陷入了阶段性困境，甚至出现了南斯拉夫解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样的局部坍塌与惨痛局面。庆幸的是，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表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践行宪法精神和规范，推进法治和人权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成功经验。在宪法框架内以法治和人权作为治理工具，使工业化服务于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治理方案与价值导向差异化的外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