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法概论：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则

（一）全面发展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为工业化是一个社会深度革新与全面发展进步的整体性工作，不可能仅通过发展工业就可以实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必须全面推进、整体发展，才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片面强调和发展工业，不仅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而且也会制约和影响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 ‘斯大林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依靠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重工业 （含军事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工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86]在深刻总结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发展的教训的基础上，我国确立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下提出的，不是哪一方面的单兵突进，而是全方位、立体化、协同性推进，以避免产生新的结构失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

（二）工业体系内自身的全面发展

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决定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和质量。单兵突进地发展某一工业产业，不顾及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不仅难以达到工业化发展的目标，还可能造成工业化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工业体系内各产业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才能全面提高。

工业化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体系自身内部的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采取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政策，使得工业体系内部的其他方面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影响了工业化发展的质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现有工业体系结构得到了全面优化，工业化得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仍然存在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调整产业结构和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等重大问题。

“新中国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走了一条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由政府发动和通过计划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农业提供工业资本积累、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过分追求高速度、工业布局的政治因素影响大、排斥城市化、忽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被迫且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工业化道路。”^[87]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模仿和学习苏联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就选择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发展道路。如经过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于1953年12月制发的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 （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所以在1941年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中，能够击败德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工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的有力的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88]当然，一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与本国的实际情况及外部的国际环境相关联的。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在西方世界外部封锁，国家内部政权初定，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以及经济发展的落后等不利的背景下开始的。所以，当时无法按照通常的状况、依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设计和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有了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稳定的国内政治条件，我国才开启了新型工业化的道路。^[89]但是，“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二是长期的高积累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三是高速度的粗放式推进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四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市场化的作用。”^[90]

为了扭转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局面，我国国务院早在2003年12月就下发了103号文件，把钢铁、电解铝、水泥列入产能过剩名单。2006年3月，国务院再发通知，将钢铁、电解铝、电力、纺织等10个行业列入产能过剩行业或潜在过剩行业，要求压缩。2010年4月，国务院下发2007（7）号文，再次要求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2013年，国务院又一次下发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4年国务院再次提出控制产能过剩的要求。即使在政府一波又一波下达压缩指令的期间，钢产量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91]2016年6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计划从产能退出、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多个方面加大有色金属行业的结构性改革。由此可见，不协调的发展惯性多么大，纠正多么艰难。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 “三去一降一补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的去产能，还是在解决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的问题。

（三）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的工业化，虽然都属于传统工业化，但前者除从农业积累资本，还通过国家外部和工业内部积累资本，即通过殖民掠夺和引进方式，以及轻工业的优先发展积累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既没有把引进外资作为重要渠道，也没有将轻工业的优先发展作为重要来源，而是以本来就收入很低的农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依靠。我国工业化长期从农业获取资本，也使得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农业的方针大打折扣，同时也使得 ‘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在没有外来资本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国要建设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所需的资本只能来源于农业剩余。长期大量提取农业剩余，削弱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后劲，制约了农业的发展。^[92](www.xing528.com)

农业不仅关乎全体国民的吃饭问题，也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供给地和工业品的重要需求市场，农业大发展之后的剩余劳动力也是工业发展的主要人力资源供给者，为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但是，我国过去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都没有能处理好工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此后连续出台了含金量高、指导性强、深受基层和农民欢迎的1号文件。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庄严宣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民种田缴税的历史。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10年，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明确提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简称 “三化同步”）的重大战略要求和历史任务。于2018年1月2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

（四）工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工业化水平的测算，涉及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将逐步增加，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经济的比重在40%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3.1%。^[93]以工业制造业为例，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间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十三五”时期，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估计会超过52%。工业化进入后期之后，工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减弱，实际上意味着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所需应对的已经不是简单的投资需求缺口问题，而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是就整体而论，而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也有显著的差距。由此看来，产业结构调整既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味地强调工业、制造业的重要性；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制造业就不再重要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的事实，改变过去规模扩张的战略，努力提升工业、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质量效益和产业竞争力。此外，也要注意到，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重要途径。^[94]

（五）工业化与信息化有机结合

2002年，在总结我国工业化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党的十六大上确定了 “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融工业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知识经济为一体的发展道路，是追求科技创新、农村城市化、高速增长、充分就业、劳动和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全面发展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核心所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业发展和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使工业化同时成为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把速度同质量、效益、结构等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使我国工业真正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把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能力的提高协调统一起来，把工业增长建立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把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同实现充分就业协调统一起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当前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衔接统一起来，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使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走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95]由此可见，工业化仍然是我国今后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信息化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是与信息化密切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借助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关键任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是推进工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96]

除此之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也涉及对手工业的保护的问题。在工业化的时代，如果把工业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工业化不仅存在于工业产业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产业，如农业、服务业等领域也会发生工业化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将渗透和浸染上工业化的色彩，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依据，也必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工业化问题进行规范。不仅如此，为了平衡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利益，减少和避免工业化发展可能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工业法也需要规范与工业活动有关的其他社会生产问题，并促进工业化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向非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如：为了防止和避免工业化发展对手工业的冲击，德国于1953年专门制定了一部专门法律—— 《手工业条例》；^[97]美国则根据其制造业部门的长期萎缩，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的就业出现长期绝对下降的现实情况，着力发展研究和开发，使其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新产品、新服务的周期走向成熟之前获取超额利润，待其成熟之后，就进行产业转移，将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同时有针对性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产业空心化与非工业化的结合实现并完成自身的战略蜕变。^[98]此外，工业法也应当注重保护各种传统手工艺和文化遗产，使之不致因工业化的推进而消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