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经理的立法模式：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有别

经理的立法模式，因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而有所不同。

在实行民商分立的国家与地区，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澳门地区等，一般都在商法典的总则篇规定经理制度，如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64条第1款规定：“经理系指商业企业主委任以经营企业之人，该委任得按商业习惯以任何职务名称为之。”而在实行民商合一的意大利、瑞士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则在民法典中规定经理制度，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53条第1款即规定：“称经理人者，谓由商号之授权，为其管理事务及签名之人。”前者（商法典模式）试图从主体法的角度将经理与商主体分开，强调其为一种身份关系；而后者（民法典模式）则从行为法的角度解析经理与商主体的关系，突出其为一种契约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两种模式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对经理地位的安排更多地侧重于强制性规范，以满足经理的权力保障；而后者将经理置于契约当事人地位，侧重于任意性规范，赋予经理以契约上的权利。[6](www.xing528.com)

不过，无论是商法典模式还是民法典模式，其中有关经理的规定，按其性质，均为一般规定，只能作为公司经理的制度基础。[7]对于合作社经理来说，商法典或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更是基础的基础，因为合作社经理制度往往还大量“借鉴”公司经理制度。为此，合作社经理制度设计，除了应当遵循商法典或民法典相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合作社法与合作社章程的规定。合作社章程的作用不可小视，有时甚至起着一种不可代替的核心作用，这是因为各国企业立法（包括合作社立法）对经理设置及其职权范围大多采取“放任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