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法律研究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由于存在“两权分离”，因此有所谓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对于合作社而言，是否同样存在治理结构问题？如果存在，其内涵又当如何？

（一）合作社治理结构的产生

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界定，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与愿景的自治联合体。由此可见，“民主控制”是合作社的基本属性。

但是，“民主控制”并不意味着每个社员均能或均须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这是由于，第一，随着社员的不断增加与合作社规模的不断扩大，“全员参与”事实上已不可能；第二，即使可能，也极易导致决策成本的高昂与决策效率的低下。因此，只能由社员选举出代表来负责经营管理合作社。更何况，随着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复杂化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理革命”在合作社实践中乃大势所趋，亦即合作社越来越依赖专业经理人员。这样，合作社中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全体社员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

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社员兼任合作社的经营者也不在少数。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合作社企业家供给极为有限，社员尤其是能人、大户兼任合作社的经营者更为普遍。但是，合作社的经营者即使由社员兼任，也仍然存在代理问题。因为，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兼任经营者的社员难免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兼任经营者的能人、大户侵害其他社员利益的现象即屡见不鲜。因此，同样存在针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问题。

总之，合作社的经营者无论由社员兼任与否，都存在“两权分离”，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非兼任情况下，全体社员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兼任情况下，非兼任社员是委托人，兼任社员是代理人。既然存在“两权分离”，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自然就存在治理结构问题。

美国学者Hart认为，只要存在以下两个条件，治理结构即必然在一个组织中产生：一是代理问题，亦即组织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二是交易费用之大使得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8]合作社中客观存在代理问题且不可能通过合约解决，因此，产生治理结构乃必然现象。(www.xing528.com)

（二）合作社治理结构内涵的界定

在现代公司中，由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需要针对代理人行为进行约束与激励。在合作社中，由于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因此，同样需要对代理人行为进行规制，以降低代理成本，保护委托人利益。

对于经营者行为的规制，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监督与激励。由于合作社是民主的组织，对于经营者的监督自应由社员负责，社员通过社员大会进行。不过，由于社员大会是会议体机关，无法经常行使监督职权，因此，便产生了监事会。监事会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专司对经营者的监督。监事会是合作社治理结构中不可或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功能或超过社员大会。这是因为，虽然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囿于会议体机关的性质及“搭便车”（free rider）等因素的存在，其监督作用终究有限，这样，相当一部分监督职责不得不由监事会承担。在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由于股票能够上市交易，资本市场等还能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然而，由于合作社股份一般不能上市交易，因此，难以通过市场力量规制经营者的行为，只有通过内部监督机制进行。有鉴于此，构建合作社治理结构法律制度，除了重视社员大会制度外，不应忽视监事会制度，以充分发挥其对合作社经营者的日常监督作用。

在合作社实践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上经营管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观测性，光靠监督约束“一条腿走路”难奏全功。为此，必须重视激励机制的运用。换言之，约束与激励应相辅而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目标，进而充分保护社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既然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对经营者的约束与激励，那么，合作社治理结构法律制度设计自应围绕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进行。就我国现行相关立法而言，约束机制既不健全，激励机制更待完善。有鉴于此，我国未来相关立法除了应大力完善社员大会与监事会制度以外，还应高度重视激励机制设计，将经营者自身利益与合作社经营绩效挂钩，通过经营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合作社及其社员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对于合作社治理结构而言，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两者不可或缺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