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会过时吗？那时，我听说，在某些大学，除了近二十年的哲学著作，以往的哲学著作都不作为教学内容。当然，传闻真假难辨，但可以明确的是，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存在的。听说在美国，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向哲学史说“不”。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哈曼[1]教授的办公室门外贴着一份告知，对此现象作出回应。而且，“哲学史”这个专有名词，含义已发生改变。现在，“哲学史”指的不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哲学，还指老一辈哲学家研究的哲学。哈曼认为，就不该读这些标语，也不必把标语当真。牛津大学也流传着类似的言论。剑桥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剑桥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峻，但是仍让人忧心忡忡。最近，一个学生告诉我朋友，整个研究生生涯，他都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或者康德。友人叹息：“真是心碎了。”
我也心碎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心碎，也要知道那些导致这种变化的人，他们有何居心？他们对意识的工作机制有新论断了吗？他们是否也对研究数学的历史，或历史学的历史抱有敌意？在这些人看来，“辉格党历史”是否是无足轻重的研究？“辉格党历史”指的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研究，其含义是：过去是为了灿烂的现在所做的准备。这一观点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突然流行开来。(www.xing528.com)
对上述观点感到惊讶的同时，我回忆起撒切尔夫人当政时（1975-1990）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时，削减风暴[2]首次席卷伦敦的大学。政府郑重地通知校方，要节省开支。校方认为，最快的办法就是停办几门学科。这样做就能让校方免于与强硬的政府陷于尴尬对立的局面。当时，“卓越研究中心”这一说法正流行，停办几门学科也可以与“卓越研究中心”的神秘性相契合。“卓越研究中心”应该建在实力雄厚的大学，因为，在这些大学，某些学科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不需要其他科系予以协助。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在英国，所有物理学研究集中在曼彻斯特大学，所有经济学研究集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有哲学研究（如果仍有必要）集中在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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