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克里米亚战争与英土关系

精彩看点

克里米亚公墓—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克里米亚战争的残酷—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的权益丧失殆尽—克里米亚战争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1878年签署的《柏林条约》—保加利亚被《柏林条约》分成两个省—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的合并—英国同情土耳其的传统增加了人们对人道主义运动的恐惧—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对土耳其政策的调整—土耳其革命后青年土耳其党改善同英国的关系—土耳其官方立场的变化使英国成为土耳其人最受欢迎的国家—稳定的土耳其政权可能会消除欧洲巴尔干半岛危险的根源—土耳其革命取得的成就将会被世人铭记

君士坦丁堡的每一位英国游客都会参观克里米亚公墓。克里米亚公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斯库塔里，濒临亚洲。当地曾经建立了接收克里米亚战争伤兵的军事医院。船穿过黑海后，伤员被送到斯库塔里的军事医院。在斯库塔里的军事医院，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成为人们永远珍视的一个名字。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不论贵贱，都埋在克里米亚公墓，再也无法回到英国。现在，克里米亚公墓被人小心看护着。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很难见到草坪。但在炎热的夏天，克里米亚公墓旁的草坪依旧长势旺盛。当草坪沿着树荫下的斜坡向海边延伸时，这少有的绿色让人眼前一亮。草坪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庄严的方尖碑，用来纪念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做出的伟大牺牲。方尖碑的四周散布着七千名英军阵亡将士的坟墓。有的将士被埋在打磨过的、刻过字的墓碑下面；有的将士被埋在没有名字的普通墓碑下面。一些著名的战役，如因克曼战役、阿尔马河战役和巴拉克拉瓦战役等，出现在幸存下来后去世的人的墓碑上。其中最常见的墓志铭是：“死于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前感染的疾病。”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照顾生病的士兵

没有比克里米亚公墓更让人伤心的地方了。从克里米亚战争取得的实际结果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争是个巨大的错误。在克里米亚公墓，我们想起了人们当时的狂热，以及对俄国扩张领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想起了英国为支持土耳其的决定所做的一切，不管土耳其政府多么糟糕，也不管土耳其与俄国的战争起因。当时，土耳其拒绝接受英国宣称的合理条件，继而引发了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在克里米亚公墓，我们仿佛看到1854年3月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战争寄予的厚望，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很多英国人希望通过战争证明，在多年不光彩的和平之后，英国逐渐变得勇敢。随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接着传来的就是英法联军指挥混乱的消息和粮食供应紧缺的消息。伦敦街头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前线的消息。1855年到1856年冬天，人们积极向塞瓦斯托波尔前线战壕里瑟瑟发抖的士兵们分发必需品，给他们鼓气。后来的战事中，英法联军的表现“还算凑合”，英法联军逐渐战胜了俄国的陆军。最后，和平的曙光到来，各国开会签署了《巴黎和约》。英国争取权益的过程十分艰辛。在拒绝放弃任何一项权益的情况下，英国努力寻求和平。在克里米亚公墓，我们想起了战争带来的结果。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七千名英国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权益几乎全部消失。英国将士曾为阻止俄国在黑海留有军舰而战，但1870年，俄国突破了英国的限制。除了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英国什么也没有做，默默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英国将士曾为阻止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联合成为一个强大的亲俄国家而战，五年中，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正式合并，成立了罗马尼亚王国。英国将士曾为将俄国边境推回比萨拉比亚而战，但1878年，俄国的边境再次推进到了同样的地方。英国将士曾为阻止俄国进入波斯湾而战，但根据《柏林条约》，俄国获得了土耳其的三个亚洲省份。

塞瓦斯托波尔前线的法军

签订《巴黎和约》

七千名英国将士的血白流了。他们在很多英国人心中留下了一种观念：英国抵御俄国扩张领土的主要方式是支持君士坦丁堡不人道的专制政权。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875年，土耳其欧洲区域爆发起义时，英国无法忘记自己为了维护奥斯曼帝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因此，英国拒绝和其他强国一起用武力逼迫土耳其政府实施改革。对土耳其腐朽政权的痴迷淹没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的下台在英国资本家中引起的愤慨。因此，当土耳其和俄国开战时，英国人情绪高涨。在议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英国人投票赞同划拨六百万英镑用于支持土耳其的军费开支。英国的军舰奉命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为了避免俄国在战后制订不公平条款，英国甚至命印度军队前往地中海，将预备部队留在国内待命。在英国的倡议下，1878年签署的《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根据《柏林条约》，马其顿再次受到土耳其政府的管控。作为对土耳其政府许下的表面明确但实际虚假的改革承诺的回应，以及对占领塞浦路斯的回应，英国和土耳其单独签署了协议，保证土耳其的亚洲区域不受侵犯。保加利亚没有独立，也没有获得自由。像当初《巴黎和约》分割罗马尼亚一样，保加利亚被《柏林条约》分成了两个省。我们像以前一样，对战争结果感到失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的合并是随着旧政策出现的最后一次历史性失败。詹姆斯·加斯科因·塞西尔坦率陈述了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他说道：“我们将赌注押在了注定会输的马身上。”

我们的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继续。在土耳其，英国官员们正在努力地重建社会秩序和正义。不考虑土耳其人的处境，一味同情土耳其政府的传统阻碍和削弱了英国官员们的努力。同情土耳其的传统增加了人们对人道主义运动的恐惧。一直以来，人道主义运动总能为英国民众带来巨大压力。19世纪末，这种舆论压力似乎有增无减。(www.xing528.com)

有时，对人道主义运动的恐惧会反复出现，尤其是当我们在克里米亚公墓追思往事时，我们担心自己是否会重复过去的错误，是否是出于对欧洲或亚洲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客观现实的考虑，承诺支持土耳其。虽然很多原因促使我们改变了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的世界政治游戏的出现，在处理土耳其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忘记曾经促使我们改变方向的因素？我们的目光会不会投向地球的另一端，投向印度和埃及的穆斯林？德国已经取代俄国成为我们新的麻烦了吗？国际社会重新开始洗牌了吗？

我的目的不是讨论上述问题，更不是主张在处理和土耳其的关系时，英国不能考虑一般性政策，这种建议既荒唐又无知。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让我们改变态度的唯一因素上。我希望本书能帮助实现这一目的。没有人能充满信心地预测未来，但眼前发生的事确实值得思考和铭记。我们目前不仅没有犯错，还看到了土耳其突如其来的、出乎意料的、彻底的变化。按照一贯的外交传统，我们立即向土耳其表达了英国的支持态度。开始写作本书时，我从土耳其新政府的行动中判断出，新政府与旧政府完全对立。现在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和我们一样，痛恨之前的统治者。英国是土耳其旧政权最大的敌人，这一事实被认为是新政权最应向英国表达感激的地方。英国和土耳其之前的敌意成为两国现在友谊的保证。在马其顿，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和爱德华·格雷爵士进行的改革努力没有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人厌恶英国人。相反，出于一种本能，土耳其人似乎意识到英国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虽然土耳其人常常通过反英渠道获得信息，但根据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的人所说，土耳其人能够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局外人称，土耳其人看穿外交表象、抵达问题实质的能力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才能。

土耳其革命表明，土耳其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但之前一直没有人充分意识到。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出现危机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其战斗。过去，一些人认为土耳其的内部问题是由基督教教徒引起的，甚至是由不愿让基督教教徒管理自己事务的外国人和对土耳其心怀同情但误入歧途的外国人引起的。但现在，这种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思想的土耳其人普遍认为，英国的改革政策本质上是正确的。基于此，土耳其官方立场的变化使英国成为土耳其人最受欢迎的国家。在俄国支持英国政策的前提下，土耳其甚至消除了对俄国由来已久的敌意。

随着土耳其政府的变化，英国担负起了新的责任。我们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影响很大。青年土耳其党人将英国视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认为与英国人的交往会极大鼓舞土耳其的宪政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在世界进步中发挥作用。我们有能力鼓励和引导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愿望。青年土耳其党人珍视我们的支持。当然，他们应该明白我们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应该知道我们敬重他们是因为他们真正打算为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建立公共秩序，让土耳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知道只要他们还在为正义不懈努力，我们就会尽力帮助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是旧联盟的复苏，也不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游戏。

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无须为英国和土耳其目前的友谊感到遗憾，除非他是土耳其旧政权的朋友，因珍视过去事物而无视人类的苦难。即便如此，如果新的事件产生新的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会带来多么不愉快的审美感受，人们都必须改变思想，接受所有后果。支持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改革的人无须改变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的是环境，不是我们。

在支持青年土耳其党方面，我们对欧洲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如果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真诚永久的，那么近东问题将得以解决。如果只看欧洲，那么会发现几乎所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以及所有1870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外交家心头的对欧洲战争的恐惧，都建立在土耳其是一个腐朽帝国的假定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土耳其是欧洲争夺的唯一目标。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奥斯曼帝国会衰亡，目前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其继承者问题，以及如何补偿不能继承遗产各方的问题。或许不断刺激欧洲神经的危险将被根除。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类似匈牙利的自治王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使欧洲陷入动乱的四个巴尔干小国可以形成一个以土耳其为中心的非正式的巴尔干联盟，从而联合起来。过去，四个小国有关联盟的概念是出于对土耳其的敌意。现在，土耳其极有可能被包含在联盟中。此外，联盟的基础是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当然，建立联盟前，土耳其需要打消很多质疑。但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友好协议将形成联盟的核心，这对土耳其意义重大。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性格明显相似。在土耳其革命期间，虽然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因保加利亚变得异常紧张，但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人并没有责怪保加利亚。索菲亚一直存在一个旨在促进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友谊的“联盟委员会”。当然，巴尔干联盟的概念十分模糊。奥地利不喜欢这一概念，因为正如外交家们说的那样，联盟的“目的”指向的是奥地利。但我们可以用类似的论点攻击目前形成的任何联盟。在一个大国实现统一成为时代主流的世界，小国与生俱来的胆怯是其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联盟将给予巴尔干人急需的安全感。一些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这些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就会为我们提供一个避免“世界大战”的方案。很多人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因此，“世界大战”将会成为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

即将到来的自由带来的希望是多方面的。青年土耳其党的政策涵盖整个奥斯曼帝国。如果青年土耳其党的政策成功，那么土耳其欧洲和亚洲区域的各民族都将从无休止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从土耳其旧政府的政治压迫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逐渐明白了政治压迫中间谍活动的影响，逐渐明白了政治压迫是奥斯曼帝国高压统治的改良版，逐渐明白了政治压迫极大压制了土耳其人的思维活动。因此，从阿尔巴尼亚到库尔德斯坦，从黑海到印度洋，地球上的一大片区域即将恢复秩序。违法犯罪者不再逍遥法外，民众不再恐惧暴力和强取豪夺。随着乌云渐渐散去，佃农、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会开始耕种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闲置的土地。一些深受土耳其旧政权压迫的基督教教徒可能会采取比现在的改革更激进、更持久的改革方案。但其他人并没有类似的打算。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此次改革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改革不成功怎么办？即便如此，土耳其改革已经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就。即使革命者取得的成就会被反动势力夺去，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取得的成就依然是东西方的典范，会一直“存在下去，行动起来，点亮未来”。在人类为争取自由、表达自我进行的不懈奋斗中，青年土耳其党取得的成就是对专制政权一次有力、及时、直接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