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与成果

1.“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相互性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北非甚至北美等广大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习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也就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变动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这种文化交流的相互性体现了“主体间性”的对外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不同主体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是不同主体以不同方式和话语共同参与传播，并强化合作共赢的一种相互性、创造性交流过程。

这种“主体—主体”关系所体现的是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话、交流，是双方的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是“我—你”关系，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尽管是能动的反映），不仅仅是“我—它”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享、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和调节的批评功能。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性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它是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32]。比如，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两个文化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据文化部外联局亚非处处长龚佳佳介绍，自2006年起，中俄连续互办国家级大型活动，包括2006—2007年互办国家年，2009—2010年互办语言年，2012—2013年互办旅游年，2014—2015年互办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互办中俄媒体交流年。在上述活动框架内，中俄互办文化节、文化论坛、文化大集，互派演出团、艺术展览^[33]。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节”活动期间，中方共派16 个团组、369 人次赴俄，举办地方文化周、音乐、舞蹈、戏剧、武术等专场演出和舞台艺术对话30 余场活动，活动地域覆盖欧洲部分、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克里米亚地区等广大区域^[34]。中俄双方还积极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艺术节和艺术比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5]，有力地增强了两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和深厚友谊。这种“主体间性”的文化交流不仅加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领域合作，还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多领域的良性合作和共同发展。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对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学习将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促进共同的进步。^[36]”

2.“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动态性

从传播学意义上看，“主体间性”文化交流强调多元主体的动态对话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静态的“编码”的传播者和“解码”的接受者，而是多元主体循环往复的动态对话和发展过程，这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就像伽达默尔所言：“诚然，一种文本并不像另一个人那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这些努力寻求理解的人必须通过自己让文本说话。^[37]”并且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文本也是在不断流动发展的，因此，多元主体对文本的理解和对话需要不断发展，并需要主体间多次沟通、了解和积极参与。因而，“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是在主体相互理解和对话基础上的互动和交流活动。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数十亿人口，种族繁多，宗教和文化差异悬殊。“一带一路”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38]，坚持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但由于“一带一路”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沿线国家缺少深入了解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并且由于一些负面宣传比如“中国威胁论”的肆意传播，导致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内会阻碍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发展，但不会阻止“一带一路”深入发展的脚步，在相互理解和对话基础上，最终达到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共同目标。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和越南河内大学曾经于2005年签署了合作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但由于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后来孔子学院的谈判又被搁置。直到2014年底，越南才批准设立了其国内第一所也是迄今唯一一所孔子学院^[39]。(www.xing528.com)

2017年12月，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携手中国美术学院美美讲堂举办题为“美美与共——中越文化艺术交流”的文化活动，为推动中越两国人文交流和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努力。通过第一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遗产项目、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入选过程，就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动态性特征。早在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协调下，中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各国政府^[40]，联合启动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由于涉及国家众多，政治体制多变，需要不断加以沟通协调，直到2011年底，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家和政府代表才在我国乌鲁木齐召开的申遗协商会议上，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多次交流沟通，才达成了这次文化合作，这为以后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民心相通提供良好的互动机制^[41]，为国家之间在文化项目合作和其他方面的深入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3.“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长期性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旨在推进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长久的合作，促进沿线国家人民之间长期的沟通和信任。“丝绸之路”就是中西文化长久交流，并延续至今的重要见证和体现。在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以其宽容开放、恢宏自信的民族气质，重视与他国共生发展合乎主体间性思维的文化特点，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多元化繁荣，并极少留下类似西方在向外交流扩张时经常发生的宗教冲突与殖民后果^[42]，因此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交流兴衰更替、延续至今的光辉历史。当前，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古代文本的研究、对丝绸之路文化回流现象的研究、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健陀罗语等中亚死语言的研究、对丝绸之路文化源的相互吸引研究等，也都证明了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自古便以交流共生作为主题，丝绸之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单向传播或殖民冲突的文化线路。因此在对丝路精神的弘扬和古代丝路和谐平等理念的传承下，“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享、共建、共赢，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的方案，需要我们携手沿线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把蓝图转化为行动，齐心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长期性项目，孔子学院自2005年在山东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下建立首家以来，业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包容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全球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一^[43]，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和全方位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16）》，截至2016年底，共有 140 个国家设立了513 所孔子学院和1073 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130 国（地区）共有512 所，其中，亚洲32 国（地区）建有115 所，非洲33 国建有48 所，欧洲41 国建有170 所，美洲21 国建有161 所，大洋洲3 国建有18 所。孔子课堂在74 国（地区）共有1073 个（科摩罗、缅甸、马里、突尼斯、瓦努阿图、格林纳达、莱索托、库克群岛、安道尔、欧盟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20 国有100 个，非洲15 国有27 个，欧洲29 国有293 个，美洲8 国有554 个，大洋洲4 国有有99 个^[44]。孔子学院作为我国与沿线国家长期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汉语教育机构，主要目标是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45]。因此，这种长期性的“主体间”交流理念，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和全面合作，对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持久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