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文化研究成果

1.“65+”多元文化冲突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学术界一直围绕沿线涉及多少国家的问题争论不休。在“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世界60 多个国家，44 亿人口，GDP 规模超过21 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人口的63%和GDP 的29%^[71]。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与日俱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丛书中，《丝路列国志》和《海丝列国志》这两本分别考察收录了38 个“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 35 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并从国家基本信息、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投资状况、双边关系和总体风险评估等内容，对73 个国家进行了具体分析^[72]。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29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会，来自130 多个国家和70 多个国际组织的1500 多名代表参会^[73]，形成了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果。“一带一路”倡议让全球瞩目。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的伟大工程，全世界230多个国家^[74]，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界定为“65+”概念^[75]。

因此，“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广，涉及国家众多，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人文风俗和语言文字，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宗教种类繁多^[76]，这种多元文化的复杂性，为“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带来很大困难。并且“一带一路”文化的多元和差异，必然带来文化冲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经济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77]”“一带一路”是一条连接亚欧非的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面临着文化传播阻力和文化安全威胁，特别是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霸权的威胁。“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周边国家，失去了几千年来同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和缅甸的那种‘中国—边地’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二级文化结构。^[78]”

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干扰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冲突不断，并演变为国家政变、种族屠杀以及民情激愤等社会对抗事件，给“一带一路”建设和沿线文化产业带来重大伤害和损失。马克思曾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托·约·邓宁的话，“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79]”因此，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多元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我们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基础上，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传播“一带一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宗旨^[80]，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努力构建共建、共享、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65+”多种语言困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语言种类也繁多，并且各个国家语言的使用状况非常复杂。依据“一带一路” “65+”沿线国家概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世界九大语系，其中有七大语系分布比较广泛，这七大语系中又分为若干个语族，并包括多种语言。以新加坡为例，其国语就有汉语、英语、泰米尔语、马来语四种。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使用最多的语言是乌拉尔语系的闪米特语族（阿拉伯语）和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仅斯拉夫语族中就包含了十多种语言^[81]。据专家分析，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语或者国家通用语言至少有50 余种，如果加上沿线国家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至少会有200 多种语言。（详见表4-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语言多样性）

表4-1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语言多样性^[82](www.xing528.com)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面临着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缺失，亟须解决当前对外传播中出现的语言困境。与国内相比，国外名校的语种开设较多，如法国东方巴黎语言文化学院开设了93 个语种，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95 个语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设了124 个语种。2017年，84 个语种专业在我国高校开设，主要包括77 个非通用语种，其中19 个非通用语种专业还未进行系统建设，只是在近两年刚刚获批^[83]。与国外相比，我国外国语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常见语种上，极为缺乏精通中亚、东南欧等地区语言的人才。如解决南海问题需要他加禄语、宿务语、伊洛卡诺语和越南语等，解决朝鲜问题需要朝鲜语及其平安道、黄海道、岭东和全罗道等地方言。如果这些语言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一带一路”经济、文化交流都会受到影响，可谓“一语不通，寸步难行”。这种交流上的困难，是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样的语言文字所决定的^[84]。

3.“65+”差异宗教理念

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之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差异性。有学者指出，沿线国家的主要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其中佛教又包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可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除了这三大宗教外，还涉及萨满教、儒教、犹太教、印度教、道教、锡克教等。（见表4-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主要宗教）

宗教本身虽然不具有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85]。“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分布着不同的宗教，其中中亚各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东南亚非各国主要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有些国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基督教信仰。这些国家或地区亦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一些国家是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国教，例如以色列主要信仰犹太教，尼泊尔主要信仰印度教，信仰佛教的国家有不丹、柬埔寨、斯里兰卡、泰国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有约旦、沙特阿拉伯、文莱、也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朗、叙利亚等^[86]。因此，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了解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教关系和宗教政策等，避免宗教冲突和文化误解，调动相关宗教的有利因素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在促进民意相通、夯实群众基础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的作用，增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健康地跨越发展。

表4-2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主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