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特点：双向交流，民众力量主导

由上可见，“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史。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古丝绸之路主要呈现出以下多样化、动态化发展特点：

1.求同存异，由单向传输向双向交流转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不同的文明是在刺激和挑战中发展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深层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理念等，而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人类文明的桥梁，在“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成为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和贯通中西文明的大动脉。在物质文化传播中，我们不仅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输送丝绸、瓷器、茶叶、铸铁、漆器生活所需品，还源源不断地运来罗马的绫布、阿拉伯的毛织品，西域的葡萄、芝麻、核桃、胡瓜、石榴等物种，还有胡床、胡帐、香料等生活品，引进了西域的天马、汗血马以及沙漠之舟骆驼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在精神文化传播方面，我们不仅向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传播了我国的数学、中医药、书法、天文历法，还传播了我国的文化民俗、礼仪文化、神话传说，以及深邃的儒学、易学、道学等哲学理念和华夏文化。同时，我们积极借鉴吸收异域国家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艺术等，特别体现在对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融合发展上。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曾指出：“除中国以外，一旦接受或建立一个宗教，便导致对原有宗教教义以及文明的彻底改变而重建。例如天主教罗马文明或伊斯兰教对中东和北非洲都是这样做的，这和中国包容而不对立的方式完全不同。^[31]”有些学者据此指出，“丝绸之路主要是外界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来，但是这主要是单向的，比如说佛教传了进来。^[32]”有些学者更对此强调，中国在物质或器物文化领域是文化出超者，在精神文化层面是文化入超者，因为，中华民族拿不出很多东西对外传播，在精神文化传播中只能扮演受众的角色^[33]。虽然，我国古丝绸之路在精神文化上的对外传播稍显薄弱，但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的深入挖掘，要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特别是有些学者深入文化考古第一线，通过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努力探讨丝绸之路精神文化的传播状况，并可喜地发现，唐朝时期，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家的《史记》《汉书》等，都传抄到沙漠绿洲^[34]；作为唐朝学习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35]。并指出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等，都展现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程度，体现了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深度和广度。^[36]

2.深入民众，由静态传播向多元互动转变

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随着社会兴衰动态变化的，凡是以“政府为引导、民间为主体”模式的丝绸之路繁荣周期都长，而以“政府为主体，民间为辅助”模式的丝绸之路繁荣周期都短^[37]。因此，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我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广大民众的力量。我国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行和广泛传播，主要依靠使节、商人、僧人、少数民族、诗人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的集体传播。其中，使节是“丝绸之路”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自觉的主体元素。从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到唐代鉴真六次东渡；从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到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使节作为中华文明的自觉的传播者，为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丝绸之路商品贸易的繁荣，商人成为文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状况、风俗习惯、人文风情等进行细致调查和了解，在促进丝路经商贸易的同时，也增强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僧侣的往来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从曹魏时期的朱士行，东晋僧人法显、慧静、道整等^[38]，到5 世纪中期的释慧览、释法显等僧侣，都曾先后西行求法到达过印度、巴勒斯坦等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不仅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宗教典籍，还将中国的道教、儒家文化带出了中原^[39]，他们舍身求法，不仅促进了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有不少西方的传教士和使节沿丝绸之路来到我国，像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清代美国传教士马札尔尼，以及朝鲜、日本等国使节等，他们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习俗，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和宗教思想，促进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交流。(www.xing528.com)

考察古丝绸之路的兴衰变化，我们发现，在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时，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而当处于政治腐败、战乱不休、经济倒退时，丝绸之路也不断衰败，甚至不得不中断。但是，文化具有流动性，即使是在丝绸之路中断时期，文化交流也不会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完全隔绝，文化的因子将通过隐性的方式或途径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标。有些学者通过研究敦煌发现的汉藏语文献材料指出，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国和印度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终未断，因为吐蕃也同样信奉宗教，所以佛教僧侣的往来并没有受到阻碍，他们仍然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陆上丝绸之路上^[40]。因此，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在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下，逐渐突破了以往的静态传播方式，呈现出多元互动的动态传播模式。

3.海纳百川，从强势外交向融合互鉴转变

从古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历史来看，人类多元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双向动态前进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说，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41]。因此，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特质和博大精深的胸怀和气度。通过丝绸之路，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尊重中国文化发展基础上得以融合发展，它不仅比附于当时流行的道教文化，也时刻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密切相连，经过相互的冲突碰撞和长时间的试探、适应，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42]。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43]”阿拉伯文明亦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加强沟通和交流，伊斯兰教由此传入中国。民族发展研究表明，唐朝时，阿拉伯文明与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相遇，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受到唐人的礼遇，娶妻生子，修清真寺，乐不思蜀^[44]。到了蒙元时期，大批西域包括中亚、西亚、东欧各国的遗族、军人、工匠、教士、俘虏、仆从等人口被强征掳掠东来，形成“色目人”^[45]移民侨民阶层。他们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信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祅教、摩尼教、犹太教的，散布全国各地，史称“回回”。他们后来与先前唐宋时移居中国的西域侨民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回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新成员^[46]。因此，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传播，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融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中华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和文明多元共生、融合发展的态势。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到红海乃至非洲东岸，在时间上比哥伦布的航行早半个世纪以上，在航海的规模、范围等方面远远超过哥伦布，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航海事业，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中西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政治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不仅扩大了中国的海上贸易，代表明政府与沿海各国形成了友好的睦邻关系，还保证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代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丝绸之路的开辟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性质和结构格局，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由发展的内融阶段转变为外融阶段的开端，在文化结构上它标志着由内层文化圈向外层文化圈建构的转化，以及由一元单向文化结构向多元多向文化结构的转化^[47]。

可见，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互惠性关系的建构。正是在丝绸之路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共生共存、彼此交融，使丝绸之路成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和平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呈现出互补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也呈现出融合多元的文化特质，始终以其博大心胸和“和合”智慧直面“丝绸之路”上的挑战、抵抗、冲突和隔阂，激发文化传播和融合发展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