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历史与贡献

1.概念界定

“一带一路”概念主要源于“丝绸之路”的启发，体现了对“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创新。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商业贸易路线。^[4]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距今2000 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起于西汉都城长安，最远到达犁轩（今天埃及亚历山大港，附属于罗马）。东汉时班超于公元73年出使西域，为随后罗马帝国派人沿着丝路来东汉洛阳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次罗马帝国来访路线已初步形成21 世纪初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也是中国和欧洲的首次交往^[5]。（见图4-1）。陆上丝绸之路又分为“沙漠绿洲丝路”和“草原森林丝路”。草原森林丝路形成于先秦时期。沙漠绿洲丝路繁荣于汉唐，延续千余年，沿线文物遗存多，是丝路的主干道。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在隋唐时期有所发展，宋元时期日益兴盛，明初达到顶峰，后因海禁在明中叶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泉州、番禺（今广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登州（今蓬莱）、刘家港等^[6]。据记载，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为三大航线：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7]。

图4-1 古丝绸之路全景图

值得关注的是，“丝绸之路”概念并非中国人自己命名，虽然我国很重视“丝绸之路”的地位，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过“丝绸之路”的用词，在涉及“丝绸之路”地域内涵时，大多称之为“西域”而非“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9 世纪70年代提出^[8]，他认为“丝绸之路”就是“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9]”尽管有些学者提出李希霍芬所指的“丝绸之路”在地理范围上是狭隘的，但仍然得到了中外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区别，他在《西突厥史料汇编》（Documents sur les Zou—kiue（Zurcs）occidentaux）指出：“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泚（Broach）为要港。又称罗马Justin 与印度诸港通市，而不经由波斯，曾于531年遣使至阿剌伯西南yemen 与Himyarites 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之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10]” 沙畹的论点对李希霍芬的观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李希霍芬虽然觉察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11]。20世纪30年代，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撰写了《丝绸之路》一书，并先后译为德文、英文、日文和瑞典文等发行出版。他对“陆上丝绸之路”界定为：“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4200 英里，如果加上沿线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6000 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12]”同时，他又详细描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斯文·赫定对“丝绸之路”的区分和概念界定对中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基本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地理范围。从以上“丝绸之路”概念界定的发展过程来看，“丝绸之路”概念凝聚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多个学者的学术探讨和思想智慧，这本身就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东西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的历程。

2.发展历程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中指出：“历史每向前一步的发展，必伴随着退后一步的探本求源。^[13]”我们将通过回顾重要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历程，进一步探究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14]的辉煌历史和重要贡献。

（1）文化传播探险期(www.xing528.com)

汉代开启了“丝绸之路”的探险期，学术界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是在公元前2 世纪西方罗马帝国强盛时期。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在汉武帝的派遣下到西域去联络月氏共击匈奴。张骞率匈奴人甘父和100多名随从离开长安，历经14年，完成了第一次西域探险之旅；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15]，张骞携带了大量钱币、丝绸和数以万计的牛羊，主要任务是劝说乌孙迁回河西故地，与汉朝共同对付匈奴。张骞于公元前115年返抵长安，由此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16]。那个时期，据文献记载：“驰名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7]”东汉时期，班超于公元97年再次出使西域，将丝绸之路继续延伸到了波斯湾，开创了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新纪录。这一个时期的“丝绸之路”探险，主要是出于政治统一和边疆安定的目的，但客观上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迈开了重要一步，使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

丝绸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文化符号，是“丝绸之路”上中外友好往来的不可或缺的礼品，代表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辉煌史，正如著名学者陈炎所说，“丝绸就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它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围，成为国家间敦睦邦交的一种手段。^[18]”可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贩卖，已经远远超越器物文化的领域和范围，因为在丝绸传播这一物质表层之下，蕴藏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底蕴。古希腊、罗马人民非常喜欢来自中国的丝绸，他们不仅看重丝绸轻柔华丽的物质特征，更升华到精神上的一种美感和追求。“当罗马妇女一旦披上丝披巾，她们就分享了那些东方人的价值观。她们身着的丝绸服装，也就深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观。^[19]”中国丝绸的发扬光大体现在古希腊、罗马诗人所创作的诗篇里，像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年）的《恋情》、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的《田园诗》、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公元前8年）的颂歌等^[20]，都表达了对丝绸的欣喜和赞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功绩称为“凿空西域”，尽管张骞的“凿空”之旅多处于政治、外交和军事角度考虑^[21]，但客观上增强了汉代中国与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往来，开启了文化传播探险之旅，并且这种文化交流已经全然超出了汉武帝的政治预期^[22]。

（2）文化交流繁荣期

北魏、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时期。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以及百济、高句丽等胡僧和使节往来频繁。至今遗存在北魏平城（山西大同）的重要历史物证，包括金银器、鎏金铜器、玻璃器、银币、漆器、石窟寺及石雕、胡俑、壁画以及装饰纹样和植物遗存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公元5 世纪北魏平城“丝绸之路”节点上文化交流的多元和繁荣^[23]。 从一定意义上看，北魏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为之后的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雄厚基础，从此开启了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繁荣发展的序幕。

唐朝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世界领先，使陆上丝绸之路得到重要保障，促进了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丝绸、瓷器、茶叶成为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符号，同时促进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胶泥活字印刷术^[24]），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传到西方，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唐朝造船技术的提高和陶瓷贸易的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之门开启了，并呈现繁荣兴盛的贸易景象。这一时期中国向外传播了众多物质文化，除了丝绸、瓷器、茶叶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外，还包括铁炉、饭锅、钢针、钳子、铁锉、火镰、漆器、铜镜以及铸铁、凿井灌溉等生活所需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还涵盖了大量精神文化，比如我国的数学、中医药、书法、天文历法，还有深邃的儒学、易学、道学等思想哲学，对促进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发展就有深远的价值。同时，我国也积极吸收丝绸之路带来的西方先进文化和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增添新鲜的血液。我国源源不断地吸收西方外来文明成果，如黄瓜、葡萄、棉花、苜蓿、马铃薯、草莓、芝麻、菠菜等植物品种，宝石、象牙、香料等工艺奢侈品，肉豆蔻、波斯白矾、降真香、芜荑、无风独摇草等药物药材，景教、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以及西方医学、天文历算和玻璃制造、制糖等技术^[25]。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令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3）宗教艺术融合期

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由低到高、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从物质文化层面的传播到精神文化的沟通，再深入发展到对人生真谛的拷问和对彼岸世界的探求。物质文化交流的繁荣，促进了丝绸之路上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在此时期，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艺术在丝绸之路上因交流而丰富起来。“没有丰富多彩的西域乐舞的传入，就没有繁荣昌盛的唐代长安乐舞艺术”^[26]，唐朝流行的《霓裳羽衣舞》就体现了唐代对西域胡乐的借鉴创新和多元艺术元素的融合。胡乐不仅给中原传统音乐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还逐渐成为宫廷宴乐的主流形式，促生了中原音乐新的表现形式，并使唐代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27]。因此，有学者指出，都城长安的开放与包容吸引了世界性的音乐和舞蹈艺术，而世界性的艺术也反过来影响着长安城里的人们，使得他们更加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28]。

宗教艺术的融合则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层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明朝，政治统一、军事强大，全面恢复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派遣郑和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互通和文化交流兴盛一时，并体现在宗教哲学思想的融合发展中。我国在传统儒教基础上，不断融合吸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异域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博大的心胸和融合多元的发展特色。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从秦汉时期，就在古丝绸之路上影响深远。随着唐朝时期海上丝路的开通和经贸文化交流的繁荣，儒家学说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国家和地区^[29]，并建构起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越南、新加坡等地^[30]，具有相似的饮食结构、风俗文化、典章制度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相互融合，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的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并且，中国传统儒学在吸收借鉴佛学思想基础下，发展为“程朱理学”；明朝时继续深入融合，王阳明的“心学”影响广泛，进而融合发展成为“宋明理学”这一新的儒家学说。丝绸之路上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质，体现了古丝绸之路对文明互鉴和人类文化交流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