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认为，“对外文化传播”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是随着对外传播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因此目前尚无定论。我国最早在20 世纪80年代提出“对外文化传播”的概念，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角度阐释“对外文化传播”：从广义角度来看，“对外文化传播”主要是指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活动；从狭义角度来看，“对外文化传播”包含五个层面，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方式、传播效果[26]。强调通过传播主体的主动传播，借助有效的传播方式促进中国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更好地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实现有效的传播效果。
随着对外传播环境的转变，“对外文化传播”的概念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从总体上来，主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对外文化传播[27]。狭义方面主要是指一种新闻传播活动，强调传播媒体的重要作用，通过电视、网站、报纸、广播、通讯社及新媒体等传播手段，加强对国外人士这一主要传播对象的传播和沟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准确，从而提升我国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广义方面主要以国家、民族为传播主体，通过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和沟通合作，加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对话合作和互利共赢[28]。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突出强调“对话”的力量，不能追求单方面的枯燥的传播，而是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开辟多元的传播主体，运用丰富多样的传播方式，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29]。(www.xing528.com)
本书主要从广义角度探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路径和体系的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多样，应主要强调“对外传播”的对话性、平等性和互动性。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传播正是建立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性”基础上的相互沟通与对话，需要充分调动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多元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世界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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