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社会运动理论经历了北美的集体行为研究与欧洲的群体心理研究分裂,终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球性社会运动的浪潮下逐渐走向合流。
首先,就社会运动的定义而言,赵鼎新认为,社会运动是指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与革命相比,社会运动的组织水平、制度化程度及寻求社会变革的强度程度都相对较低。但是,社会运动与革命也有共同点:它们都是体制外的集体政治/社会行为,因此它们与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等政治/社会模式具有体制性差异。
其次,社会运动的一个基础性视角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学界把社会运动看作强大的国家与日益高涨的社会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国家以其科层制形成了严密的治理网络,包括了行业垄断性、地域代表性等方面的精英网络与组织结构。而社会则以其自发结社、公民权抗争等方面的发展逐渐多元化,脱离社会控制,呈现着较强的自主性与利益诉求。为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往往就政治与社会议题产生矛盾,并导致社会以结社的形式联合起来,倒逼国家拓宽利益渠道,并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达成共识。(www.xing528.com)
再次,影响社会运动的三大机制是变迁、结构与话语。变迁机制包括经济现代化、人口变化、社会思潮等;结构机制包括具有国家治理性质的政治制度、政权类型等,以及社会领域的民间组织多元化运动;话语机制是指社会运动中的媒介话语、意识形态乃至口号等各种具有文化动员意义的符号。
目前,社会运动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来自梯利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梯利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中提出了二元政体模型。梯利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政体内成员与政体外成员,由此捕捉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他认为,政体外成员要么进入政体,要么打破政体。同时,梯利还提出了动员模型。他由精英视角出发,指出社会运动涉及参与者的利益驱动、组织能力、政治机会结构、动员能力等多方面的资源,只有当这些资源形成特定的力量组合才能够保证社会运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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