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及路径研究成果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博弈、协商、合作的价值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并非某种具象化的产物，它的变迁与演化更多是趋近于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进一步调适。因此从合作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再造与优化，要求对治理主体参与维度渠道、公共价值伦理、联动治理制度、数字治理技术支撑的强化与重塑。

（一）界定治理共同体参与维度及渠道

党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顶层设计者，应当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还应借助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来覆盖治理网络的细枝末节，从而保障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能够以政治路线和政策主张实现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政府、事业单位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节点，不仅拥有分配调度公共资源的能力，也肩负着更广泛、更深层的治理责任。不同于党委的顶层设计，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加中观与具体。政府应当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行规则，不断完善共同体的架构脉络，发挥资源优势和政策导向，激发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动性。同时推动治理重心下沉至基层，实现精准化、精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当前社会组织、企业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其角色定位相较于政府而言则是被动员者，一方面能够填补拓展政府行政边界外的治理空缺，另一方面能够承接政府的相关职能转移，供给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多元化的用户需求。枢纽型的社会组织可以上传下达方针政策，协助制定行业标准，统筹其他自治组织，不仅能反映所属群体的利益诉求，还能够集中公众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公民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单元，公民的参与意味着能从公共服务接受者的视角，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提高了公民的主体地位，将其囊括进更加广阔的治理舞台。公民可以借助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载体塑造参与意识、培养参与能力的同时，在选举、决策、监督等民主训练中拓宽参与治理渠道，从而实现深层次、多维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二）规范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伦理导向(www.xing528.com)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伴随着新旧公共价值伦理导向的转变，即工具理性和公共性的兼容磨合。正确的公共价值伦理导向能够激发治理主体利己行为的积极性与利他行为的荣誉感，反之则容易导致主体治理行为的失德和职能的失范。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伦理导向不能照搬西方那套制度，而是要建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应规范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广泛公民参与、公共利益最大化与多元协作治理模式。首先要推动“善治”模式的实现，强调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推进治理理念“从管理到服务、从效率到效能、从法制到法治、从控制到合作”的价值转变。这是促进社会正义，营造公平的治理环境，保障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价值循环前提条件。其次，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还需体现出更多的回应性，即微观的个体在提出希望和诉求后，中观乃至宏观的治理主体应及时做出反馈以应对治理挑战。再者，政府也不应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强化，通过制度化途径和法治化手段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和自信力。最后还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高地来引导治理主体的价值认同，助其树立正确的公共价值伦理导向。

（三）筑牢共同体数字治理的技术支撑

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以及智能化的治理步伐。当前，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浪潮已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转型的方向，数据指数级的变化、线上信息的爆炸，都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此类挑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也逐步成为支撑社会治理运作逻辑变革的基石。数字治理就是通过信息化技术为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以此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治理的效率。传统的数字治理强调以技术为导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数字治理则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并突出关注数字治理的伦理导向、数字鸿沟、信息孤岛以及碎片化问题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数字治理，更加重视顶层设计，从更高的管理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一体化与多层级的数据交换共享，来规避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的泥沼。数字治理会愈加广泛地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海量收集社会治理所需的数据信息，为政策制定、执行优化、评估反馈提供客观参考，并在风险预警系统、征信系统、社会评价系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使工具理性和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并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此外，数字治理将显著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多元化趋势。数字治理是对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治理的重塑，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能够通过数字治理手段，被更加便捷与快速地纳入治理核心圈，且数字治理的出现将有助于激发民众利用信息技术督导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作、主体职能的落实以及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实现数字治理协同化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