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体系时代：理性与经验的关键

格式塔转换

多数社会批判，包括悲观主义在内，都隐含地相信进步的观念。即使海德格尔也想象着现代性危机会在未来某一模糊的体制中被克服，但他既没有说明这个体制也没有呼唤为了实现这个体制而行动。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设想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得不预设基于资本主义的潜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但他们对技术体系的批评过于负面，以至于这个预设本身也成了问题。当代批判理论依赖于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其政治概念却没有包括技术体系。它假定经过启蒙的公众可以主导自身的进步，却没有解释进步过程的细节。对于技术体系的社会抗争即使没有被完全忽视，也未能在理论上展开研究。上述这些尝试均未能清晰地刻画出替代物，其危险的后果是某种改装版的唯灵论，一种分裂(政治)价值与(技术)事实的新版本。

为了反对这种唯灵论的结果，唐·伊德(Don Ihde)坚持只有通过“发生在技术文化中的感受性的格式塔转换”才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1]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技术是“多重稳定的”(multistable)。技术的多重稳定性，即伊德版本的非充分决定性，导致了内部变化的可能性。格式塔转换因内源于技术体系的原则而发生，无须从政治、哲学、宗教或其他外部资源中导入标准。我在这里也采用这种策略。

格式塔转换让人想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徘徊于感觉与幻想之间、与现实建制绝缘的价值的拒斥。黑格尔对他所认为的个人对现状的不满，持批判态度。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现实化”(actualization)，即通过建制化而得以实现的价值。在黑格尔看来，家庭、经济和国家显露了道德秩序。他试图展示个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理性符合这些建制的要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法律，是相互妥协的。^[2]

批判理论也坚持价值在技术体系中得以实现，却并不遵循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黑格尔式妥协只要在拥有建制化逻辑与人们的需求相冲突的经验时就会产生。这种冲突总是呼唤着建制想要压制的某种变化，而建制的压制并非出于黑格尔所说的与规范的肯定性关系，而是出于维护工具理性的垄断性要求。

黑格尔的建制概念中有其道德基础，而当代各理论中的建制概念则仅仅强调建制的功效。与当代理论的这种倾向相反，抗议与斗争并非建立在幻想之上，而是试图在新的体系中实现正面的价值。然而，当权者典型的做法是把公众对变化的要求视为非理性。在每一次冲突中，价值与事实的分裂不断复现。我们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看起来难以妥协的冲突。然而，我们见证的结果正是一种建立在价值之上的转化，而该转化发生在技术体系的合理性内部。这就是格式塔转换的现实，它通过一次次抗争进入现代生活。这些抗争各自是零星发生的，但它们合起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后果，我们只要对比50年前与今天人们的态度、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的不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辩证的社会理论必须保留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概念，保留的方式是，把现实化概念与从历史角度看对特定社会状态貌似合理的扬弃(Aufhebung)或超越联系起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变动过程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然而，变革会对未来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远远超出平时改良的限度。满足环保要求的技术，互联网上涌现出来的新的交流方式，女性地位变化后的物质性后果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例子。技术体系的新政治既不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性，也不是仅限于对已有系统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变化会把我们引向何处，但无疑它们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进步，一种对技术体系中重要特征的扬弃。在技术体系的时代中，批评建构主义对超越过程给出解释，却不去设立我们无法知晓其特征的终点。

本章试图给出格式塔变换的一个批判性版本。我从检查卢卡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相关论据开始，最后讨论判断理论并以此来重启启蒙运动的追求。

物化和去物化(dereification)

扬弃与精神重塑之间的对立在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例子。他们的技术行动理论是互补的，但他们的结论却十分不同。卢卡奇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看成是对形式化合理性批判的一个模型。在卢卡奇看来，正是工人对强加给他们的资本主义方式的抵制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成为可能。卢卡奇把这个模型一般化为一种合理化形式与生活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日常经验包含了一种支持理论批评的批判性因素。我把这种理由与经验之间的互动概念称为“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它以另一种方式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全面解释的现象学共有相同的结论。

胡塞尔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意义的整体缺失，他把责任归咎于科学自然主义。为了回应科学自然主义，他坚持应该在生活世界中给科学以现象学的奠基。如果生活世界是科学所预设的意义的来源，那么，科学就并不有悖于经验，而是与某些特定方向如量化的精确性和演绎的严格性一起，构成经验的一种延伸。形式化的知识最终依赖于日常知识的范畴，并为日常知识提供“清楚和明确”(clear and distinct)的科学应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运用于合理的技术规训中。这些技术规训的概念所拥有的意义也依赖于生活世界。尽管技术体系有物化的特征，技术体系的认知基础无法独立于生活世界，而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延伸。

胡塞尔的理论关注科学的普遍化和形式化的构成过程，海德格尔的连续性论题的存在版本将客观知识奠基于对行为的生活经验的分解中。与现象学不同，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中，连续被看成为了改变社会而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

卢卡奇论证，无论表面如何，社会并不由遵循科学定律的稳定事物构成。它是关系化的，依赖于参与其中的人们。在互联网的例子中最为明显。它是一个功能总在变化的应用流动，而使应用得以变化的是它的物质和组织构成。可以说当代社会所有建制都是如此，尽管其流动一般来说并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其变化速度大大慢于互联网。

然而，并非所有都是流动： 现代社会建立在市场之上，而市场有其可被政治经济学说明的合理化形式；现代社会也有其管理和技术基础，而从技术专业中得出来的因果框架可以应用于这些技术之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专业预设了与自然事物一样稳定并遵从定律的建制，它们在和平时代是颇为成功的。卢卡奇用“物化”一词来指称构成社会所需要的看似稳定事物的因果逻辑，而我们可以把人们所施加的与此相冲突的干涉相应地称为“去物化”。

物化理论看起来像个悖论。社会“事物”不可避免地牵扯人类行动。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物化的因果定律运作下而形成结构的，而物化的因果定律又不断地被该社会中的人们——即多多少少被允许的公众们的去物化行动削弱。自然主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既相汇又冲突。而且，行动者的意向也是不稳定的和相互冲突的。因此，看起来是常规的事物实际上缺乏稳定性与融贯性。根据行动者持续变化着的解释与冲突，它们被不断地设计和重新设计。想要理解它们，我们必须把名称变为动词，把看似实体性的事物变为社会过程，把合理性原则变为争论的公共场所。

卢卡奇的物化和去物化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超越为另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他的理论符合黑格尔的辩证发展：异化的人类行动回到了其自身。价值与事实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历史流动。包含在资本主义(事实)中的潜在的社会主义(价值)被现实化。目的论作为一种历史力量而非形而上的性质而得以回归。卢卡奇将此称为“后乌托邦式的”(post-utopian)社会变化理论。^[3]

对比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立场颇具启发性。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类似批判无法给出任何去物化的回应。他呼吁我们采纳对技术的“自由关系”(free relation)，这是在理论层面上最为精致的一种取代现有技术体系文化的精神替代物。我要论证的是，在今天的公共氛围下，卢卡奇所提供的是挑战技术体系的一种更好的理解进路。

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对技术体系的批判隐含地采纳了建构对象域的新康德式概念。在新康德主义看来，艺术、科学、政治、经济和历史领域各自确定了行动或研究的对象。它们把“是什么”(what is)的一个先验概念强加给这个世界。这个概念是构成社会生活和自然诸多特征的形式。物理学家处理运动问题，经济学家处理商业活动，等等。这种“客观性的形式”(forms of objectivity)是从无限复杂的实在中抽象出来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论证，这个形式不只在心灵中，而是像新康德主义认为的那样，也在世界中。它在塑形技术、管理和市场的过程中也塑形了经验。

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指出，形式化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理解合理性本身的范式。他们鉴别出与客观性相应的形式化的逻辑，探讨其文化上的普遍性，即不再仅限于科学而是用来塑形整个现代生活世界。卢卡奇写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被看成是社会活动对象的所有人类关系越来越需要预设这样一种客观性的形式，该客观性既来自于自然科学概念体系中的抽象因素，也来自于自然定律的抽象基础。因此，如此的‘行为’主体也越来越需要预设对人为抽象过程的单纯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4]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把自然当作设计和控制的对象来建构。它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并用实验来操纵，任何无法被测量和被操纵的都缺乏意义。

这个建构定义着实在，而实在就是技术的对象。海德格尔论证这种建构的来源是超个人的，并非像在卢卡奇那里是某一社会阶层或经济体系，而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世代。技术时代的范例是机械技术，但它的精神先于工业革命，并在其起始点就开始塑形近代自然科学。

卢卡奇给出了相似的论证，但他把建构的源起归结为反映在科学和物化后的世界观中的资本主义实践。对于科技合理性，自然和社会的世界都是可被量化的实体，人类主体所面对的世界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可以被技术操纵。他在商品交换、机械技术、管理和法制形式主义中指认出这种世界关系的来源。

通过量化和形式化，商品交换给互不相似的对象赋予了形式化的等值。马克思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中分析了这一复杂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体事物都拥有商品形式并通过价格给出了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它们就遵循着独立于人们意志的逻辑来进行互动。自然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可被量化的，卢卡奇猜测科学方法也在某些方面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5]

与此类似，压制个人技能的工业化运作中的主体外在于生产过程，是自我行动的机器下的附属物。人类能动者的现实状况就是遵守机器运作的“定律”。通过马克思所称的“实际吸纳”，人类运作者失去了自己的技能，变成生产公式中可被互换的、可被无限替代的变量。在管理和法律中，以法律和个别事例之间的科技关系为模型的形式主义决定着与资本主义相吻合的工具实践。

现代生活世界是物化的技术体系和传统与生活经验中持续性因素的含混的混合体。当我们强调潜在地抵制的价值时，就开始与现代生活世界有所不同了。海德格尔的例子是传统的，他对非技术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古老方式予以重视。然而，传统资源的救赎力是有限的，主要提供了某些含混的未来体系的象征。在实践意义上，他的批判取消了要求改变的行动，只能复制已有的体系。因此，他呼吁对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解脱，即他所说的任其自然(Gelassenheit)。

卢卡奇论证物化的资本主义系统充满了矛盾。强加于人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之间，潜存着爆发性的矛盾。通过一些改动，这个去物化的抵抗理论可以被成功地用来理解当代斗争。

去物化满足了格式塔变换的要求，它涉及了意义层面和物质层面上两层社会转变。通过把社会建制在意义系统中放置于不同的地方，可以帮助它们摆脱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符号学的转变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有可能成功，而该行动违背了系统的“定律”并引发不同的物质运作。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价值与事实的鸿沟，在技术体系转变过程中被填平。卢卡奇认为这是一个革命过程，却采用了更为稳健的方式，就像我们在环保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合理性的形式

卢卡奇对去物化的讨论颇为简短且难以捉摸。去物化与合理性概念的相关性解释得很简略，也未告诉我们去物化所创造的世界是怎样的图景。因此，毫不奇怪他像马克思那样以为社会主义在重建社会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种试图避免玄想和乌托邦式思维的做法留下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至于一种假设性的革命已迫在眉睫。在本节和下一节中，我将从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入手，试图重构革命失败后所遗留下的问题，并给出原创性的答案。

一旦工人阶级不再追求替代性的合理性，合理性就必须以哲学的表达来重新概念化。阿多诺写道：“曾经看似被遗忘的哲学却依然生存着，因为实现它的时机已被错过。”^[6]在今天它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已敏锐地意识到十分有必要去回应对公众干预技术体系的保守批评。

一种对合理性的独断概念，质疑公众干预是非理性的，而该独断概念完全认同科学技术规训。潜在于这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中的是对事实与价值的物化对抗，它认为手段可在科学追求功效的基础上被合理地决定，而目的仅是主观偏好，即“意识形态”。因此，无知的公众试图去改变手段的尝试只能损害社会。

哲学家论证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在概念上是合法的，但这并不只是个概念问题。^[7]它有一种社会基础，韦伯将这种社会基础称为“价值圈的分化”(the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 spheres)，分化描述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家庭、宗教等在建制上的分离。所有社会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韦伯论证说，在分化中，理性的整体被分裂了。手段与目的各自对应于不同且无法调和的两种合理性形式，霍克海默分别称之为“主观的”和“客观的”合理性。^[8]

在霍克海默看来，理由的客观形式有其固有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使用的“客观性”一词与科学客观性无关。理由是“客观的”是指其目的能够有效地指导技术手段的发展。这种理由的例子有前现代工艺，也有今天对公共福利如教育的分配计划。

在传统社会里，客观理由在宗教、伦理和政治的思想中均有其基础，而这些思想获得共有世界观的支持。在现代社会里，所有世界观都受到质疑，而权威的相应形式也不再能够找到或者指导被普遍接受的目的，只有忽视目的领域的科学被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霍克海默称为“主观的”理解理性的方法占据了优势，这是仅关注手段的、价值无涉的合理性。目的无法用合理的方式来确定，产生目的的是某些心理原因而非理由。主观理由的概念描述了整个手段系统的工具理性，在其中只考虑了效果和能力，而不牵扯任何主观目的。

启蒙运动曾希望世俗智慧能够指导人们使用科学提供的新力量，然而现代性是一种主观理由占主导的社会秩序，它摧毁了启蒙运动的这个希望。即使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变得更强大和更危险之后，主观目的仍使得个人和民族之间冲突不断。这种情景令人恐惧，今天更甚于霍克海默写作的时代。

霍克海默的结论需要一个新的理由概念，然而，从一个整体中被分裂开来的客观理由和主观理由已难以复合。这个复合隐含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图景中，在其中人类控制着历史。马克思预设了工人们可以调和个人与团结的关系，并以此来解决手段与目的的对立。技术手段必须服务于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采纳特定目的，而不屈从于对利益的盲目竞争。

霍克海默认为这种前景在可预见的未来还难以实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只有马尔库塞坚持克服物化并重整分裂理性是可能的。他相信在新左派中已突现出一种美学化的经验，预示了新的理性概念。把美学当作对生命的肯定，马尔库塞设计了一种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上的科学与技术。尽管他的设计还未实现，他对经验与技术体系的设计之间的张力的关注仍是富于洞见的。霍克海默过于悲观，对技术体系的抗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马尔库塞的希望。

改造技术体系

马尔库塞的物化概念建立在对世界的现象学概念的元层次的批评之上，而世界的现象学概念则以海德格尔式的版本最为显著。马尔库塞使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资源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理论提供社会内容。196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本体论到技术： 论工业社会的趋势的重要文章，^[9]这篇文章后来发展成为他的一部著作——《单向度的人》。该篇文章中有一段对《存在与时间》的奇怪的引述。他写道：

作为技术工具的机器可被看成为中立的、纯物质的。然而机器或工具并不外在于技术整体而存在，它只作为技术性的一个成分而存在。技术性的形式是一种“世界的状态”，一种人与自然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强调说，工具性世界的“规划”先于(也应该先于)这些技术的发明，即先于在技师们尝试去创造这些作为技术性整体工具的技术之前。实际上，这种“超越”的知识在社会需求中、在社会无法满足或无法发展技术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种物质基础。我想强调的事实是，焦虑的消除、生活的平静以及愉悦是基本需求。技术规划在其起始阶段就已经包含了这些需求的必要成分……如果我们去考察技术性的存在特性，我们可以说该特征包括技术的终极起因(final technological cause)，以及在技术的社会发展中对该起因的约束。^[10]

这段文字解释并改造了海德格尔对世界性的超越分析。海德格尔论证我们周围的世界由一个工具系统构成，而这些工具响应着我们对自身未来身份的关注。这个工具系统由把人造物连接在一起的指称构成，连接人造物这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此在(Dasein)的自我创造。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就是这一原创性动机，即人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个工具系统成为了“技术性”，即根植于人类需求中的、以历史方式确立的技术系统。^[11]海德格尔的工具行为的本体论以理论化的方式连接了人与世界，而不涉及特定目的。在西蒙栋的影响下，马尔库塞的技术性概念意味着一种发展动力观，得以在未来调停人与技术。他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说明转变为对技术未能成功地达成其目标(即满足需求)的规范性说明。马尔库塞对比了两种对技术的先验理解，一种是不成功的、以支配为目标的理解，另一种是通过实现人与物的内在潜能而达成技术目的的理解。

马尔库塞在1964年最终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海德格尔著名的技术的追问一文的隐含回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相反，马尔库塞在区分客观理由与主观理由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性的历史。

我们不妨简单地看一看他的结论。古希腊时代的合理性面对的是一个由独立事物组成的世界。

希腊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是具有本质形式与目的的“实体”。“是”与“应该”在潜在的本质中并无冲突。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用该物种的最高潜能来表达人的本质。具有生成特性的合理性在古希腊被理解为以实践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techne)，即与工艺和艺术创作有关的知识。这种知识包含着通过“技术”在物质中得以现实化的本质。

“技术”在近代被经验与理解世界的科学方式所替代。新科学的先验预设有三个本质性特征——形式化、量化和工具化。科学并不直接处理经验，而是把经验获取的所有内容都转化为遵从形式化定律的量化内容。事物不具有本质，而是由等待着转化和重组的功能性单位组成的。这一立场消除了目的，因而也消除了世界的潜能。在关心真的同时并不关心善与美，这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基础。

当前的世界已失去了任何价值特征并已分裂，完全暴露于无制约的工具控制之下，在实验室内部隐藏着科学与技术的内在联系。马尔库塞写道：“自然科学在技术先验性的预设下得以发展，而技术先验性把潜在的工具施加于自然，使之能够被控制被组织。”^[12]这种工具主义在科学研究的框架下看起来是无害的；科学通过操纵实验对象而学会更多东西。但当工具性控制的可能性被开拓到更广阔的技术领域，其无害性就消失了。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马尔库塞引述了几段后期海德格尔对科学和技术的几段话。比如，海德格尔解释说机械化展现了“技术的本质”——即马尔库塞的先验性。“现代人把存在整体当成生产的原材料，而且把整个对象世界隶属于生产的节奏与秩序中。”^[13]然而，马尔库塞抛弃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他赞同卢卡奇的看法，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同步最终根植于资本主义及其所形成的世界的社会要求。因此，科学和技术无法超越这样的世界，而是因自身的特征注定只能繁殖这样的世界。科学和技术注定是保守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从来没有质疑科学和技术的认知价值。科学和技术是保守的，是因为它们服务于把存在看作是支配对象的社会秩序。因此，“技术已成为物化的重要工具”。^[14]

在这样的解释中，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它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特定社会主体的历史规划。它仅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种。这个世界的主体，即资本主义，可以被其他主体替代。因此，未来的问题就产生了。在《单向度的人》中，超越资本主义也是超越它的合理性形式。马尔库塞写道：

如果对技术规划的完善会引发对普遍接受的技术合理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必须依靠一直存在着的自身的技术基础。正是这个基础提供了满足需求和减少劳累的可能——它为人类自由的所有形式提供了基础。质变来自于对这个基础的重构——即来自于该基础因改变目的而形成的发展。

我曾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复兴精神“价值”或其他那些可以为改造人类和自然的科学技术作补充的价值。相反，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将价值翻译为技术任务的可能性，这种翻译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因素。作为技术目的的新目的应该在机械化的规划和建构中起到作用，而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运用。^[15]

但上述想法如何实现却并不清楚。马尔库塞认为将想象加入到合理性的运作中会整合霍克海默的零散想法。工具合理性必须考虑一个可想象的未来，在其中固有的潜能可得以实现。换言之，合理性必须通过想象认识到被识别出的潜能。阿多诺对此有一个穿越于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类似悖论的表达：“精确想象”(exact imagination)。^[16]它的基本意思是某种隐含于实在的纯工具化关系中的东西——潜能——只能通过想象展示出来。

康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认为这种接纳性想象的概念展示了一种在批评理论和海德格尔之间未被注意到的相似性。他写道：“对接纳性的强调应该在与转化实践的非工具性关系下被解释，并且非工具性可能性要成为具有揭示性的观念。”^[17]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类似，马尔库塞的认识潜能的概念意味着意义层面上的非工具化转换，这的确与海德格尔的去蔽有相同之处。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性过程的概念总是牵扯到对工具实践的改造，而不仅仅像海德格尔那样从中退出。

在马尔库塞的后期著作《论解放》中，感受性得到比在《单向度的人》中更多的强调。^[18]从各种一般的经验中可突现出新的理性概念。“从支配的合理性飞跃到自由领域需要超越这种合理性的具体过程，这要求看、听、感觉、触摸事物的新方式，一种符合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和女人们的需求的新的经验方式。”^[19]新的感受性规约出指向需求而非支配的美感生活世界。这是一种现代并因此是技术的方式，但对于作为人或自然的对象的潜能来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

批判理论面对着格式塔转换的阻碍时，提出了实现转换的不同方式。然而，无论是霍克海默还是海德格尔，即便他们最好的努力也难以避免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对立。从废除现代性的权威观点出发，这种“理性的新观念”持有一个它无法兑现的承诺。它是一个和谐的理想化状态，而非一个具体的替代品。霍克海默认为它是个还未满足也无法满足的急切需求，马尔库塞将之描述为一种假设的革命可能性。在这两种形态中，价值都处于矛盾的位置上。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进路，我要论证的是，合理性具有两种特性，穿越于价值与事实的分界两边。也许法兰克福学派根本无法建立新的理性概念，因为它未能完全理解旧的理性概念。

技术与启蒙

伊恩·安格斯在《技术与启蒙》一书中对上述理论做出了综合。^[20]他用胡塞尔关于现代性危机的现象学理论来讨论霍克海默对合理性形式的区分。安格斯论证说，在前现代社会中，统一的世界观组织着人类的知觉。

生活世界是一个融贯的整体，在其中涌现出目的。宇宙秩序使农民和贵族的劳动神圣化，并赋予人们要为之服务的目的。前现代技术——工艺——将这些目的当成起始点来制作有用的人造物。正是因为世界观是组织并排序各种目的的基础，工艺总是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客观理性占主导地位。

启蒙运动因抛弃世界观而改变了上述安排。形式化的技术规训成为可能，并将技术从旧有的组织和排序中解放出来。主观理性取得胜利并导向普遍性，追求技术目的的科学合法性替代了前现代的合法性。就像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所说，能够阻止技术发展失控的唯一方式是回到生活世界，去寻找建立在经验之上的新视角。本节余下部分将更为详细地说明这个论证。

安格斯将现代理性定义为形式化知识与工具实践的组合。^[21]对形式化的强调使得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更为清晰，物化来自于马克思理论中的商品形式，这个形式的根本性部分就是抽象出隐含于价值的货币度量中的所有内容。形式化抽象与一般性不同，一般性概念仍然保留着从知觉个体对象的基础中得来的物质内容。一般性概念“衬衫”与个体衬衫中的共同性质相关。与此类似，“衬衫”从属于更具一般性的概念“衣服”，而“衣服”概念作为一般化的类也保持着与示例该类的个别例子的关系。形式化打破了与个体的关系，代之以可以指称任何对象的变量。因此，商品只是一个在无限可能多的等式中的“x”： 多少件衬衫=多少个香蕉、多少吨钢、多少节钢琴课等。(www.xing528.com)

形式化与工具实践共有对生活世界的异化，并导致胡塞尔所说的“危机”。通过人造化隔绝的实验环境，自然科学只保持了与生活世界的域境之间微薄的联系。现代技术也类似地与其域境相隔绝，尽管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完全，而且，现代技术所保留的对生活世界的联系也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一种对技术的技术治理式的普遍化取代了对传统世界观的形式化工具理性。

这标志着技术的社会角色的根本性变化。在所有社会中，技术知识都将生活世界中的原始复杂性减少为被安格斯称为“类”(types)的可供使用的抽象。人们在追求各种常见目的时，便将类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来。生活世界自身被忽略，受重视的是前景中的类。在传统世界观认为神圣的地方，类形成了一种不被怀疑的融贯整体，在本体论层面上被当成是必然的和实在的。

当现代理性将形式化介入于手段/目的关系中时，手段和目的相互之间以及手段和目的与各自生活世界的来源就被分隔开来，以便它们可以在任何情景中得以展开。这与科学形式化的平行关系十分明显：“技术是生活世界中的形式逻辑的运作。”^[22]常规的类被分化为零碎而无法形成融贯的整体。与融贯的整体相反，各零碎之间的关系相互冲突而难以和谐。背景的不可视性以及对常规的本体论处理都变得问题重重，因为技术既不被世界观组织，又无法整合为全体。

启蒙运动的原初计划建立在如下的预设上，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物质上的进步，最终也会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在传统世界观和目的占据主流的域境中，形式化和工具主义的确在物质和道德这两个意义上都是进步的，但是，一旦传统世界观被击败，科学和技术无法超越其批判性角色而去替代传统。当它们想去替代时，会给予任何具有一般性的目的以合法性，同时将选择和完善的功能交给不负责任的技术治理。这标志着工具理性在对神话-宗教世界观祛除神秘中扮演进步角色这一阶段的终结。“20世纪人类整体进步的信念正逐渐式微，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推动手段进步的思想方式处于相互冲突和自我毁灭的状态中，难以拯救技术目的(即使在手段层面上的真正进步的确发生过)。”^[23]安格斯将此称为工具理性对启蒙运动的贡献的“逆转”。更高层面上的原则本可以克服逆转，但这种原则在科学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性地被抛弃了。

然而，形式化不仅引发了危机，也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性。肯定传统世界观与技术的普遍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

摧毁传统世界观打开了对生活世界的多重视角，使得知识的独立范围得到发展。在传统域境中，只有一种观点被接受，因此，它所选择的目的具有普遍性。但是，现代社会认识到目的只是对可以合法地持有哪些不同意见的约定。因此，随着工具理性的胜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域境变得可被思考，对之可进行批判性判断，这就承诺了一种解决方式。

对域境的认可，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直接性。现代的理想知识状态遵从形式规则，但是工具合理性无法提供合适地选择规则的标准，这是危机的来源。只有非形式化知识，一种展示理性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对理性修正后的理解，才能克服这个危机。由于形式化用变量来替代所有可能的对象，它只能非直接地、通过对不完整性和预设的批判，来与生活世界相关联。批判判断在形式化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找到基础性的偶然因素，它展示了形式化的局限，取消了形式化通过遮蔽其他认知方式而获得的普遍性。

在这一点上安格斯本可以引述卢卡奇的资源。他的进路与对资本主义方式予以实践批判的去物化概念暗合。他所引述的是阿伦特的反省判断。这使他可以进入首先由卢卡奇探索的领域而无需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预设。使用阿伦特的资源可以看到，转向共享经验是一种寻找主观合理性替代物的尝试。^[24]

我将在第七章更为详细地讨论阿伦特的理论。简单地说，阿伦特试图对康德的判断概念予以创新地发展。康德区分了具有从属性质的“决定性判断”(determinant judgment)与被他称为“反省”(reflective)的判断，即从殊相推导共相的判断。后者涉及了对象与概念之间关系的想象性重构。个别经验因此在反省判断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个别经验示例了判断想要获得的共相。阿伦特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性知识和争论中，她认为在其中发生了类似的从殊相到共相的判断。

安格斯在自己的论据中使用了阿伦特的反省判断的概念。“技术忽略了它在其中运作的实践世界的意义。

新启蒙需要认识到个体例子以及被定义的目的未被阐述的域境，都是很重要的。”^[25]反省判断可以处理工具理性的局限。然而，要达成此目的必须要摆脱阿伦特对技术(techne)与实践(praxis)的传统区分。这个区分将技术从伦理政治圈子中分开。然而，启蒙运动与科学和技术的兴起完全纠缠在一起。阿伦特的区分使得其中的关系难以获得理解。^[26]

而且，阿伦特将公共圈子当成事实。她把民主争论看作是独立于争论内容的理所当然。与此相反，安格斯认为，公共圈子不能被当作先于其历史的本体论预设而被引入。公共圈子由启蒙与前现代世界观之间的批判性关系构成。它并不是批判的预设，而是在批判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性的危机只有通过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公共圈子来解决。

作为这种批判基础的判断并不会抹杀工具理性的成就。事实上，安格斯坚持“工具理性意味着也依赖一个未被阐述过的判断概念”。^[27]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代性中的手段/目的复合体的形成是可识别生活世界中的潜能的隐含判断的结果，即使判断行为未被有意识地理解为如此或诉诸公共讨论。隐含判断的概念可通过解释灵活性的建构主义概念获得更清晰的理解。目的不仅是给定的，也是从行动者对他们所认定的问题的参与过程中涌现的。启蒙在今日要求给出工具理性的“完整概念”，在其中包括判断——解释——即它在技术中的运作。^[28]作为工具理性的隐含判断现在应该更为明晰。

判断可以对之前认为是绝对的东西去物化，并且展示它们不过是自我和世界构成的过程。这意味着技术回到其起源，并在目的和技术所起源的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原初的域境留下了确立手段的痕迹，我把这些痕迹称为设计代码(design code)，判断可以把它们解释清楚，但它们无法通过任何形式化的科学和技术专业建立其合法性。实际上，它们是本书前几章中对科学和技术的经验研究的对象。

结论： 价值与事实

我们已经论证了格式塔变换概念和合理性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形式之分的连续性论题的后果，这引导我们到达建立技术体系的新政策理论的入口。第七章将详细讨论这个理论，在此可先做一简单介绍。

对技术体系进行成功的公共干涉在占主流的实证主义对合理性的理解中是个谜。然而，这些干涉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频繁，并已产生建设性后果。主观合理性分裂价值与事实的要求在实践中被否定。价值与事实只是在理论中才能被严格地区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就像在昔日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是混合的。

在生活世界中，所有事实都与价值相关。其中有些价值具有道德内容： 友谊、民主、健康、童年。与此类似，负面价值也会附属于一件简单事实之上，如供应水中的铅。功能性对象同时既是它们是什么也是它们为了什么。就像下一章要讨论的，功能性穿越于价值与事实分界线的两边。每个描述性范畴都携带着规定性的意涵，意味着一个可能的义务范围。只要给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就记录下相应的价值意涵。这个双重特征——事实的和规范性的——运作于技术领域就像运作于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规范性维度并不像我们从政治哲学家的研究中读到的那样，可以在理论的天堂中从技术体系和从日常经验中切除。

阿多诺曾得出悲观的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验会被商品化彻底腐蚀，而大众媒介也不再能够为任何替代性价值提供试金石。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支持经验的确被腐蚀了，但其结果并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已有通过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民主干预而获得进步性变化的重要例子。阶级冲突持续存在，尽管其范围和强调有所减少，但远未获得解决。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种类的公众干预： 计算机系统中的黑客行为，法律诉讼，听证和论坛——特别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在科学实验与技术设计中也有非专家的公众参与。

尽管它们的规模和效果还相当有限，这些对技术合理体系的干涉扩大了公众范围并引导了技术发展。然而，它们被政治理论家系统性地忽略了。而在它们被注意到的地方，抵抗并没有被辩证地看待，而是从占主导的行动者单方面的视角来看。从这个视角看，合理性代表着对无知和无序的反抗。大众经常出错的事实并不比科学实验经常失败更加稀奇。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部分。

能够说明成功的理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对设计和再设计的社会性说明，就像本书第一部分展示的那类说明那样；对公共争论参与者的一般性利益的说明；以及对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日常合理性之间对话的描述。

参与者的利益现在常常被重塑为吸收更多公众参与的正义性问题。我在前面几章中曾讨论过人行道斜坡的例子。所有技术体系的争论都经历了类似的轨迹： 从利益到权力。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对话改变为由对设计的政治抗争所引起的实践性对话。这种抗争并没有让技术体系坍缩为生活世界，或让生活世界坍缩为技术体系。这种抗争引发了超越合理性各类形式区分的调解过程。对技术体系合理性理论的研究最终会对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之间互动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理解。

对于技术政治的一般性理解上的变化要求改变技术概念本身。技术不再能局限于狭隘的功能主义，仅被看成是装置与系统的无中介参与的运作。从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看，设计中社会性的角色十分关键。设计牵扯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但它也牵扯了在未决定的各种因果选择中做出选择的社会意义。这两方面的组合决定了设计代码和特定特征，并为设计结果带来了特定的形式化偏向。

在前现代社会中，因果特征与意义在工艺传统中被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行业中物化过的形式化合理性与对技术的经验之间存在着论述层面上的局部分离，然而，在人造物和系统的物质实在中，它们相互渗透。技术体系的政治依赖如下事实，即技术圈子里的规范性特征要求某种技术心智的独立性。

在公共争论中，规范性断言的形成常常是为了反对已有技术手段下做出的设计，以要求在相应的因果层面上予以修正。这种断言并是基于技术规训，而是基于对技术体系的体验。

现象学说明了科学对日常合理性的精致化，但在民主的干预过程中精致化的方向倒转了，因为生活世界试图对科学-技术规训予以再定义。第二章曾论证，这种倒转是可能的，也不会失去有效性，因为合理性在它的社会技术展开中总是依赖域境。^[29]

判断理论在这里得以介入，合理性标准具有二重性。对于一个技术专家来说，一致性标准具有一个单纯的技术意义，但在生活世界中，同样的概念扮演了规范性角色——比如，要求对所有公民予以一致的待遇。这种要求在公共场合被提出，将个人问题重新定义为有关正义的事务，同时，这种要求也提醒了专家，因为它所提出的辩护自己的概念也具有技术性的一面。^[30]

专家和非专家行动者都没有垄断合理性的权利。合理性被分配在专家与非专家、事实与价值的分界线两边。这并不意味着分界线是不实在的，它们很显然是实在的： 没有它们就没有现代性。但是，它们可被渗透，并在实践中允许转化，尽管目前我们还未形成对于转化的充足理论。想要发展这个理论，可以从分析技术体系的形式化合理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特征入手。

下一章对功能概念的分析提供了发展该理论的起点。我要对功能的分析理论与隐含在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研究中的现象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做出批评性讨论。我在第六章中提出工具化理论，并在第七章中详细地解释它，以便用当代的判断理论来说明技术政治的本质特征。第七章也会将安格斯在阿伦特那里找到的判断理论具体化。通过应用技术政治这一具体例子，我的论据会展示科学技术的经验研究对批判理论的相关性。

(黄　翔　译)

【注释】

[1]Don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200.

[2]Robert B. Pippin， 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Rational Agency as Ethic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Georg Luk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78.

[4]Ibid.， 131.

[5]Ibid.， 131.

[6]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3.

[7]Hilary Putnam， 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9]Herbert Marcuse， “De l’Ontologie  la Technologie： Les Tendances de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Arguments 18(1960)： 54-59.

[10]Herbert Marcuse， “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 in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136-137.

[11]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239.

[12]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153.

[13]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153-154.

[14]Ibid.， 108.

[15]Ibid.， 231-232.

[16]Theodor Adorno， “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in The Adorno Reader， ed. Brian O’Connor (Oxford： Blackwell， 2000)，37。我使用的是Shierry Weber Nicholsen对“exacte Phantasie”一词的翻译，参见Exact Imagination， Late Work： On Adorno’s Aesthe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4n9。

[17]Nikolas Kompridis， Critique and Disclosure： Critical Theor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203；也请参见Andrew Feenberg， “Luka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Rethinking Marxism 27， no.4 (October 2015)： 490-507.

[18]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19]Herbert Marcuse， “Beyond One-Dimensional Man，” i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117-118.

[20]Ian H. Angus， Technique and Enlightenment： Limits of Instrumental Reas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21]Ibid.， 11.

[22]Ibid.， 54.

[23]Ibid.， 13.

[24]关于阿伦特与批评理论的关系，参见Lars Rensmann and Samir Gandesha， eds.， Arendt and Adorno：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特别是第一章。

[25]Angus， Technique and Enlightenment， 100.

[26]Ibid.， 120.

[27]Ibid.， 121.

[28]Ibid.， 139.

[29]非常清楚的是，这是合理性的社会性、而非认识论概念。韦伯，而不是弗雷格。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判断是以社会性方式安置的。“一个事物自身不会是非理性的，除非从某个特定的合理性观点来看。”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194n9.

[30]发展技术体系中进步性变化的道德基础的理论则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关于正义的诸多理论与诸多世界观一样，在公共领域中竞争话语权时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尽管它们努力摆脱如此的命运。经验展示了在“善”的层次上不存在超越所有争执的“不可侵犯”的“权力”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