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一部分介绍并展示了一个分析合理性建制的方法，却未能仔细检查合理性本身。这一部分将探讨合理性的本性问题，该合理性体现在技术体系和为了改造技术体系所付出的斗争中。
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工具性的，因为它无法脱离拥有偏向的建制性决策，尽管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技术。它既在描述功能性关系的技术规训中又在某些整理建制性实践的个案中被形式化。这种合理性的霸权是现代性的特征，它在组织重大社会建制的过程中取代了宗教和传统的世界观。
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批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总在追寻更为强大的手段却不顾更高的目标。他们或是通过精神上的革新或是通过新的理性概念来寻找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的替代物。但是，能够赋予更高目标以合法性的世界观，在之前总是建立在那些被启蒙时代拒斥过的神话之上。现代性正是从这些世界观中解放出来的产物。然而，今日所看到的后果足以让我们质疑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进步信念。
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贡献未能为工具合理性提供一种替代物，但是他们的确清理了合理性的功能性特征，展示了合理性构成中的社会意义和自然因果性的各种组合。
工具化的理论概括了合理性的这两个维度。如果说建构主义论据展示了社会性在技术和建制的非充分决定的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工具化的理论在合理性的自身结构中发现了非充分决定性。(www.xing528.com)
尽管现代性总是依赖于工具合理性，但这并不一定导致反乌托邦的结论。工具化的理论展现了进步的可能性，这一点总是被批判理论和墨守传统者忽视。进步的可能性依赖于外行与专家之间的有效交流，换言之，依赖于公共抗争与技术完善之间的有效互动。判断的批评理论为解释这一点提供了基础。这里颠倒了本书前几章的论据： 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以参与技术体系的社会运动为例的社会性的合理性，而不是展示合理性的社会维度。
批判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未能与进步中的技术体系的核心部分达成共识。无论是早期对工具理性的批评还是哈贝马斯式的系统理论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被利奥塔称为进步的“宏大叙述”已被抛弃。本书试图发展出技术体系中局部进步或退步的方法论原则和概念框架。为此，批判理论必须重启它与社会科学的早期对话。前面几章已进行了这种对话，后面几章要为一个新的进步观念奠基。
(黄 翔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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