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批评
在当代批判理论的域境中，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主危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这标志着与早期乐观评估相比所发生的变化，早期乐观评估仍激励着越来越少的评论员。但是主流的学术观点已经转向反对现在被认为是“炒作”的东西，即对互联网将有助于社会民主化的言过其实的期望。本章的目的是重申互联网的民主潜能。
在这个导论部分，我将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对互联网的批评。我选择在这里回应口齿伶俐的反炒作拥护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乔迪·迪恩，他们巧妙地粉碎了互联网的神话。我将论证他们的批评是片面的。
让我从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对互联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开始，他将自由非物质劳动理论、“大众”与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张，知识的生产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富克斯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对于资本的再生产至关重要。作为一种集体产品，知识是社会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被私人占有。就像在资本主义起源上被分割和没收的公共土地一样，知识属于先进资本(advanced capital)开发利用的理想的公共领域(ideal commons)。
富克斯总结道：“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开发已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1]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社会，那么知识生产者就构成了被剥削的阶级。他们包括工业和政府中的许多工人、大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那些其“非物质劳动”有助于社会再生产的人，如家务和服务工人。由于商品是通过通信和共享在公共领域(公域)生产的，资本占有了它们，将社会中日益重要的领域变成“殖民地”。
公域包括了那些互联网网站，在其中个体间进行通信从而为知识总体做出贡献。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那些提供流行网络平台的公司进行营利活动的机会，但用户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互联网独特的结构使这种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支持对生产者自由劳动的剥削。由于剥削是作为工资与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的，剥削率实际上是无限的！
富克斯利用达拉斯·斯米斯(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理论来解释企业在互联网上如何从自由劳动中获得利润。斯米斯研究了电视，这是他写作时的主导媒体。他声称，在销售广告时间，媒体公司实际上是营销商品化受众。脸书等社会网络平台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积累用户，并将其作为受众出售给广告商。就像电视让早期的希望落空，即希望它能为教育和政治启蒙做出贡献一样，互联网也辜负了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在这里考察的文本中，富克斯得出结论认为，互联网用户的活动“并不意味着媒体走向参与式的或民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彻底商品化。”[2]而且进一步，“在web2.0平台上用户生成的内容并没有带来一个参与式的互联网，而是在互联网上对人类创造力的全面商品化和剥削。”[3]再说一遍，“商业社交媒体并不构成公共领域和参与式网络……社交媒体主要是商业和世俗的空间——政治是规则的例外。”[4]
富克斯依靠哈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所提出的对被剥削阶级的广泛再定义，来设想一种可能的反霸权主义。
无论被剥削群体的本质如何，它都有助于产生外来财富(alien wealth)。被剥削的“群众”有可能聚集在一起，抵抗公域的殖民，其成员可以像早期无产阶级那样抵制资本主义。
虽然我同意富克斯已经识别出互联网的重要方面，但接下来我将批评他的论证过于宽泛。正如他所展示的，互联网确实是生产和剥削的新形式场所，但他对互联网的评估却出人意料地简化了。在这些文本中，他通过对自由劳动的剥削和对其产品的商品化来定义互联网。无论通信的内容是什么，企业从中获利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它们的本质。用户活动对公司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很明显的，但如果说这是人们关于它可以说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不那么明显了。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活动定性为严格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富克斯自己似乎在文章和著作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辩护了他所谓的“辩证地”理解互联网，即作为阶级冲突的空间，而不仅仅是阶级结构的空间。[5]他声称，即使在他关于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他也持这种辩证的观点，尽管在那些著作中他把重点放在了企业方面。但他在这些著作中对互联网的谴责是毫不含糊的。因此，他似乎持有对互联网的简约解读。无论如何，富克斯的辩证解释是有用的。在本章的后面，我将分析互联网辩证法的技术基础。
在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富克斯对资本主义和互联网上用户生产之间的比较被极大地简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包括获取利润，它还为这样做创造新的条件。劳动过程是围绕新的形式进行重组的，可以量化和控制这些形式。由于他们的生产发生变化，产品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实质吸纳”。[6]因此资本主义占有不仅涉及商品化，而且涉及劳动转化和商品化产品，资本主义形式渗透到了生产的实际内容中。
大众传媒的受众商品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化理论大致一致，因为不仅是受众的注意力被出售，“内容”，即它所指向的对象，也被资本控制和合理化。但是脸书或谷歌(Google)只进行销售。企业将知识公域商品化，但它们并没有像早期的土地和劳动力那样彻底地改变其内容。强加的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实质吸纳。在线通信即使在商品化之后本质上仍保留原来的样子，不同于为养羊而清理和围地，也不同于被剥夺技能的劳动。当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界面的设计来塑造的，并由诸如数据挖掘过程所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数据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尽管富克斯声称用户的通信遭受了“彻底商品化”，但事实上商品化是非常有限的，并给用户留下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资本主义是在一种独立内容上的寄生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方面，用户之间交换未经转换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诸如数据挖掘等程序所强加的商品形式，从而改变了内容。内容的这种双重特征意味着一个不同于劳动的类比。相比工厂而言，社会网络实际上更像是电话。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内容的传输类似于电话公司的电话会话传输。电话公司和社交网站都没有像由工厂所有者控制劳动那样的来控制用户的交谈。电话公司通过简单地测量交谈的持续时间来使交谈商品化。社会网络内容的商品化更为复杂，但是就像测量持续时间一样，它使通信本身不受干扰地发展。工厂劳动和社会网络“劳动”之间的类比是误入歧途的，更好的类比将是一个共同的载体。
这带来了由亚当·阿维德逊(Adam Arvidsson)和埃兰诺·科莱奥尼(Elanor Colleoni)对富克斯的批评所提出的进一步的后果。[7]对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将劳动还原到统一努力的支出(reducing labor to the expenditure of uniform effort)的效果。这种抽象的劳动是以其持续时间来衡量的——因此有了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讨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是按其生产成本估价的。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生产成本是日复一日地再生产它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这一成本与工人在工作日内可以生产的产品数量无关。差额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它的占有是剥削。这并没有描述用户通信是如何产生利润的。
尽管生产无疑会在社交网站上进行，但经济学并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经济。我们只在通常的常识意义上利用用户和他们的贡献这个术语，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致。用户的“劳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完全具体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取决于个性和风格。它并非始终如一，不是用花费在努力上的时间来衡量的，并且它不能分成一个专门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和另一个作为剩余价值被剥夺的部分。它的量化只是记录了用户活动的副产品。通过大数据和广告，它的商品化的精密性和复杂性是必要的，正因为用户的活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还原到简单的努力支出，如同工厂中真正的劳动吸纳(subsumption of labor)那样。
将资本家从中获取利润的每一项活动都描述为劳动，并将其还原为其经济功能，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从许多活动中获利，这些活动不是劳动，也不是准确按照马克思意图的剥削。如前所述，电话公司从他们的电话交谈中获益，虽然打电话的人很活跃，有时甚至很有创意，他们的交谈不能被描述为劳动。餐馆得益于邻近的旅游场所，但游客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并不效力于餐馆老板。绅士化伴随着艺术家进入破旧的街区，但艺术家在阁楼上的绘画并不效力于开发商。婴儿为尿布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商业机会，而不需要为尿布公司做免费劳动。与上述每一种情况相关联的营利活动所具有的附带性质，显示了这些活动还原为其经济功能是不真实的。同样，用户提供的信息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在一种非常广泛的用法中，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例子称为“剥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夺来说，它们既没有什么损害，也不具有政治含义。
对于社会网络的剥削，一个更相关的类比不是电视，而是人行道。就像人行道一样，社交网站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互动。正如人行道上的活动为沿途商店老板创造了商机一样，互联网也为在其中人们相遇和交谈的网站的所有者创造了机会。脸书上的广告商就像商店老板，他们在商场里租了个好地方。数据挖掘用户对目标广告的贡献提高了“出租物业”的价值。
因此，被商品化的是实际上被租用的网页上的空间。就像在购物中心一样，在这些网站上进行的商品化涉及获得受众关注，而不是对交谈及其副产品的所有权和销售，如照片和视频。虽然人行道和购物中心通常与公众讨论无关，但确实偶尔也会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这是在民主社会中集会自由的重要表现。
总之，虽然很明确的是，脸书和类似网站的许多用户都在努力工作以生成内容，并且虽然商品化和剥削也同样很明确地发生在这些网站上，但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并不适用这里。这一概念在富克斯的论证中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系统的意义和内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相当狭隘的，并且在资本家或其管理代表的控制下，与凭借去技能化劳动的商品生产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一种不适用于社交网站的合理化概念。
由于其经济功能，富克斯对互联网的民主含义不屑一顾，但网络互动的人类意义依然存在，尽管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互联网用户的贡献不能比在人行道上交谈更能还原为它们的经济功能。这些贡献是否具有民主价值，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在其域境中的实际内容。
这就是乔迪·迪恩在她对互联网的文化批判中所尝试的。[8]让我们考察一下她对盖伊·德波(Guy Debord)观点的反驳，即对等通信(reciprocal communication)具有解放的潜力，而大众传播缺乏。[9]德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立场相似。粗略地总结一下，他们认为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精英支配着被大众媒体和消费主义所束缚的从属人口。系统需求的内向投射(introjection)使得强制抑制变得不必要，因为被操纵的个体会自发地再生产系统。
根据德波的说法，要想摆脱这种综合征，需要少数能解构束缚大众的虚拟链的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戏剧性的示范行动。他引入了一个策略，他称之为“异轨(détournement)”，对典型大众文化产品进行改造，以揭示其拜物教特征。
他希望，来自边缘的挑衅将成为系统崩溃的催化剂。1968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一进路的确认，而且事实上，对大众社会的情境主义批判在这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迪恩抱怨说，在强调晚期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性质时，以大众媒体为例，德波理想化了自下而上活动破坏系统的潜力。但事实上，她认为，我们现在有德波所梦想的针对大众媒体的自下而上的替代品。它被称为互联网，它非但没有破坏晚期资本主义，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再生产了它。互联网上的自由通信并没有像德波这样的批评大众传媒的集中的、单向结构的人所预见的解放效果。她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通信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新阶段，这使得诸如德波的理论已经过时。
迪恩认为符号与事物、幻想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对于真理和抵抗的可能性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互联网上它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权威也瓦解了。互联网的颠覆性特征是，用户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话语公开表达(externalize)以及增加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不再承诺任何事情，他们对自己是不真实的。不再被任何东西所说服，他们不能离开去现实感的自我的(the derealized self)茧。反身性，即启蒙运动将其等同于个体自治的反身性，在此使个体在体系的力量面前处于无助状态。事实上，这就是反身性的歇斯底里，深思熟虑的无底洞(a bottomless pit of second thoughts)，它摧毁了信仰和行动所必需的“象征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
迪恩将网络空间生活的这些方面与网络社会早期预言家无法预见的一种奇怪现象联系起来。这就是互联网用户发出的大量无用贡献，他们既没有期望也没有收到来自他们所提到的假想公众的任何有意义的回应。这实在令人费解。严肃的内容和响应性(serious content and responsiveness)的系统性缺乏与通信自由的解放承诺相违背。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迪恩利用了斯拉沃吉·齐泽克(Slavoj Zizek)的拉康精神分析的范畴。这种解释取决于在对人所缺乏的东西的欲望和对缺乏自身的欲望之间的差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siring what one lacks and desiring the lack itself)。后一种欲望的形式涉及在追求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时的强迫性的重复，这种东西是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尽可能获得的。追求本身成为自己的客体，并产生一种不断吸引主体的愉快。
任何玩过电子游戏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综合征。总之，迪恩用强迫性神经症模型描述了互联网上的通信。
但其影响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网络中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无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相抗衡的主体类型。陷入一个没有内容的通信网络，主体以争论代替行动并且错将参与当作权力。每当他们发表意见或签署网上请愿书时，他们都有关于政治效力的错觉，但实际上，他们是技术拜物教的受害者。互联网不会自动放大观点的重要性，而只是将它们登记为现实政治行动的空白占位符。迪恩写道：“我们的参与不会破坏交往资本主义。是驱动了它。”[10]因此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使人们非政治化，并将其与通信资本主义相结合。迪恩承认，互联网可能存在有效的政治用途，但她认为与其整体的非政治化效应相比，这些用途相对微不足道。
我发现迪恩对互联网上的通信失败的大部分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以至于她得出了这些政治结论。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她关注的活动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影响，能够真正重塑用户的主体性呢？就是还原论的。她假定，随着她对脸书的解释，她已经掌握了互联网的本质和政治控制的机制，但她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在线互动。在互联网上有许多严肃的讨论，包括在政治上有意义的讨论。
互联网取代了真正的政治行动，这一想法激发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和迪恩。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比了在南方坐在便餐柜台前的(sat in at lunch counters in the South)黑人活动家的勇气与那些签署网上请愿书的人们的微不足道的约定(trivial engagement)。[11]他的论证可以充当迪恩的归谬法(reductio)。格拉德威尔既将一种协助政治行动的通信手段和它所协助的行动混淆起来，还声称互联网的用户通常会造成这样的混淆。但是，在没有居家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签署互联网请愿书的人走上街头的证据又在哪里呢？我既不相信网络通信与“真实”行动之间的不恰当对比，也不相信任何人实际上都蠢到足以会混淆两者。
这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互联网并没有使其用户非政治化，但它确实降低了他们的自由表达的证明价值(testimonial value)。那些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的人完全意识到，他们的意见不会产生与如果它们是在充分显示其承诺程度的域境下被表达出来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因此，他们几乎不指望对网上请愿书做出响应的根本性变化，就像他们可能会从街头示威中所得到的那样。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理由怀疑其中一个取代了另一个。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if anything)，那就是反对的意见去接触公众的能力，无论是多么假想的，都会鼓励其他人挺身而出。所涉及的是玩弄孤立和大众性(play with isolation and popularity)而不是对政治行动的幻想。互联网减少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孤独感。
迪恩的批判取决于一种观念，那就是我们已经从德波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转向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不是以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和心理内向投射(psychological introjection)为基础的，而是，说起来有点矛盾，以自由通信和参与为基础，以一种能够再生产系统的方式来构造的。她的进路是从福柯拒绝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阶级权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所开启的一种趋势的顶点，他用他自己的权力概念来代替，即作为在受规则支配的系统中的一种规训和抵抗的游戏。
向这一新范式的转变激发了大量最近的讨论，如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概念，以及最近的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罗(Chiapello)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12]虽然早期批评家的反乌托邦理论集中于技术官僚和消费品的诱惑力，但这些新的批评家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通过通信的互动和参与而使民众自我征服(self-subjugation)的局面。
这些理论，就像迪恩的理论一样，是基于发达经济部门正在发生的转变，在这些领域中，灵活的职业路径、个人品牌、后福特主义参与式管理，以及现在的博客和社会网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技术官僚控制和消费主义的旧理论仍然令人信服。大多数人生活在它们所描述的世界里，不是由无形的协议，而是由有形的等级上级(visible hierarchical superiors)所统治，由于所有权和技术能力的要求而合法化。人们主要通过物质奖励而不是网络协议来依附于系统。迪恩声称，今天有些奖励表现为对通信的享受的形式，没有意义或回报(signifacance or reciprocation)的希望，他可能是对的。
但这几乎不能取代汽车和家用电器、房屋和体育，成为基本的一体化机制。此外，尽管互联网存在认知混乱，大多数人仍然接受医生、科学家、教师和传教士的权威，并且许多人仍然跟随着政治领袖和大众媒体中的意见制造者。
大量的通信可以被吸收到消费社会的仪式中，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洞察力，但事实仍然是，真正自由的、互惠的、自下而上的通信具有解放的潜力，并且这种通信确实发生在互联网上。事实上，今天的每一个激进运动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政治上意义重大的通信可能不像迪恩批评的那样普遍，但它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严肃的讨论和辩论并没有从互联网上消失。[13]
迪恩的批评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特有的一种幻觉——它能够记录屏幕上发生的一切。再一次，我可以通过人行道的比喻来最好地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由于我们没有人行道上的谈话记录，就像我们在互联网上做的那样，我们无法根据其激进的政治或综合效应将各种对话进行比较。每件事都是在人行道上讨论的，但毫无疑问，正如喋喋不休的迪恩所分析那样，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无聊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短暂的，没有人批评人行道是一种媒介。在那里言论自由的民主意义不能简化为一个比例的问题(a question of proportions)。
尽管少数受欢迎的网站的影响过大，但对于不合主流(nonconformity)的事物来说仍然存在大量的多样性和空间[14]。德波希望大众媒体的替代方式能带来改变，这并没有完全让人失望。诚然，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政治阻力，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互联网对此负有责任。不能因为它没有解决让美国人加入激进政治组织的难题，就加以简单的驳回。美国劳工运动的弱化、极端右翼和右翼媒体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我相信像富克斯和迪恩这样的评论家在当代知识分子内部陷入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这会分散他们对问题重要方面的注意力。互联网最初受到如此广泛的称颂，以至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批评反应。它并没有产生所承诺的革命性影响，但是它能产生这样影响的期望总是不切实际的。
建立在对幻想失望的基础上的批评，由于它依赖它的对象而被扭曲。
对那些言过其实的主张的批评是有用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及时超越对它们的专一关注。据我们所知，互联网正受到危险敌人的攻击。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贡献，如果是有限的，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由于管制和技术变化而消失。
互联网的层次
在本节中，我将提出对互联网的另一种解释。富克斯和迪恩提出了基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理论的批评，他们很少关注互联网的技术。就技术出现在他们的解释中的程度，它已经表现为完成了的和完满的，具有单一的主导性社会影响。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技术体系。它的社会意义与它的技术特征紧密交织在一起。在主张关注技术的同时，我并没有回到过时的技术决定论。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到社会的本质技术特征和技术的社会特征的方法。就像社会中有分歧，技术领域也有分歧，反映在技术体系的矛盾心理上；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所剥夺(foreclosed)的潜能会引起抵抗。
批判的建构主义不同于我们在阿多诺和麦克卢汉的著作以至卡斯特(Castells)和最近的后现代理论中所熟悉的普遍影响或“强大效应(powerful-effects)”研究。[15]虽然无疑是有用的，但像政治经济学一样，“影响研究”诱使一些评论员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e)。然后，他们得出乌托邦式或反乌托邦式的结论： 我们要么走向一个普遍的精神(universal mind)，要么走向一个公司矩阵(corporate matrix)。在这里，我不能与这些选择进行辩论，只需指出它们与人们经常指责马克思的那种技术决定论有关。在前几章中，我借鉴了马克思著作和STS的其他方面，将社会斗争重新概念化为在技术上的斗争，并且特别是，正如我现在将要展示的，在互联网上的斗争。
技术(Technologies)以技术的形式实现了功能和意义的不同层次，与塑造它们的行动者的需求相对应。技术所经历的转换，因为其技术代码是有争议的，采取不同的形式。
一些技术争议是零和游戏，在其中胜利者拿走了一切，但技术固有的灵活性往往使妥协成为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可能会通过具体化的创新在最终的设计中找到权宜之计或和解。因此，设计通常由多个功能层次组成，代表各自相关的行动者，而不是形成明确的和紧密统一的具有单一目的的整体。
我们能把这种进路应用到互联网上吗？因为富克斯和迪恩用经济学和主流社会网络文化来定义互联网，它的政治用途以异常形式出现。他们的分析赋予了一个单一的功能层特权。像他们这样的判断假定了，考虑到内容和举措(content and initiatives)的极大多样性，商业为了达到目的而将互联网封锁起来的成功程度远远超过了合理的程度。但是反驳论证(counterargument)可能比这种定量的比较更深入。对互联网的认真研究必须考虑到其技术的演变，而这一进程仍未完成。许多竞争的力量作用于它的设计，有时是为了相互冲突的目的，有时是为了互补的目的。迪恩引用了加洛韦(Galloway)和萨哈克(Thacker)的话，他们批评“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网络的诡异的、非人类的意向性”。[16]这就是她想要解释的，但是关于互联网形成一个“整体”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对互联网更为全面的理解将会在多重“意向性”和功能的复杂矩阵中找到其政治方面的位置。建构主义进路考虑了这种复杂性。[17]
由于许多行动者在技术特征中将他们的需求对象化(objectify)，没有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它。互联网并不统一，本质上是分裂和冲突的。分析性问题(analytic problem)在于解开这种复杂性，并将技术的各个方面分配给它背后的社会力量。这里我会集中讨论其中两种力量——商业利益，例如主要的服务供应商正试图将互联网转变为娱乐媒体，以及利用互联网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行动者。我把他们对互联网的目标分别称为“消费模式”和“社区模式”。在其目前的多重稳态条件(multistable condition)下，它们都利用互联网上现有的资源，但它们强调了在不同组合中的不同特征。
在争夺网络控制权中的两种主要选择中的每一种都代表了一种技术代码，有一天它可能决定其总体设计和发展。
消费模式遵循消费社会的逻辑，在商品中将人的能力对象化(objectifying)。它赋予某些特征以特权，从而支持娱乐、商业交易和广告，而社区模式依赖支持在线团体活动和公共生活的其他特征。社区模式支持新的社交性形式，个人通过这种形式进行通信，并侵占他们生活中被异化的方面(appropriate alienated aspects of their lives)。旧的社区模式与新的消费模式的并存，创建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和未来的混合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斗争在许多通常不被认为是“政治的”但确实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互联网的意义以及在互联网社会中个体是什么，这两者都岌岌可危。
在意识形态层面，每一种模式都诉诸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消费模式诉诸市场自由及其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作用，社区模式则诉诸言论自由和社区在公共生活和个人成长中的作用。在技术层面，具体特征构成了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互联网协议旨在进行点对点通信。正如克里斯蒂安·桑德威格(Christian Sandvig)所言，互联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反电视”，很好地适应于社区模式，但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广播。[18]例如阿卡迈(Akamai)发明的“边缘缓存”系统，这样的创新导致了“内容分发网络”的推广，这使得网络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媒体内容分发者。这些特殊的网络是互联网上的有偿覆盖(a paid overlay)。在不直接违反网络中立性原则的情况下，他们给予传媒公司的大众广播的特权，要胜过互联网的创造者所设想的最初的点对点关系。[19]
互联网的未来取决于哪些行动者决定了它的技术代码，这两种模式今天共存在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体系中。每个模型背后的行动者们都在争夺互联网未来的控制权，即它的终极技术代码，但到目前为止，两者都没有得逞。[20]因此，互联网是一个斗争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具有奇异本质的确定的“事物”。在上面所考察的批判性文本中，富克斯强调了消费模式的重要特征，而忽略了那个不符合他模式的竞争的社区模型。但是，不一致是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的特点，直到它围绕着目标的明确定义而结束。对互联网的批评应该集中在斗争上，而不是假设它已经结束了并完成了商业的独占优势。
接下来我将试图将复杂性分解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描述了当今关于互联网的大部分争论。
互联网有许多特征，如搜索、复制和链接，所有行动者都以类似的方式使用这些特征。这里我将聚焦于这些行动者为了他们不同的目的通过独特的实践或软件而擅用的那些特征。其中每一个特征都支持多个功能层。围绕一种或另一种技术代码的闭包(closure)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即通过对特征的简化，或者通过一种新的结构，它重新组合并重新配置功能，使所有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满意或至少被动地接受。在许多情况下，行动者共享这些特性，允许对同一资源进行不同的使用。正如西蒙栋用他的具体化理论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一的结构可以提供多种功能。[21]这一理论的批判的建构主义版本展示了技术是如何将各种有影响力的行动者聚集在结构周围，这些结构具体化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功能。互联网是这个概念的一个惊人的例证。我将展示每个特征如何具体化这两个模型所专用的功能层。
由此产生的混合物目前看来运行良好。但是，为了适应商业利益，以新的方式对这些特征与功能进行改变或者联合的压力，威胁要改变互联网的特性。这是一个斗争的场景，必须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了解技术的现状。我主张，我们此时此刻不知道也确实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这一歧义。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绘制出冲突层和汇聚层，并确定它们背后的行动者。在下面我将列出五个特征，并说明它们支持的功能是如何在这两个模式之间分布的。
非层级结构
互联网协议创建了一个弥散性的网络(disseminated network)，而不是像广播网络那样的集中式系统。它的非层级结构直接源自传输协议TCP/IP，使商业应用复杂化，但同时有利于公共使用。没有人掌舵，没有能够扼杀他不喜欢的故事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没有能主宰新闻的美国广播公司(ABC)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没有能够主宰口味和趋势的公司。这并不是要否认明显的影响力不对称，但这与可预测、管理良好的、中央控制企业所喜欢的类型相去甚远。
互联网并不是考虑到商业而构想的，而且仍然没有完全适应它的需要。
军方为了可靠的计算中心系统创建了互联网协议。它至今仍以这一起源为标志。作为收入来源的广告在互联网上起步相当晚，并且是一种应急方案(work-around)。不确定的是，通过社会网络的数据挖掘使之成为可能的目标定位(targeting)，它的优势弥补了协议所规定的限制。
从对备选方案的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问题。由商业所控制的媒体比如电视，保护知识产权并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组受限的产品(offerings)和广告上。互联网以其目前的形式，还不能接近这个理想。法国的迷你网(Minitel)系统，作为国内计算机网络，类似于互联网，但它基于不同的协议，支持更高效的商业模式。[22]该系统跟踪特定服务的使用情况，并根据用户电话账单上的时间向他们收费。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只能梦想对他们的客户进行这种控制。
互联网对娱乐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理想的情况是，娱乐公司希望在发行上加强安全性和更好的控制，以保护知识产权。强大的商业利益呼吁结束网络中立性，以牺牲公共使用和个人通信为代价，确保商业服务获得更大的带宽。如果他们更喜欢的解决方案取得优势，互联网就会变成类似于个性化电视的东西，由一些网络和有线电视公司控制的广播系统，而不是我们目前享有的去中心化的、非层级的构造。
匿名
除了非层级结构的这些与商业相关的麻烦之外，互联网还支持匿名。匿名保护任何形式的污名化或反社会活动。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具有商业性质——例如，有偿发行色情制品。但匿名也为社区服务。当个人担心通过别的方式表达不受欢迎的意见的后果时，他可以在论坛上自由地这样做，在这些论坛上，他们辩论当今的问题，或与其他人聚在一起，澄清他们的观点并组织起来。虽然有可能以某种代价打破匿名的面纱，但它已经被有效地用于建立政治反对派。匿名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产生了爆炸性的后果。[23]由于在民主社会中的商业行动者和在线活动家都受益于匿名，所以只有少数主要网站要求实名身份。
刺穿匿名的面纱主要是政府关心的，它是第三个相关的社会团体。但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监察并没有阻碍公众的辩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否会改变现状，这仍有待观察。
广播
广播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将相同的内容发送到数百万听众那里，这有时是由接收者而不是发送者选择。这标志着比电视更方便。在消费模式中，互联网起了电视、CD和DVD的替代品的作用。由于只是处于这一发展的起点，我们不可能说它将如何彻底重塑互联网，因为媒体公司正在努力确保尽可能最好地交付他们的产品，并保护它们的知识产权。社区模式还依赖广播来进行公共干预、抗议、资金筹措和其他政治任务。当与匿名相结合时，广播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它被用于大规模动员公民参加示威和选举。只要互联网上的通信是免费和匿名的，广播就将同时服务于商业和社区。
数据存储(www.xing528.com)
互联网上所存储的数据具有多种功能。消费模式赋予商业目的以特权。数据由社交网站所有者收集，通过分析并且销售以提高广告的表现。用户在互联网上搜索商品，这创造了巨大的新市场，将全球买家和卖家联系在一起。储存的数据也被提供给政府进行监测。有时候，持不同意见的人会掌握一些令政府和企业尴尬的数据，并将其发布到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在社区模型中，为了保护隐私，某些类型的数据访问受到限制。这影响了商业对数据的使用。诸如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承诺将它们的侵入限制在数据挖掘上。这些数据只有每个在线社区的成员(和政府间谍)才能完全获得。然后，个人可以利用它来重建他们过去的声明和承诺，非常像集体日记或议程(collective diary or agenda)。
如果在线社区迁离专有平台，例如，通过对等选择(peer-to-peer alternative)，或者如果将隐私权解释为禁止数据挖掘，那么数据存储将仅限于社区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专有网络在侵犯隐私方面走得太远时，它们会威胁到在线社区。
现在已经实现了一种粗略的平衡，在其中数据存储对商业和普通用户都是有用的。
多对多通信
互联网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即让用户能够共享一个共同文件的能力，来支持在线社区，让志同道合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发送到文件的消息将被所有人看到，相比之下，邮件和电子邮件则是投递给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24]对文件的访问是对所有具有类似访问权限的人的访问。多到多的通信是一种典型的具体化，它数字式建模的两个独立结构，传输和归档，在这里聚集到一个单一的结构中，这就是社会网络的技术基础。
在线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它为小团体活动提供了首个电子中介。大多数社会生活都是以小团体形式进行的，还有教育、商务会议和政治讨论。由于在线社区不考虑地理距离就将团体聚集起来，分散的个体可以围绕一个讨论或斗争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否则就会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代表。个人在这些群体活动中显露了他们的品味和偏好，这个事实已经使得利用多到多通信来实现商业目的成为可能。因此，社会网络网站在为社区服务时服务于商业： 基于数据挖掘的定向广告是脸书的主要收入来源。[25]
在商业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的早期，多对多通信支持了令人兴奋的新社交形式的发明。这就是人们期望计算机网络将带来革命性社会变革的背景。毫无疑问，网络预言家夸大了它的变革力量，但批评者则夸大了它未能支持民主促进(democratic initiatives)。
有歧义的体系
这五个特征的歧义性解释了它们如何能够服务于非常不同的行动者的不同战略。流行电影、色情制品的传播以及革命的号召，都利用了广播。匿名保护罪犯和持不同意见者，在线社区既聚集了摇滚歌迷也聚集了革命者，等等。
功能层的不同组合支持了消费或社区。以其目前的形式，互联网与两者都是兼容的，但它只会对在线社区和公众的政治参与保持热情友好，只要接近信息自由流动的东西被保存下来。
社区模式的本质是互惠。每个参与者不仅是读者，而且也是观众和出版者。为了维持这一结构，社区模式要求网络继续保持中立，这样就使非专业的、无利益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通信不会被边缘化。必须有可能为新的社团形式引进创新设计，而不必经过官僚或商业守门人。开放源代码开发人员和其他无偿志愿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会让商业接管网络空间。在体系的技术中嵌入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与自由的通信互动是不相容的。
社区的条件既有社会性的，也有技术性的。这些条件是互联网军事起源的意外后果，与最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是不相容的，但为了互联网它们必须受到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才能生存下来。如果社区模式占据了优势，商业、娱乐和信息应用肯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不能以其特殊的技术和法律要求来主导该体系的演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商业似乎正在适应社区的要求： 社区网站的商业化运作把它们变成广告平台，而不干预其通信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商业日益侵蚀了互联网，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
消费模式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互联网尚未完全适应广播。我们可以预期，当每一种有记录的娱乐活动都可以随时获得时，消费用途将大幅增加。但要想最有效地充当娱乐媒体，互联网需要“合理化”。正如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在谈到生产时所写的那样，必须防止“任性和顽固不化”的互联网用户“对整体造成损害”。[26]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娱乐占据了互联网，它将排挤或边缘化大多数通信用途。因此，在这个版本中，“互联网”这个词就意味着像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
幸运的是，互联网还没有完全被商业所主宰。在网络空间中仍然有社区的自由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互联网
民主的公共领域是民主的一个基本方面。如果公民不参与对政策和政府的广泛和持续地讨论，选举就没有什么意义。公共领域就是这些讨论的“空间”。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它都被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口所占据。在危机或不确定时期，它会膨胀。当一切顺利时，它可能会收缩。但无论如何，民主涉及公众参与对思想、政策和代表的创造和批评。[27]
互联网是公众讨论的重要场所。它所支持的进步政治活动的名单每年都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从墨西哥的扎帕蒂斯塔运动到反对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或者世界范围内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活动。在引发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空前抗议活动中，脸书和Twitter补充了更传统的讨论和动员手段。互联网也影响选举政治，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的竞选活动首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过让活动人士直接与数百万的在线通信者交谈，互联网已经打破了商业和政府主导的官方媒体和电视网络几乎垄断的局面。
美国最近的选举结果证实了互联网的政治意义，如果还不算作它的进步贡献的话。是的，右翼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模拟反抗，它也可以传播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但是，互联网通过建立个人从不与持不同意见者相接触的回音室，使公共生活两极分化，这种主张遭到了在政治辩论的其他活动场所，对报纸文章的争论性评论的驳斥。互联网可能对使粗暴言行公开化负一些责任，并且通过削弱“官方”媒体的权威，助长了党派分歧。但与强大的共和党及其亿万富翁支持者的政治战略相比，这些影响微不足道。
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劳工运动的弱化、不公正的改划选区和保守的大众媒体是寻找两极分化解释的明显场所。然而，选举确实显示出一种不祥的趋势，其重要性仍然难以衡量： 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宣传的新技术展现了对公共领域的旧威胁的一种新版本。[28]
在我看来，互联网的进步用途的例子似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互联网对民主做出了贡献，但对富克斯和迪恩而言这还不够，对达林·巴尼(Darin Barney)来说也是如此，他认为：“这些替代和抵制的实践仍然代表了在与广泛的数字技术及其文化的霸权遭遇的咸海中的一滴眼泪。为了衡量目前的事态，我们需要认真地工作，证明甚至促进这些技术的战术政治用途，但我们也需要将这些用途放在更广泛的域境之中，即仍然是一组非常强大的技术，配置这些技术用于推进和保障雅克·朗西埃所描述的‘财富的无限力量’。”[29]
为了回答这种异议，理论框架必须赋予政治互联网实质。毕竟，正如富克斯、迪恩和巴尼所言，政治上的用途可能是例外的，而互联网是通过自恋的自我宣扬和商业来定义的。我主要关心的是发展出对这种关键的评估的一种连贯一致的替代方案。预期一下，我认为互联网上的政治是冰山一角，它是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在线社区中的能动性的更为广泛的复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新的能动性形式重新定义和扩大了公共领域。我们通常认同的互联网上的政治就是这种更广泛现象的一个例子。
社会网络网站可以迅速、廉价地使大量的人注意到不同的意见，并最终动员他们进行抗议。因此，尽管脸书和谷歌有着令人沮丧的商业主义，以及公司和政府监控在剥夺我们最后的隐私痕迹方面所起的作用，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在一个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公共政治集会和演讲的社会中，言论和集会自由有了一个新的场所。互联网上政治的可见表现是在网络论坛和社交网站讨论的背景下形成的，在这种域境下，用户生成的内容就是政治内容。有大量的文献试图理解互联网上电子中介的公共领域的出现。[30]
正是互联网的特色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即支持社会网络——也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小团体活动的中介，这种多对多通信将计算机网络上的交互与其他形式的媒介通信如电话和广播区分开来。团体可以在互联网提供的自由讨论的空间内形成，辩论他们的想法和计划，然后利用其他功能来广播呼吁采取行动。
社会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超出了这些传统的政治考虑。网络不仅支持抗议运动，而且扩大了在公共领域中所讨论的问题的关注范围。在线社区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来协调他们对更充分表达参与者利益的要求。这些新形式的在线政治将公共领域的活动扩展到以前被认为是中立的技术问题，并交由专家在不经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随着公共领域包含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进程继续展开。
但是，与富克斯相反，围绕这些新问题开展的公共活动，并不是像工人们的斗争那样，由对剩余价值分配的斗争所驱动的。相反，就网络用户与工人的共同点而言，不是他们的经济主张，而是他们联盟的技术中介。工厂是第一批围绕技术聚集群众的现代机构。马克思理解技术在创造群众斗争基础中的重要性，并将合作的工业劳动的政治潜力与单独的农民的被动性作了对比。
今天，技术中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工厂。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人民都加入了许多相互重叠的技术网络，每个网络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管理模式的等级管理方式来组织的。不仅是生产，而且教育、医药、休闲活动和交通都被技术改造了。可观数量的人群参与到这些众多的新功能网络中，但就绝大部分而言，参与者并不像工厂工人一样，它们不是以面对面接触的方式在本地聚集。这限制了这些网络的政治潜力，并使其易于管理，以维护资本利益。社会网络正开始改变这种情况。潜在的社会团体可以在网上虚拟地聚集，与各种技术中介形式并列，这些技术中介可以将个人团结在这样或那样的功能网络中。
医学案例提供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非政治性领域中的有效动员的例子。在线病人群体汇集成了数不清的数字。克服了传统的病人隔离，并改变了他们与医疗机构的关系。医疗家长作风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在衰落，现在更普遍地受到挑战。病人们出现在医生的办公室，手里拿着关于治疗的打印件。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运用他们的社会网络游说研究基金。[31]这是玛丽亚·巴卡德杰瓦所说的“亚行动主义”的一个例子，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能够挑战行政等级及其政策。[32]
政治不再是传统上组成的政治团体辩论传统问题的排他性事务。就现在如此多的生活被技术所中介来说，它越来越多会受到这些新形式的民主干预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互联网的社区模式得以生存。这是在互联网上的民主的终极挑战： 保护网络社区的环境。到目前为止，围绕技术问题的最重要的动员涉及互联网本身。保卫自由通信和隐私已经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这些斗争已经阻止了商业对互联网公域的圈占；用户继续保持其对自由通信和创新使用的开放性。决定互联网未来的是人类的行动，而不是技术。
亚行动主义并不等同于早期的劳工运动，但它可以为经济和社会生活控制权的斗争提供一种不同类型的大众基础。它所引起的运动仍然相当薄弱，缺乏一种全面的变革战略。但是，与早期革命运动的不利比较，不应使我们忽视在公共领域和政治行为中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塑造一个新时代。至少，这些变化证明了由互联网所支持的政治运动的重要性，不能合理地将其视为规则的例外而驳回。
结论： 一种新的辩证法
互联网意义上的断裂，其特征的多功能性，以及对其未来的斗争，并不是这项技术所独有的，尽管它们在这里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明显。
所有的技术都建立了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把人和事物结合在一起，由象征和因果关系的组合来决定。并且，这些网络中有许多是由代表了不同和相互冲突利益的相互矛盾的程序所贯穿的。必须抵制通过其主导团体的程序来界定网络的倾向。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的程序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每一个都有权占用网络的资源，并围绕它所代表的利益来组织网络。[33]
这是我们在互联网上观察到的模式，它们经常发生功能重叠，偶尔也有冲突。大多数用户在这种复杂性中感到轻松，不会试图用一个单一的概念对它进行总结。随着需求的增加，他们从一种程序(在两种意义上)转移到另一种程序。但是评论家选择了整体的一个方面，并将整个网络概念化为一个单一的主导程序。在这里我已经试图通过分析网络作为一种有争议的技术来恢复网络的复杂性。
对互联网的谴责为时尚早。今天，有比拒斥互联网炒作更为迫切的问题。试图将互联网转变为传播娱乐的广播媒介的公司力量又如何呢？以及公司和政府监督的加强又如何呢？当我们把关键精力集中在受到这些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互联网方面时，如何才能战胜这些挑战？也就是说，互联网的通信作用？现在是时候从反炒作转向针对互联网的这些威胁进行严肃的对抗，尽管这可能是不完美的。对互联网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不是一种天真的、不加批判的立场，相反，它使政治参与到它的未来成为可能。
(戴 潘 译)
【注释】
[1]Christian Fuchs，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 no.3 (April 30，2010)： 179-196，190， doi： 10.1080/01972241003712215.
[2]Ibid.， 192.
[3]Christian Fuchs，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311.
[4]Christian Fuch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Social Media”， in Critiqu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ety，ed. Christian Fuchs and M. Sandoval (New York： Routledge， 2014)，60-61.当然，政治是互联网上的例外，因为除了政党会议外，它们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即使在那里……
[5]富克斯承认互联网在其他著作中的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参见： Christian Fuchs，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9， no.1(2006)： 101-137； Fuchs， Occupy 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Social Media in Crisis Capitalism (Winchester， UK： Zero Books， 2014).因此上述我所记载的不合格的谴责是令人困惑的。重点不是攻击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做出宝贵贡献的富克斯，而是批判性地考虑一种他特别清楚地表述了的被广泛接受的互联网观点。
[6]“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Part 3) Relative Surplus Value： i) 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 Transitional Forms”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marx/works/1861/economic/ch37.htm.
[7]Adam Arvidsson and Elanor Colleoni， “Valu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8， no.3(2012)： 135-150.
[8]Jodi Dean，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no.1(2005)： 51-74， doi： 10.2752/174321905778054845； Dean，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Polity， 2010).
[9]Dean， Blog Theory.
[10]Ibid.， 114.
[11]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Tweeted”， The New Yorker， October 4，2010，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10/04/small-change-3.
[12]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1992)： 3-7；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Elliott (London： Verso， 2007)； see also Alexander 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13]为了详细分析在几个网站上的辩论，参见： G. Glass， “Comment Spa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5)， http：//summit.sfu.ca/item/16120.
[14]关于互联网上各种抵抗的例子，参见： Leah A.Lievrouw， 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New Media (Cambridge： Polity， 2011).
[15]Andrew Feenberg and Maria Bakardjieva， “Virtual Community： No‘Killer Im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6， no.1(2004)： 37-43， doi： 10.1177/1461444804039904.
[16]Quoted in Dean， Blog Theory， 114.
[17]例如，参见Andrew Feenberg and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Boston： Sense， 2012)。
[18]Christian Sandvig， “The Internet as the Anti-Television：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as Culture and Power”， in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Infrastructures， ed. L. Parks and N. Starosielsk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225-245.
[19]Ibid.， 234-236.
[20]Feenberg and Bakardjieva， “Virtual Community.”
[21]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58)， chap.1。正如第三章所解释的，西蒙栋的“具体化”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他并不是说要将具体与概念上的抽象进行对比。他将“具体化”定义为单一结构中多种功能的融合。这可能具有渐进的性质，包括新的行动者，但并非所有具体化都是渐进的。支持互联网商业开发的具体化并不是渐进的。
[22]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chap.5.
[23]参见： Jean-Marc Salmon， 29 Jours de Revolution. Histoire du soulevementtunisien： 17 decembre 2010-14 janvier 20H (Paris， editions Les Petits matins， 2016)。 An extrac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lenouveleconomiste.fr/a-las-une/29-jours-de-revolution-29388。
[24]当然存在电子邮件列表，但和在线社区相比它们有很大的缺点。人们无法想象基于电子邮件列表的像脸书这样的社会网络！
[25]Dal Young Jin and Andrew Feenberg， “Commodity and Community in Social Networking： Marx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Journal， 31： 52-60，2015.
[26]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18.
[27]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 T.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Lee Salter， “Democracy，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et： A Habermasian Analysis”， in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 Martha McCaughey andMichael D. Ay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117-144.
[28]Robert Gehl and Maria Bakardjieva， eds.， Socialbots and Their Friends： Digital Media and the Automation of Soci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9]Darin Barney， interview by Laureano Ralon， Figure/Ground， April 12，2011， http：//figureground.org/interview-with-darin-barney/.
[30]Lincoln Dahlberg， “The Interne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ower ： Radic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1(2003)： 47-64； Peter Dahlgren，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13).
[31]早期的例子参见： Andrew Feenberg， with CNS staff， “The OnLine Patient Meeting”，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 139(1996)： 129-131。
[32]Maria Bakardjieva， “Subactivism： Lifeworld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85-108.
[33]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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