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引言

在过去的50年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之前关于真理和进步的观念标准被STS的经验研究所推翻。伴随着学术的这些变化，围绕医学和环境问题的社会运动挑战了发明和管理现代社会所依据的技术体系的专家的自主性，并且黑客和业余创新者已经改变了互联网。然而，尽管有这些变化，公共政策领域的话语仍然维持原状。保守主义者仍然以回忆19世纪的术语来指称真理和进步，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通常被指控为卢德主义。但是，尽管这些运动与STS有某种亲密关系，这些运动并没有抓住它的方法来反驳保守派的批评。如何解释理论和实践之间这种自相矛盾的分裂？本章在对吉尔伯特·西蒙栋关于技术哲学的经典著作的解释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些要素。

这些著作近年来已成为一个参照点，对布鲁诺·拉图尔、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作品产生了影响。然而，西蒙栋在英语世界里鲜为人知。《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以下简称MEOT)，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没有推出英文版。^[1]

我是在作为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研究生时首次接触到西蒙栋的思想，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引用过他的观点。^[2]

这个几乎没人注意的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法国技术哲学之间的联系，在马尔库塞探索科技进步的解放理论中被激发了出来。尽管马尔库塞对西蒙栋所谓的“技术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他并非对科技怀有敌意。在西蒙栋那里他发现了一种对技术的反思，承诺能摆脱在不加批判的庆祝和纯粹的负面批评之间的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两难处境。

进步通常是根据效能或生产力、技术对人类福祉贡献的经济计量来定义的。诚然，这些经济标准描述了许多技术发展，但进步有其阴暗面，往往被那些庆祝它的人所忽视。这一黑暗面在技术采用(technification)理论中显得很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德格尔的理论。通常的表述认为，人类的价值观成为了追求效能和无限发展技术的牺牲品。这一观点常常伴随着呼吁精神救赎，反对以技术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西蒙栋在界定技术进步方面是不寻常的，不是根据经济标准，而是依据纯粹的技术术语。他指出技术进步的原则在于技术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它与社会的关系。这似乎使他与马尔库塞的计划相距甚远，但事实上马尔库塞正需要这样一个进步的概念，才能摆脱海德格尔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的极端悲观情绪。与他们不同，他关于技术理性的政治观念为技术发展的更高阶段留出了空间。

西蒙栋反对精神救赎的概念，并认为前进的道路是更好地将技术与人类和自然结合起来。他写道：“在高度工业化的文明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受机器调节的。”他接着定义了一种理想的关系：“在真正的互补关系中，人一定是由机器来完善的一种存在，而机器则是在人身上找到它的统一性、终结性以及它与整个技术世界的联系的一种存在……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chiasmus)，否则它们就会保持分离。”^[3]

这与马尔库塞对尊重人类和自然的新技术的希望大致相似。他引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的一段话，呼吁把文化“作为技术问题来对待，终结性问题(question of finality)被错误地认为是伦理的，有时是宗教的”。^[4]马尔库塞认为，这意味着价值必须在技术本身之中、在其设计和运作之中来实现，而不是将其视为与技术现实相对立的理想。

因此，他追随西蒙栋的观点，认为解放需要同时在文化和科技理性中进行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揭示了西蒙栋潜在的激进主义。

不幸的是，马尔库塞和西蒙栋在他们的时代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马尔库塞缺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而只有这种理解，才能使他对在西蒙栋那里所感受到的替代方案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吉尔伯特·热托瓦(Gilbert Hottois)所指出的那样，西蒙栋本人对他的论点的政治含义仍然含糊不清。^[5]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他的进路是在技术领域出现多种社会运动之前形成的。因此，这些哲学家在呼吁技术变革方面惊人的趋同性，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根据STS的观点，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计划。这门经验学科的许多概念创新，是由诸如西蒙栋之类的技术哲学家们，以猜测性的形式所预见的。相应地，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澄清了西蒙栋的某些观点。网络和行动者的概念，通过表达技术和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弥补了西蒙栋的论证。STS形成了当今必须评估西蒙栋的贡献的背景。

本章的下一节讨论广义的建构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与技术政治有关。接下来的部分聚焦于西蒙栋的关键思想，具体化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concretization)、关联的环境(associated milieu)以及个体化。然后，我将考察他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模糊关系。在结束语部分，根据三个来源——STS、马尔库塞和西蒙栋——的思想的结合，重新概念化围绕技术问题的政治斗争。读者将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严密的解释计划，而是涉及对西蒙栋思想的创造性的使用——一些人无疑会说这是滥用。

建构主义与进步问题

在本节中，我打算解决西蒙栋提供了解决方案要素的问题。如上所述，有一种新的技术政治，例子包括围绕妇女健康、艾滋病的运动以及为清洁空气、水源与可再生能源而进行的环境斗争。在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是由于用户的创新，而不是政府或企业的赞助。技术公民身份已经成为现实，这些发展对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技术公民身份揭示了技术采用的局限性，比如海德格尔聚焦于将理性形式强加于现代社会。这些理论确定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转型——韦伯称之为“合理化”，它扩展了技术合理性的应用，超出了它在前现代社会的通常边界。在大多数这样的理论中，对技术采用的对抗似乎注定要失败，但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则不然。他的版本聚焦于在“技术合理性”之间的对比，即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控制和操纵的对象，也是实现对象自身潜能的合理性和实践的不同形式。

马尔库塞的潜能概念是指对象的内在动态性。人类与自然系统发展壮大。这些都是技术合理性所忽视的目的论属性。马尔库塞设想了一种特定类型的渐进技术变革，能够配合而不是反对这些动态性。他的论证是猜测的和抽象的，但与他自己快到生命尽头时所认识到的环境运动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末，他是环境保护主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倡导者。^[6]

原则上，人们期望STS也会有类似的支持，但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建构主义文本并没有提到任何类似马尔库塞关于一种新的技术实践形式的概念。我设想建构主义者会认为他的潜能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如果它被考虑的话。也许拉图尔打算用这种批判来否定人和事物都有本质的观点。^[7]在本章的结束语中我将论证，马尔库塞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渴望，可以借助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以一种更经验性的具体形式重新表述。

由于反对决定论，基于“技术的合理性”，建构主义应该站在解释和激励对保守论证的抵制的最前沿。但是，要加入针对社会运动的建构主义进路存在着理论障碍。对决定论的拒斥使建构主义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它不再描述现代性的特殊性。

在某些情况下，对合理化概念的悬置表现为对合理性的特殊性的拒绝。^[8]许多STS学者对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屑一顾，作为一种天真的进步观念或同样天真的“纯粹”合理性观念的人造物。这使得我们既很难批评现有的社会，因为它是以技术和技术规训为基础的，也很难想象它在关键规范的基础上所发生的转变。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社会运动可以通过参照对技术决定论的建构主义批评来反驳保守论证。将技术进步描述为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必要阶段的确定性序列的诱惑已被有效消除。社会建构主义技术研究表明，设计特征的背后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社会行动者。这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因果方面的。技术发展被概念化为关于它所处理的问题的社会解释。标准的技术范畴，如“可操作的”和“不可操作的”“有效率的”和“无效率的”，是从社会需求和认识的角度来理解的。不仅行动者对他们使用的人造物的理解是偶然的，而且他们的偶然性观点塑造了技术的未来。

从这一观点出发，要求改变医疗保健的女性主义者或主张可再生能源的环保主义者，表现为新的行动者，利用技术发展的内在偶然性，引入对高效功能和相应设计的新解释。然而，建构主义的进路有很高的理论成本，活动家无法接受。因为它是相对主义的，所以它与进步的观念不相容。然而，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在技术领域奋斗的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本质上是进步的。他们正在从事马尔库塞所设想的另一种合理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有解决方案吗？它试图纠正最初的社会建构主义纲领的夸大之处。它继续主张以行动者为基础进行分析，并在这个意义上延续了建构主义的进路。但是，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行动者的地位归属于自然的和技术的对象。类似于建构主义的“社会”现在被重新定义为包括其自然的、技术的及其人类成员在内。事实上，理论家现在回避了“社会”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collective)”或“聚集(assemblage)”的概念。这种进路使人们能够考虑自然现象和技术人造物的独立贡献，而不必回归到常识自然主义。但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仍然不承认一种替代的渐进合理化过程。

避免对现代性的常见的决定论解释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只为我们搭建了舞台。现在的挑战是，提供关于现代性及相应政治的一幅可识别的图景。拉图尔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用“实验室化(laboratorization)”“扩大规模(scaling up)”和“长网络(long networks)”等概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韦伯的“合理化”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但是，当科赫兄弟动员他们的亿万富翁网络来颠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时，以及皮凯蒂(Piketty)教授重新揭示了资本的偏颇逻辑时，这一切都是为了每次以某种方式消除对社会批判的需要。这一理论的高潮似乎是在于，在对自然的理解中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家权威的过分夸大的主张，对宽容和多元主义的呼吁。“妥协”而非“批判”是当今的新秩序，由此产生的政治是令人失望的抽象。^[9]

合作生产理论(theories of co-production)激发了更多关于技术政治的具体研究。这些理论既利用了社会建构主义也利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它们认识到人造物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对民主化的强调回应了在这种域境下所产生的利益冲突。^[10]这似乎是改革技术的社会运动要求扩大民主的正当理由。

但是，社会技术合理性的作用在这些理论中也被淡化了。如果不解释它们遭遇的理性形式，就无法充分理解外行和专家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解释在以前的技术批判传统和对技术设计的社会影响的建构主义理解之间，西蒙栋的理论如何架起了一座桥梁。

关于具体化的理论

西蒙栋把技术性(technicity)——也就是使技术成为技术的(makes technology technical)东西——与效用，即它与人类需求的关系，区分开来。技术性是指技术的本质属性，它对应着一种与技术内在逻辑相联系的“技术的思维方式(technical mentality)”。技术性体现于每一种技术设备和体系中，并塑造了现代文化。

西蒙栋相信，技术性的全面发展将协调人和机器。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技术是有用的，但西蒙栋要求我称之为“悬置”的东西，即悬置对有用性的判断。^[11]对技术的解释绝不能与人类的目的相混淆，而必须以其独立的“存在方式”的规律为基础。这些规律主宰了一种渐进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技术性个体”，即工业时代的机器。

西蒙栋把发展的基本规律称为“具体化”。通过这个概念，他的意思就像技术人员自己所说的“简洁优雅(elegance)”。与每种结构仅限于单一功能的设计相比，一个简洁优雅的结构同时提供许多功能。西蒙栋引入了具体化的概念以描述多功能设计，如风冷发动机，在发动机箱中将冷却和控制结合起来。^[12]具体的设计与“抽象的”设计形成对比，抽象设计为每项功能增加结构，使设备复杂化并降低效率。^[13]对于西蒙栋来说，技术的特点或多或少是抽象的或具体的，这取决于其结构的集成度。具体化的创新使技术适应各种需求，这些需求起初可能看起来不相关，甚至是不相容的。最初作为外部相关组件的集合最终成为一个紧密集成的系统。一个具有多个功能的单一结构取代了分离式结构，其中每一个结构都履行一个功能。^[14]

西蒙栋声称发现了一条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法可信吗？的确，人们可以指出其他趋势，如标准化、规模经济和产品分化，但西蒙栋的建议更为深入。它为批判的建构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进步理念。

具体化不仅影响技术的内部结构，而且影响技术与其“关联的环境”的关系。关联的环境是技术发挥作用的“小生境(niche)”，也是技术运作所需的环境。电器设备对电压的要求提供了在技术与环境之间的本质关系的一个简单例子。最尖端的技术利用与其环境的协同作用，创造一个半人工环境，有助于它们的运作。例如，一座水力发电大坝创造了湖泊，它从湖中汲取水来转动涡轮机。

西蒙栋认为，技术的发展是通过这种简洁优雅的浓缩来实现内部和外部功能的兼容。

随着设备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发展，它们不断地被重新设计，使其组件所提供的功能成倍增加。因此，它们的具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解决了由于其组成部分与其环境之间最初的关系而产生的张力。它们的内部一致性增加到可以与有机体相比较的程度。然而，我们将看到，不像真正的有机体，技术人工物的组成部分从来没有完全集成。

虽然西蒙栋没有发展具体化的政治含义，但他的理论澄清了简单的技术进步与一种既是社会的也是技术的进步形式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在对环境兼容性技术的具体化应用中是明显的。通过面向太阳的方向，节能住宅结合了住房、取暖和照明的功能。在大多数家庭中，与太阳的关系是偶然的，这三种功能是由不同的结构来完成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太阳构成了设计的一个基本方面，将它们与单一的结构特征联系起来。这一技术体系不仅与环境制约因素相兼容，而且在结构上将它们整合起来。房子坐落于其中的小生境是由其相对于太阳的角度构成的。在受技术调节的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领域，类似的应用都是可能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具体化的创新，以应对环境问题，它们能满足以前所忽视的一系列要求。

具体化的概念引入了一种规范性，而这种规范性在STS中是缺乏的，但对批判理论传统却至关重要。除了利益冲突和效率问题之外，西蒙栋还认识到在技术发展的现有阶段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矛盾。他主张，必须通过人类、自然和机器的整合来克服这种矛盾。

个体化

西蒙栋哲学的核心是他的个体化理论。它似乎源自雅各布·冯·尤克斯卡尔(Jacob von Uexkull)的有影响力的“环境(Umwelt)”理论。^[15]尤克斯卡尔认为，生物体与自然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其适应的特定部分——它的小生境有关。有一种感觉是，整体优先于各部分；动物主体和构成其环境的自然客体必须一起分析。这一理论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的概念，也影响了西蒙栋的老师，乔治·坎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整体前景。西蒙栋的理论重复了它的结构。

根据西蒙栋的观点，个体不是独立于世界的，而是来自分裂成个体和环境的“前个体(pre-individual)”媒介的分化过程。西蒙栋通过搅动饱和溶液而形成晶体来说明这个过程。一粒尘埃就能启动这个过程，然后在整个“次稳态的(meta-stable)”液体中传播，直到整个溶质沉淀出来。这个过程，西蒙栋称之为“传导(transduction)”，取决于外部元素的引入，他称之为“信息”。^[16]

结晶化在呈现个体化概念时是有用的，但它给人的印象是，前个体在将其划分为主客观阶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前个体是一个现存的事物，那么它也会有一个前个体的基础。沉淀形成于其中的溶液本身就是实验室中的个体，并且溶液和实验室必定有一个在更深层次中的前个体中的根源。这里有无限倒退的威胁。前个体概念的实质内容是分析性的，这是一种对发展动力的解释方法——潜能。西蒙栋认为，个体保存了“前个体”的能量或潜能，这些能量或潜能可以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实现。

个体化理论旨在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方案。^[17]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ce)”或事物是由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构成的。例如，建筑师的计划、形式，是在作为质料的建筑材料中实现的。每一种物质本身都有其基础，只是偶然地与其环境有关。风和雨表面上影响着房子，但并没有触及它的本质。

实体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内在。这是事物本身固有的： 橡树作为潜能孕育在橡子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在实体中假定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来解释发展。相比之下，西蒙栋的前个体提供了一个关于潜能的更合理的概念，它是由在个体内部的以及在它与其环境之间的内部张力所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中所留下的是一种进步的变化方向的概念，而不是关于本质的形而上学观念。

据此解释，西蒙栋理论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统一的媒介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的过程。相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主体或事物，以及它的环境小生境。这两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系统。正是这种张力证明了该系统的持续潜能，这为其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是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中所隐含的进步趋势。

个体化理论的某些方面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有着能引起人们联想的相似之处。这种比较使西蒙栋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中的利害关系更加清晰。在布鲁诺·拉图尔的版本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建立在西蒙栋称之为关于社会的“个体发生的(ontogenetic)”理论之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类和非人类的网络结构。社会群体只有通过它们的联系才能存在，而这些联系是由技术人造物支撑的。人类和非人类被捆绑在一起，在一个相互的个体化过程中，每一个都充当着另一个的环境。这种“合作生产”的概念假定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基本联系。

在劳动方面，合作生产是显而易见的： 工人们围绕着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聚集在一起。一旦如此聚集起来，他们可能反过来改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工具，形成一个在本书导论中讨论过的“怪圈”。技术在先进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使这种关系普遍化。我们和我们的工具已经成为“混合物”——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合作生产命题的版本中的“赛博格”。^[18]这种观点与人类存在独立于他们创造或使用的工具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反，人与技术是分不开的；人类本质上是工具创造者和使用者——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人类学的，而且是在他们特定的社会技术参与中。但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人类依赖于工具，而工具反过来又依赖于人类，这种循环关系的根源是什么？

正是在这里，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西蒙栋似乎走在同一条轨道上。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混合物概念假设了人与技术的先验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所有后续的二分法的经验基础。

在一个“净化”的过程中，它在理论上被打破和分化，这个过程掩盖了它的真实基础——混合现实(hybrid reality)。事实上，拉图尔认为，我们不能把人类和它的人造物分开。

拉图尔认为，每种技术都围绕着技术要素的特定结构，他称之为“技术图景(technogram)”，将社会团体绘制成“社会图景(sociogram)”。他总结道：“你在一个系统上获得的每一个信息也是另一个系统上的信息。”^[19]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本质上是相关的，技术结构反映了人类行动者网络的影响，反之亦然。技术的规范和行动者的社会学是从网络的统一整体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取决于视角；在外部关系中划分不同类型的事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拉图尔引用西蒙栋的观点来为这个论证辩护。^[20]

下面是西蒙栋对类似事情进行的解释。他写道：“这种中介的现实[前个体]，随后被认为是基于关系的混合物，也许是两个极端的承载者，作为它的存在的极端边界的标志而产生和推出自己。也许这种相关现象预设了一种前关系的存在。无活力的和活生生的(the inert and the living)对立也许是从形式质料说中衍生出来的二元图式的应用的产物，伴随其特有的模糊的中心(shadowy center)，给人一种关系存在的印象，而在现实中则是存在的真正中心(the substantial center)。”^[21]

我们能用非人类和人类代替“无活力的和活生生的”，并在拉图尔所谓的“中间王国(the middle kingdom)”的网络中连接在一起吗？^[22]然后，我们可以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解释西蒙栋的评论。技术装配(technological assemblage)是基本的现实，显然构成它的那些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实际上是从底层混合物的统一性中抽象出来的。社会和自然在技术混合物中没有“关联”，就好像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实体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一样。相反，作为西蒙栋称之为前个体的一种原初的统一性的分化，社会和自然共同出现。克服了在质料(自然)和形式(社会)之间的“形式质料说”的划分。

但是拉图尔的个体化的社会技术版本与西蒙栋的版本有显著差异。西蒙栋所谓的“技术性”的特异性被掩盖了，这是他通过具体化而获得的进步观念。当拉图尔否定本质的概念时，西蒙栋则通过将潜能水平从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转移到个体及其关联的环境的混合物，重构了类似的事物。西蒙栋构建了一个由技术体系的内在张力和潜能所驱动的进步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并不假定有一种内部力量推动其网络进入“更高”的一体化或发展阶段。

如果西蒙栋理论的这一方面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一般的STS中没有对应的地方，那么它确实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产生了共鸣。和西蒙栋一样，马尔库塞需要一个潜能概念，从而使对当前文明阶段的超越理论化。就像西蒙栋一样，他不能依靠形而上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也是在社会和技术的关系性本质中，而不是在内在的目的(inherent telos)中找到潜能。马尔库塞是指黑格尔的本质概念，“指存在的统一性，其同一性贯穿于整个变化之中”。这种统一性或同一性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永久的底层，而是一个过程，在其中一切事物都要处理其内在的矛盾，并因此展开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设想，同一性包含了它的对立面，即差异，并包括自我分化和随后的统一。^[23]

马尔库塞对本质概念的黑格尔式解释，与西蒙栋的个体化理论相似，强调在事物与其环境的关系中所产生的张力。这是“本质”作为历史范畴而不是形而上学范畴的新含义。

决定论的问题

西蒙栋的承诺对一种看似过时的决定论技术哲学有所妥协。大多数STS学者不再认为决定论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最近有一些有趣的尝试来重新评估决定论，但没有一种尝试具有它有时在西蒙栋那里所采取的极端形式。他似乎常常预设萨利·怀亚特所说的“规范性技术决定论”，根本不考虑任何社会影响。^[24]

决定论者通常认为，技术沿着单一的轨道发展，从而塑造社会。这种观点与建构主义立场形成对比，根据这种立场，社会力量可以在多种可能的发展路线中进行选择。事实上，大量的案例显示了社会需求对设计过程的影响。

这似乎取消了西蒙栋的贡献，但我们会看到，他的立场比他作为决定论者的名声更令人感兴趣。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栋用来自于汽车和真空管设计等领域的政治中立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区分了“外在的”和“内在的”发展原因，^[25]这赋予了他的论证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他对技术性和效用的区分往往如此尖锐，以至于技术似乎是社会必须适应的一个自主领域。^[26]他希望实现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和解，不是依靠社会和政治行动，而是依靠文化和技术变革。

西蒙栋关于“个体化”的著作将这种进路带到了极端。他认为，社会对世界施加遵从和纯粹的功利关系。^[27]技术人员可以在其技术活动中获得可靠性，但前提是忽视社会的及其功利主义观点。帕斯卡·查博特(Pascal Chabot)在西蒙栋对儒勒·凡尔纳的赞誉中发现了这种浪漫观念的起源。^[28]在结束语中，西蒙栋主张技术对社会的绝对自主权，并声称其发展规范纯粹是内在的。

为了说明西蒙栋的论证，查博特提供了关于规模的例子。每种特定的技术都有其内在发展趋向的理想规模。^[29]毫无疑问，这一概念是有道理的，发电厂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们实现了规模经济，而电子产品则适合小型化。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型化(bigness)与美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小型化则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社会并不仅仅因为有一个技术理由而取消。相反，社会理由解释了其余的意外情况(remaining contingencies)，如特定的设计选择以及创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这样做时，它揭示了似乎纯粹是技术上所考虑的社会意义。

让-休斯·巴泰勒米对把西蒙栋解释为决定论者持有异议。西蒙栋将技术的历史与其“起源”区分开来，将其理解为一种内部的技术逻辑。虽然发展阶段遵循这一逻辑，但它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决定社会生活的形态。^[30]西蒙栋写道：“当社会过滤器(social filer)让它通过时，发明就会介入。”^[31]技术进步的道路要么被社会抑制，要么被社会允许，而不是其自身决定社会。然而，对西蒙栋的主要反对意见之一似乎适用。

至少在他的大多数文本中，技术发展的引擎是在技术中而不是在社会中找到的。

在他1965—1966年的“想象力和发明”课程中，西蒙栋方法的局限性在对摄影的讨论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他认为外部因素反映了在技术对象的表面特征中所实现的不断变化的时尚，这种实现属于在纯粹视觉效应和对象的内部技术性之间的中介层，汽车车身的精心设计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样的外部层仅仅是技术对象的内在性质的“寄生物”。^[32]

考虑到这一区别，西蒙栋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摄影技术的实际进展解释为由于外部层的影响而产生的倒退。在日常使用中，大规模生产的相机对控制和细化特性的丧失证明了这一倒退运动。西蒙栋并没有预见到，新的发明浪潮将这些流行的设备转变成高效的摄影仪器。游戏规则的改变是在1965年，正是西蒙栋完成他的课程的时候，发布了一款实用的自动曝光单镜头反射式相机(SLR)。^[33]

SLR围绕几项关键创新重新配置了各种现有相机类型的功能： 焦平面快门(它使人们可以用五棱镜而不是单独的取景器通过镜头观看)以及曝光测量与快门速度相结合，然后再与光圈相结合。相反，他看到了宝丽来兰德(Polaroid Land)相机，它具有独特的特征，允许摄影师在拍摄下一张照片之前查看每一张照片。宝丽来通过将拍摄和显影相结合，使相机具体化。这一技术进步只是在最近才出现在数码摄影上。它并没有走上20世纪60年代和其后几十年摄影进步的道路。^[34]

西蒙栋错过的是在SLR中日常摄影师和专业摄影师所需要的主要功能的具体化。手动调整、自动曝光以及最终在相机中自动对焦的组合，既能接受廉价的消费镜头，也能接受昂贵的专业镜头，是比宝丽来重要得多的进步。数码单反仍然是广泛使用的最先进的相机类型。西蒙栋错误地认为光学和化学过程的区别是摄影的基本技术问题。为什么这应该是比手动和自动功能之间的区别更重要，这并不清楚，但后者被证明是未来的关键。这个例子说明了对“纯”技术方法有所损害的那种任意性，考虑到特征的广泛多样性和缺乏任何纯粹的技术理由，在展望未来时要专注于某一些特征而非其他特征。

但是西蒙栋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的思想中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方面支持了类似“非充分决定”的观念。个体化的概念依赖于一种与确定性进步理论不相容的元稳定性(meta-stability)概念。西蒙栋写道“存在可以拥有一些连续的隐德莱希(being can possess several successive entelechies)”。^[35]这意味着，对象个体化的规范不是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而是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环境中不同的刺激实现不同的潜能。(www.xing528.com)

西蒙栋认为，对技术的通常理解错误地实体化了机器，就好像它是一种机械有机体。事实上，这是一连串相关联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机器并不是像锁一样，而是在其要素的自由的多元化中，或者是在技术组合中在它与其他机器的可能关系的开放系列中与人相关联。”^[36]这准确地描述了SLR的演变，可以自由地从以前的设计中借用元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蒙栋认为，技术必须在其环境中实现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可接受性。^[37]虽然他通常用严格的技术术语来定义环境，但不清楚为什么它还不包括人类、社会和生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考虑在它们中的社会刺激呢？在西蒙栋的意义上，它们无疑能算作是“信息”。例如，传真机和计算器的技术被日本业已存在的小型化文化所“转换”(想想盆景)，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社会及其所赋予的功能影响着技术的发展，就像在摄影中所发生的一样。^[38]

事实上，在他的1965—1966年的课程中，一篇文章似乎与外在社会和内在技术性之间的区别相矛盾。西蒙栋认为：“多功能用法对应于作为兼容性创建者的发明的基本功能之一。”他接着说：“对象可以将表达需求、欲望、期望的信息进行汇总和精简；在生产与虚拟使用之间的信息的递归循环使图像和所创建的对象直接通信，这反过来又使建立起兼容性的发明成为可能。”^[39]在这里，西蒙栋的批评只是针对将发明限制在一个单一的目的上，而不是针对允许发明从技术逻辑和社会需求的不可预测的组合中产生。

这些评论可以从建构主义的脉络来解读，即仅仅考虑技术因素并不能决定设计；存在其他选择，并且社会选择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如此理解的技术的灵活性为社会干预创造了空间。

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结论中，西蒙栋设想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将结束人对机器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这意味着一条全新的技术进步道路。在非常不同的知识和政治氛围中与这些作者相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展示这种阅读的丰硕成果。这就需要克服使得西蒙栋的论证呈现出技术决定论样子的那种在功能和使用上的二律背反。

具体化的政治

在结论部分中，我将勾勒出这种试图在西蒙栋、马尔库塞和建构主义中寻找技术政治资源的一些含义。^[40]当代技术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这是由新的行动者介入设计过程所引起的，即那些被排除在原先的影响力网络之外的行动者。在规范整个技术领域的规则受到成功挑战的情况下，这些介入重新界定了进步的意义。正如西蒙栋所言，技术变革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正当这些介入实现了技术一致性的时候，它们的结果反映并实现了一个社会世界。^[41]现在让我更详细地解释这几点。

建构主义是通过技术的社会关联和参与的透镜来看待技术的。无论是作为技术的内在逻辑，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西蒙栋的技术性概念都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建构主义依赖于与西蒙栋互补的一种悬置，即在这种情况下，悬置对技术性而不是对技术的功利方面的判断。这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者忽视技术。

相反，他们对一些理论表示怀疑，比如西蒙栋所假定的一种特定的技术合理性形式，或者相关的理论，如马尔库塞强烈反对将这种合理性强加于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解决由西蒙栋和建构主义所构成的难题在于取消这两个悬置，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技术与社会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找到这两条进路独立聚焦的两个对象之间的联系。这就要求对显然不相容的理论功能的(隐喻的)具体化——因此，本章的标题表明了我的论点的递归性质。我的目标是在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中“具体化”，在功能上与在西蒙栋和STS的行动者中不同的具体化概念。将行动者概念和具体化理论相联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更有力的理论，它既考虑到发展的内部技术层面，也考虑到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在塑造设计方面的作用。

行动者处于设计的背后，这种想法意味着技术发展的进程是非充分决定的。如果多个可能的具体化可以回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的话，这与西蒙栋的理论是一致的。然后，技术设计将取决于行动者之间冲突的结果，无论最终谁获胜，都可以实现具体化。在这种建构主义的表述中，具体化的潜在多样化(variety)与社会的多样性(diversity)相对应。它不仅指技术改进，也指技术在多重立场和愿望的交汇点上的定位。通过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将许多功能结合在一起，具体化的创新提供的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它们把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人造物或人造物的系统周围。

具体化建立起了在单个对象中实现各种需求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这一对象跨越不同社会群体的界限，每个群体根据自己对自身需求的概念对其进行解释，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在环保主义者和工业界代表之间的斗争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这种实现了的“边界对象”。^[42]它们使工业界有可能找到一条满足环保主义者要求的新的发展轨迹。具体化的进步(concretizing advances)在实践中反驳了所谓的事实和价值的对抗——理性成就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对抗证明了技术官僚抵制变革的正当性。对这些进步的确认验证了民主的技术政治。

在官方政策讨论中不断提到的成本-利益分析和权衡(trade-offs)倾向于阻止这种政治。因为我们的技术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较弱行动者所支持的价值观，他们新提出的要求显示为是在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imperatives)，它们实施起来代价高昂，而不是作为等待实现的潜能。反对改革的反复出现的争论认为，通过技术附加，设计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按照西蒙栋的说法，它们会变得更抽象。理性的个人应该选择繁荣而不是意识形态。^[43]

例如，为了满足新的环境要求，在汽车排气系统中增加了一个催化转换器，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每一项功能——运输和保持空气质量——都由其各自独立的结构提供；汽车变得更加“抽象”。当在现实中，日益增加的抽象及其相关成本是某个特定设计过程的副作用，而当这个过程已经忽略了几代人所处的环境时，这似乎代表了铭刻在汽车技术本质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权衡。最终通过新的燃油喷射系统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且这除了减少污染之外还有其他好处，例如改进性能和油耗。

具体化消除了合理性相对意识形态的虚假困境。它支持一种批判的概念，这种概念验证了社会对技术变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看起来是一种必要的权衡，其中一些团体的利益成为其他人的优势地位的牺牲品，结果却变成了建立新联盟的场所。因此，具体化具有政治含义。进步并不完全由技术考察来决定，而是对社会约束做出反应，伴随着具体的进步为多个行动者服务。

具体化理论解释了我们如何将被理解为关联的环境(associated milieux)的人类和环境域境(environmental contexts)融合到设计中而且不丧失效能。这不是由技术要务(technological imperatives)所规定的结果，但是具体化设计原则上可以考虑到这些域境，就像它们所做的许多其他事那样。因此，技术可以与自然和人性相整合。争取环境无害的技术，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以及人道、民主、安全的工作不是在纯粹的技术本质上的外部强加，而是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引入自然、人和技术维度新的协同。它们揭示了等待实现的潜能。

因此，重新概念化了的具体化为技术政治理论带来了希望。然而，西蒙栋并没有分析在技术领域中利益和权力冲突的作用。建构主义失去了问题的另一面，即技术采用作为主导文化范式的政治影响。

马尔库塞接近于一种综合，但他的技术合理性概念仍然与建构主义如此详细描述的经验世界相距甚远。尽管他的理论有局限性，但是引入了潜能的概念，为发展提供了方向。西蒙栋通过他的具体化和个体化理论为潜能观念带来了技术上的特异性。因此，西蒙栋的进路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理性的理性批判(rational critique of reason)”的必要补充，其顶峰是马尔库塞对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思考。^[44]

这些观察表明了一种将批判性观点纳入到渐进的技术发展理论中的方法。西蒙栋赞同行动者网络理论，即人与技术是不能分离的，但他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中人对技术的异化。并且他还承诺要围绕技术进步达成和解，而不是技术、人性和自然之间的固定和僵化的对立。西蒙栋引入了规范的方面，在STS中是缺乏的，但对批判理论至关重要。

马尔库塞对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论证是建立在对潜能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理解反对专家主张进行民主干预的技术争议时，这具有方法论意义。当技术理解、效率和控制被等同于合理性本身时，彻底转变的可能性就被有效地抑制了。消除了潜能的观念，拓宽了操纵的空间。今天，潜能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由习俗和宗教来定义，而是由抵抗、黑客、艺术实验，以及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来定义，它们显示出存在着未满足的需求和被压抑的能力。在这种新的形式中，潜能概念仍然是任何激进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基础。在我的建构主义解释中，它在西蒙栋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寻找到了支持。

这种解释确定了一种在技术上和规范上都是渐进的发展类型。这种发展的规范标准是从技术引起的抵抗中内在地衍生出来的。通过社会成员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技术中介之间的张力，社会的持续“个体化”得以发生。反映狭隘利益范围的具体化(reified)形式体现在设备和系统中，这些设备和系统遇到了来自它们视野之外的阻力，它们是不合理的、效率低下的。实际上，这些阻力是对压制自然和社会生活特征的技术设计的反应，受影响的个人动员起来捍卫或纳入到改进的设计中。

(戴　潘　译)

【注释】

[1]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58).西蒙栋的文集已经翻译和出版了。参见： Arne De Boever， Alex Murray， Jon Roffe， and Ashley Woodward， eds.， Gilbert Simondon： Being and Techn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还未出版的MEOT的翻译版的PDF文件可见： https：//english.duke.edu/uploads/assets/Simondon_MEOT_part_1.pdf.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Cecile Malaspina翻译，计划于2017由Univocal Press出版。

[2]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32-234.

[3]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Aubier， 1989)，277-278， my italics。我对西蒙栋文本的翻译贯穿其中。

[4]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151。引自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32。

[5]Gilbert Hottois， Simondon e^t La Philosophie de La“Culture Technique”(Brussels： Collection Le Point Philosophique， 1993)，78.

[6]Herbert Marcuse， “Ec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 in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Emancipation：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ed. D. Kellner， vol.5 (London： Routledge， 2011)，206-213.

[7]Bruno Latour， “A Door Must Be Either Open or Shut： A Little Philosophyof Techniques”， in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ed. A. Feenbergand A. Hanna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272-281.

[8]Michael Lynch，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Bruno Latour， Politiques de La Nature (Paris： Editions la Decouverte， 1999)。我意识到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但为它辩护还需要另一章。作为我在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个例子，考虑一下Yaron Ezrahi， “Nature as Dogma”， American Scientist 93， no.1 (January-February 2005)。http：//www.americanscientist.org/bookshelf/pub/nature-as-dogma.

[10]Jason Chilvers and Matthew Kearnes， eds.， Remaking Participation：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Emergent Publics (London： Routledge， 2015)； Callon， Lascoumes， and Barthe， Acting inan Uncertain World； Jasanoff， “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 1-12.

[11]Jean-Hughes Barthelemy， “Sur L’architectonique de Du Mode d’Existencede l’Objet Technique”， Cahiers Simondon， no.4(2012)： 106-107。Epoche一词是埃德蒙德·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背景下提出的。他悬置了“自然态度”，为了获得经验结构。在这里，我将使用这个术语来指各种“悬置”，旨在突出技术中通常被忽视的方面。

[12]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chap.1.

[13]这个术语是令人困惑的，因为西蒙栋并不是说要将具体与概念上的抽象进行对比。他的术语，就像马克思的术语一样，不严格意义上是黑格尔式的。对黑格尔来说，“具体”是整体的综合统一。相比之下，一个被解释为独立的或被认为是整体的提喻的(synecdoche)部分，将被描述为“抽象的”。参见：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ho Thinks Abstractly”，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hegel/works/se/abstract.htm。西蒙栋对这一区别进行了动态解释，指的是从较少的技术设计到更综合的技术设计的进展。

[14]虽然拉图尔很少提及西蒙栋技术哲学的具体细节，但有趣的是，在他对加斯顿·拉加菲(Gaston Lagaffe)漫画的评论中，他提到了具体化的概念。一个聪明的办公室男孩通过对一扇门的连续修改来协调需求，即进出一只猫、一只海鸥和他的老板。这是一种“具体化”战略，协调了结构中所有对象的功能需求。这扇门被分析为办公室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物”；参见： Latour， “A DoorMust Be Either Open or Shut”， 278。

[15]Jacob von Uexkull， Theoretical B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 1926).

[16]虽然他批评香农将信息理论看做信号vs噪声，但这个例子似乎带有这一理论的印记。

[17]“形式质料说……是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理论，认为存在是物质和形式的混合物。……亚里士多德将x的质料定义为‘x是由那种东西所做的’。例如，字母是音节的质料。因此，“质料”是一个相对性的术语： 对象是相对于其他对象被看作为质料。例如，黏土是相对于砖的质料，因为砖是由黏土制成的，而砖是相对于砖房的质料。变化被分析为质料的转变： 物质就是承受形式变化的东西。例如，把一块青铜做成一个雕像。青铜是质料，这个质料失去了一个形式(块状)，得到了一个新的形式(雕像)。”Wikipedia “Hylomorph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ylomorphism.

[18]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chapter 8.

[19]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38.

[20]Latour， “A Door Must Be Either Open or Shut”， 278.

[21]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226.

[22]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77-78.

[23]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146； Marcuse， “The Concept of Essence”，in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81-82.

[24]参见： Sally Wyatt，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s Dead： Long Liv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n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d. E.J. Hackett， Olga Amsterdamska， Michael E. Lynch， and Judy Wajc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165-180； A. Dafoe，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Typology， Scope Conditions， and a Mechanism”，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0， no.6 (November 1，2015)： 147-176， doi： 10.1177/0162243915579283。在主张对某些决定论给予更多同情关注的同时，怀亚特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如此愚钝以至于对这么多参与者的正当的技术决定论视而不见了。”(176)。这正是批判理论的强项，它一直关注决定论的意识形态部署。

[25]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23-36.

[26]Bernard Stiegler， “La Maieutique de L’objet Comme Organisation de L’inorganique”， in Gilbert Simondon ： Une pensee de l’individuation et de latechnique， Bibliotheque du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Paris： Albin Michel， 1994)，249-250。斯蒂格勒将西蒙栋与海德格尔而非STS进行比较；参见： 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La faute d’Epimethee (Paris： Galilee/Cite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1994)。

[27]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262-263.

[28]Pascal Chabot， La Philosophie de Simondon (Paris： Vrin， 2003)，118.

[29]Ibid.， 73.

[30]Barthelemy， “Sur L， architectonique de Du Mode d’Existence de I’Objet Technique”， 120-126； Bernard Aspe， Simondon， Politique du Transindividuel (Paris： Dittmar， 2013)，154-156.

[31]Gilbert Simondon， L’invention Dans Les Techniques： Cours et Conferenc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5)，312.

[32]Ibid.， 284.

[33]这款柯尼卡自动反射相机价格合理、性能先进。更多信息参见“Konica Autoreflex，”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onica_Autoreflex。

[34]Simondon， L’invention Dans Les Techniques， 286-287.

[35]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216.

[36]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146.

[37]Ibid.， 53.

[38]西蒙·米尔斯(Simon Mills)同样认为，特定条件下的人类在“具体软件”中充当“关联的环境”： “Simondon’s Mechanology and the Techno-Social”，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no.18(2011)： 206-231。他批评他所谓的我的“人文主义”，但我看不出他的方法和我自己的不同。20多年前，我曾写道：“人也是一个操作环境。”参见：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194.这正是米尔斯在对Twitter的有趣分析中所展示的。

[39]Simondon， L’invention Dans Les Techniques， 295.

[40]对于更早期的理论解释，参见：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chap.7；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chap.1 and 4。

[41]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77-78.

[42]Nichole Dusyk， “Constructing and Contesting Clean Energy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Role of Local Engage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2)， sec. 2.2.2； S.L. Star and J.R. Griesemer，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erkeley’s Museum of Vertebrate Zoology， 1907-39”，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 no.3 (August 1，1989)： 387-420， doi： 10.1177/030631289019003001.See also Geoffrey C. Bowker， Stefan Timmermans， Adele E. Clarke， and Ellen Balka， eds.， Boundary Objects and Beyond： Working with Leigh St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43]我意识到，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的会议上，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只要看报纸或听电视上的政治辩论，就能看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是霸主。

[44]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85；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cha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