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马克思扩展：技术体系

引言： 马克思和福柯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是由现在的事件所塑造和聚焦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思想史，也适用于社会和政治史。我们不可能以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人的精神来解读他关于妇女和奴隶的观点，而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对他做出判断也是不合理的。同样，我们不可能在康德之后还像他以前被解读的那样来阅读柏拉图(Plato)，也不可能在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之后还像以前那样来阅读马克思。但是一个新域境所产生的效应并不总是立即显现的。有时候微妙的转变几乎不被察觉地存在很久，使许多仍然恪守过时假设的理论工作变得无用。

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殖民的世界里努力适应工人阶级的组成和意识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时，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一种类型的理论挑战。这种挑战以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和结构主义者的STS为代表。他们突出社会合理性(social rationality)问题，建议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新的解读。在本章中，我通过对福柯的解读，探讨我们对马克思的认识应该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

考虑到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评论以及福柯的著作所激发的长期的反马克思主义争论，初步的澄清是必要的。福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域境相关的，在他的意识形态域境中，法国共产党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共产党的科学自豪感和中央集权野心是批判的合法目标。同时，他对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许多积极评论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在由马克思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富有成效地开拓的领域里耕耘——当然，他有许多保留和独到的贡献。^[1]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不是说福柯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要代替马克思作为一名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而是说福柯的工作意味着对马克思理论的再阐释，而这种再阐释转移了所有的重点并且填补了特定的缺陷。这种新的域境化允许我们超越马克思成熟著作的经济学限制来概括马克思的进路。在这一章我围绕五个主题来展开论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的批判由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相关批判所补充。

●马克思关于“具体”对象的观念是多重决定(multiple determinations)的综合，在技术体系设计的谱系中概括了这一点。

●马克思关于意义和经济功能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使域境多重化而加以发展和概括，在这种多重化域境中对象发挥功能并呈现意义。

●马克思关于“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和无产阶级抵抗之间的辩证法被概括进一种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参与者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的理论之中。

●当与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相比较时，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呈现出新的重要性。

在每一种情况下，福柯的观念都启示着对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阐释中并不总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文本的再阐释。一旦聚焦这些文本，马克思的方法就与下一章讨论的福柯和建构主义的进路在重要方面趋同。

权力/知识

对马克思著作的传统理解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和塑造社会关系与制度的技术的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激励苏联在经济计划和强制性工业化基础上实施社会化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显然，要么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和技术犯了严重的错误，要么马克思被严重误解了。在这一章我要为后一种结论进行辩护。

对马克思著作的传统理解并不是没有实质性的文本支持，而是不完全了解马克思最深刻的洞见。这一洞见首先是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明确指出的。他的物化理论揭示出被看作合理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2]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其受规律支配的“必然性”——是其不合理性的基础。这一点在工厂内合理的生产秩序和市场的“无秩序”之间的矛盾中体现得最明显。但在政治经济学的描述中，市场也有一个合理的形式。卢卡奇将马克思对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技术的进路扩展到整个技术体系。他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关于技术体系的物化合理性的危机的理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合理性批判发展了卢卡奇的洞见。

作为一种合理性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福柯对构成现代组织基础的科学技术规训(scientific-technical disciplines)的批判有许多共同之处。对福柯而言，现代性的根本创新就是对知识形式的信赖，而这些知识形式同时也是权力的形式。^[3]与马克思和卢卡奇一样，福柯也声称，对这个体系的抵抗，是忍受其施加人生目标的必然结果。

福柯的进路补充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强调。两位思想家都认为，一种特别类型的物化合理性在自下而来的抵抗中达到其极限。浪漫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都没有提议用理性取代激情作为存在主义的立场，更不用说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了。两位思想家都陷入了阿多诺所描述的“对理性的合理批判”(rational critique of reason)。^[4]这是具有悖论的意蕴和富有成果的应用。

在具体讨论这一主题之前，我将简要概括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这是他批判合理统治的关键。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和权力是联合在一起的，并且它们一起都是个人主体性和社会秩序的产物。权力/知识是社会力量和矛盾之网，在其中，每个人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个网在技能、建筑或设备中物质化，并体现在实践、组织和标准化角色中。这些与其说是胁迫和压制个人，不如说是引导他们从事生产活动。

福柯写道：“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5]

福柯的理论不是通过攻击科学而是通过解构人们在其中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客体的科学来强调统治的合理形式。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医学的和管理的科学深深地嵌入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它们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文化体系的权威，但不是以习惯信仰的形式。毋宁说，是通过它们历史的相关的“真理”，在诸如监狱和医院之类的制度中的实际实现，来获得的，而监狱和医院作为一种第二自然被置于批判之外。破坏它们对认知纯洁性的主张既提供了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指导线索，也为知识领域新形式的政治抵抗提供了理论支持。

概而言之，“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事情。”^[6]技术规训，例如，犯罪学、精神病学和管理科学，伴随着禁闭和控制的制度出现。它们通过规训的程序再塑造它们的人类对象并由此创造了一个现代社会。后来的治理术理论将这条进路扩展到在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的域境中激励合作和生产行为的程序。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但福柯是批判韦伯的。福柯认为，合理性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合理性概念必须被分散化和域境化。和许多社会生活领域相对应，合理化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任务是理解合理的程序在每个领域内的运作，以及区分真伪的相关知识领域的构成。^[7]

福柯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性的社会命令被体验为技术限制而非政治压制。监视、规训的权力和正常化——都使得现代生活成为可能，它们将技术和社会的功能“压缩”到日常的人造物和行为的水平。这些限制被嵌入这些体系中，这些体系比通过决定它们的反应能力、技巧和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着个人的行动。

合理性的偏向

福柯宣称他的理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对权力和知识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将权力理解为“统治权”——即理解为压制。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是反对真理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以前国王与贵族的统治都是这样的。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样，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理性是有力的武器。在福柯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观点。

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于阶级和国家的讨论符合这种统治权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原创的贡献是他对市场的非个人控制的批判，将之解释为一种社会合理性的形式。这种进路发展了来源于卢梭(Rousseau)的启蒙批判的激进一翼，卢梭早期关于私有财产的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激发了雅各宾(Jacobins)和巴贝夫(Babeuf)的“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cy of equals)。马克思的批判要复杂得多，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但是他也认为合理的社会安排受到了权力的影响，是有偏向的。^[8]福柯对合理性的直接批判说出了马克思类似的却隐含的批判。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必须首先解释“合理的”社会体系是什么意思，并相应地修正偏向的含义。让我从“社会技术合理性”(sociotechnical rationality)这个我在之前的书中介绍过的概念入手，我用这个概念来界定许多现代制度的独特特征。^[9]

我们现代的合理性概念是根据科学和数学来形塑的。当然没有制度恰好和这些学科一样合理。制度不是由逻辑来维系的，而是由缺乏实验和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和符号关系来维系的。不过，与科学和数学具有某些相似性的程序，对现代社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正如福柯所解释的那样，合理的制度扮演着“真理的游戏……一套导致某种结果的程序集合，根据其原则和程序规则的作用，可视为有效或无效，胜利者或失败者”。^[10]尽管福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拒绝描述适用于跨领域的一般的合理性原则，但我认为，至少有三条这样的原则被组织所应用并在体系中被制度化。这些原则包括等价交换、普遍原则的分类和应用，以及调整手段以适应目的(效能)。

根据我们通常对这些词的理解，这些原则中的每条原则看起来都是“合理的”。市场，就像计算一样，是等价交换。管理在分类和按照规则统一对待对象方面类似科学。和科学一样，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管理会更加仔细地衡量它们的对象。商业，和技术一样，以追求效能为基础。并且，技术规训使每个领域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些规训也追求科学性，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因此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似乎映射了科学。福柯已经指出了批判方法的结果，但他绝不是第一个批判合理性的理论家，他的工作启示着对批判传统的再解读。

福柯的论点，即真理的政权依赖于权力关系，是试图在现代制度中克服启蒙批判的缺陷。启蒙教导我们辨认偏向，在偏向中，成见、情绪和伪-事实影响判断，而判断应该基于合理的标准。我将之称为“实质性偏向”，因为它取决于信念的内容，比如，认为有些种族智力低下。启蒙哲学家诉诸没有被成见影响的合理的基础、事实和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否认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叙事合法性。毫无疑问，对实质性偏向的批判过去扮演并且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解放角色。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局限。诉诸理性反对封建和宗教偏向，承认那些要求合理基础的制度的中立性和普遍性。例如，市场就是这种情况，它不是由神话、故事或情绪要求来辩护的，而是由干瘪的商品货币等值逻辑来辩护的。

卢梭是启蒙运动为理性加冕的伟大例外。他在其两本著名的论述(Discourses)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合理性批判。这两种批判预示了后来几个世纪探索的主要替代选择，并仍然被不同的批判形态所表现。他的第一个论述，即《论科学和艺术》(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谴责了以德性为代价的知识发展。“我们有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我们不再有公民。”^[11]这是对专业化知识和劳动分工的存在论后果的浪漫主义批判。在后来的浪漫主义批判中，激情和爱经常被卢梭归于德性和公民身份。“庸俗”(philistine)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激情，证明了对一个安全的、顺从的资产阶级生存的偏好。对那种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和艺术的、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它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但对现代社会组织的直接影响则微乎其微。^[12]

类似的批判在某种后现代的或后殖民的理论中也能找到。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合理性被压缩为诸如西方的或父权的意识形态，或仅仅是权力关系的非合理性的(nonrational)起源时，它作为合理的特殊特征就被忽略了。^[13]这种批判难以置信地将实质性偏向归于合理的体系，并因此否认合理性本身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左派身上遇到了这条进路，例如在蒲鲁东(Proudhon)那里，蒲鲁东将他著名的书命名为《财产就是盗窃》(Property Is Theft)。但是如果财产真的就是盗窃，那么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和幸存就是不可理解的。没有社会秩序可以建立在简单的掠夺基础上，像资本主义这么复杂的体系当然不是。对诸如市场、技术和管理这样的合理体系的有效批判要求一条不同的进路。细微的分析一定能在合理形式的具体实现中找出偏向。

卢梭的《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引入了一种批判的策略来批判对合理性的抵制。这个文本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合法性的问题。在一个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国家代表合作和道德的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公民秩序的框架。但是卢梭认为，创造了国家的社会契约在法律上(de jure)保护了财产的不平等划分，而财产的不平等划分在事实上(de facto)是在引入一种法律体系之前就被强加了的。因此国家的合理形式掩盖了从暴力的过去继承来的不合理的内容。^[14]事实上，卢梭没有断言社会契约就是真实的事件，而毋宁是暗指每个现实存在的国家都继承了非法暴力的成果。为了保存暴力的成果，国家不断地强化其固有的不公正，即便它建立起了一种道德秩序。

卢梭的论据的新意在于，他证明了合理性和偏向可以共存，而不是作为彼此的替代物互相反对。马克思使用复杂得多的分析手段将类似的批判策略扩大到经济学和技术。他的进路要求一种新“形式的”偏向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指对合理秩序的歧视性效果的批判。形式的偏向隐藏在合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只有在历史的和域境的分析中才显现出来。这不是以伪-事实或叙事神话为基础的成见的问题；而毋宁是指体系的设计使歧视性原则对象化。例如，执行和安排有文化偏向测试的那些人，不一定要他们自己对它有成见才能产生有偏向的结果。诚然，在实质性偏向的案例中，声称这种测试是公正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但是相信这个意识形态并不是歧视的原因；而毋宁说，测试本身是歧视性的。

类似的考虑也包含在马克思对市场的批判中。他承认市场的合理一致性，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根据这个学说，平均而言，每件东西都根据其价值出售，包括劳动。但是在1844年他已经引用“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15]这个事实暗示着被隐藏的偏向，马克思将它归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但是如何揭示赋予等价交换原则的偏向呢？哈贝马斯(Habermas)已经简洁地总结了马克思在发展他的批判时所面临的问题：“市场机制承诺，交换关系将是而且正因为是等价的……而存在。互惠原则本身就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组织原则。”^[16]根据数学等价与道德互惠的共存，市场被合法化为自然的和善的。

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克服了这个批判的障碍。我在这里重提马克思的观点不是为了复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是将其作为预示了福柯进路的方法论创新的例子。在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推出的理想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商品的价值在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是根据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来衡量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工厂，所以他有权力不依据他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贡献来设定工作日的长度。在工作日，工人创造了多于他们的工资成本的商品，并因此使拥有他们产品的资本家变得富裕。与此同时，工人自身维持在足以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的水平。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中没有参考成见和歧视。剩余价值由这个体系自身的合理的工作所创造。财产不是盗窃，因为劳动力根据其价值被支付了工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反对早期工会要求“公平的”工资。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工资率的问题，而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它将工作日的长度留给资本家自行决定。然而，马克思的论点在被看成是纯粹的等价交换时，即超出它实际作为剥削机制起作用的域境范围时，的确有效地否定了市场要求的这种规范性。

形式的偏向概念说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如何实现了社会统治。这个观点与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为基础的论断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为对经历了许多代的变化与发展并且遵循合理原则的体系的一般性描述，这当然是错的。

与福柯对社会科学和医学科学的批判一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回应了启蒙运动同样的局限。然后，令人费解的是，福柯并没有建立联系。他在1981年的一篇短文中非常接近了，在这篇短文中他认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社会不是一个行使同一权力的单一机构，而实际上是不同权力的并列、联络、协调，也是等级，这些不同的权力每种都有其特殊性。……社会是由不同权力组成的群岛”。^[17]马克思在具体描述每个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权力技术”的军队、奴隶制、工厂和财产等的不同工作时有了这个发现。

但是，如果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权力和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马克思的权力理论必定与真理的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那个理论是什么呢？福柯没有告诉我们，但它一定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什么福柯未能指出这个关联？他的失败与在他的训练期间，在法国认识论中令人注目地完全没有参考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福柯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未能对法国思想产生影响，尽管它的流亡人员经过了巴黎。这些德国思想家在对马克思著作的阐释中发掘了权力/知识的“知识”面。福柯自己对合理性批判的迟到发现来得太迟了，以至于没有激发起对马克思的一种替代性阐释。

谱系学： 对象和意义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来自尼采。跟尼采一样，福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本质通过偶然的变化而存在。尼采说：“一件事物的起源及其最终用途的实际原因，以及将其纳入一个目的体系的方式，都是天壤之别；无论其起源如何，每种存在物都会被当权者根据自由意图定期地重新解释；有机世界中的所有过程都是超越和克服的过程，反过来，所有超越和克服都意味着重新解释、重新排列，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意义和目的必然被模糊或失去。”^[18]

谱系学的进路可以应用于技术体系。制度和人造物由部件的聚集构成，伴随的是它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角色而不是其内在的本质。这种技术体系类似羊皮纸： 来自不同社会区域并且回应，甚至反对不同逻辑的多层影响题写了共享的对象或制度。正如福柯所说，谱系学“在一片纠缠和混乱的羊皮纸上，在被刮过很多次并且被复写过很多次的文件上操作”。“在事物的背后，”他接着说，“并没有一个永恒而重要的秘密，相反，那个秘密没有本质或只有从异化形式的碎片中捏造出来的本质。”^[19]

福柯更进一步指出，构成了社会对象的聚集依赖于实践并且呈现出规则治理形式。当他宣称实践将解释强加给它们的对象时，福柯表现得最尼采主义。他写道：“阐释是对规则体系的暴力或暗中占有，它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目的是强加一个方向，使它屈从于一种新的意志，迫使它参与一场不同的游戏，并使它服从次要规则。”^[20]

马克思也对社会对象进行了反本质主义的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1]

跟尼采和福柯一样，马克思也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人造物或制度的历史不可能依赖于一个先验的定义而是必须在从“不同要素”的建构中追溯其演变。这是一种去物化的(dereifying)进路，它将社会“物体”，例如将人造物、制度和法律看作部件通过其功能角色而产生的聚集。这些部件就像社会变化一样分散和再组合。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使用的例子是货币，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式和含义。它不是由相同的“东西”组成，也没有相同的作用，但它仍然是“货币”。去物化的分析必须在结构中界定其本体论的差异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界定对象的含义。

马克思和福柯都认为社会现实依赖于非个人的、无主体的阐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非个人的来源是资本主义体系。在福柯早期著作中，它呈现为理论范式的形式，在后来的著作中，当实践被包括进了他的谱系学，它便包含了权力技巧的无名扩散。控制性阐释的影响在构成社会世界的整个制度和知识形式中都可以追溯到。

然而，主体并未从场景中消失。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统治权力的运用“主体化”了。它塑造了可能也抵抗这个权力的生产性个体，他们将其个体性归功于这个权力。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运动归于类似的权力的“生产”效果，而福柯则提及由不同的制度所制造的抵抗，通过这些制度权力被分散了。这些抵抗的主体是“行动者”，这个术语在结构主义的STS的意义上被使用。在第二章中我将更具体地探讨这个关联的重要性。

对马克思的谱系学阐释也被其方法的另一个方面所支持，它预示着解释灵活性的结构主义概念，这也将在第二章中被讨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富有暗示性的一段中，他写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2]这段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

这个观点也经常在社会本体论中得到解释，例如瑟尔(Searle)根据“我们可能称为自然固有的特征和与观察者、使用者等的意向相关的特征之间的区别”^[23]来解释它。只有当它被认作一把椅子的时候，椅子才作为一个物体具有可以坐在上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的意义被潜在的使用者理解的时候。意义的分配依赖于人类主体。

但是马克思有不同的进路： 他将意义的分配归于经济体系并认为此功能依赖于“总体的生产关系”^[24]。他将那些关系解释为不仅仅是经济的，解释为生活方式的基本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25]因此构成生活方式基础的实践支持生活方式在其中展开的世界的功能/意义关系。意义是这些人类关系的客观表现形式。而且，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类似法律的表现形式的分析赋予那些关系以秩序和主体无涉的独立性，这与瑟尔所描述的观察者或使用者相关的意义大为不同。^[26]

马克思的基本洞见是有效的，这个洞见就是以下观点，即事物通过它们与体系、秩序和总体性的关系变成它们所是的样子，但是他唯独只将这个体系等同于经济。福柯将他的进路推广到所有类型(即文化体系)的社会意义上。马克思没有文化理论。后来关于文化理论的著作应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它，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体系。^[27]文化意义属于生活方式，正如经济意义一样。它们不是独立于经济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跨领域中变得可见。

福柯与马克思最重要的区别与文化转向的结果有关。他指出，以知识为基础并嵌入技巧中的权力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所推翻。现代社会通过权力/知识的效应而存在，政府政策和人事的变化不会触动那些效应。可能发生的是更少或更多，但不会是这个变化。为了合并被底层等级所占有的被征服的知识，福柯赞成“权力关系的颠覆性重新编码”(recodification)，它构成科学的结构和方法的基础。^[28]“抵制或反抗某种权力形式的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谴责暴力或批判某个制度，也不会满足于指责一般性的理性。必须被质疑的是危如累卵的合理性形式。”^[29]目的不是取消权力，而是找到一种方式“使得这些权力游戏可以以最小的控制玩下去”。^[30]

文化体系的这个一般化概念在批判的结构主义中有重要的应用。正如福柯所说，抵抗有改变意义并引入导向未来发展的不同功能的权力。行动者可以带来不同的资源以深化他们的利益。所有权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尤其在如同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生产技术的事例中更是如此，但它不是唯一的资源，有时候它在市场不那么核心的领域被社会和政治因素所遮蔽。我将在第四章根据这些术语来分析互联网。它是因此产生的解释学歧义的好例子。的确，互联网的意义是什么？它的首要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改写马克思：“互联网是传输数据的机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它才变成资本或者变为民主中介、性机器等。”

技术

根据福柯的论述，技术只是许多类似的社会控制机制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显然都以中立的技术为基础，都对社会权力具有不对称的效应。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31]是福柯在其理论中发明的关于人造物的一个例子。就此而言，他说：“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32]

整个的技术理论暗含在这段高深莫测的话中。事实上，这个理论也暗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尽管马克思只是将其应用于生产。福柯将它从这个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理解技术政治的一般进路。他认为，权力不是“从外面加之于它”，而是存在于技术的设计中。全景敞视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用于行使权力的物理的东西。而毋宁说，全景敞视建筑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行使监视的功能。它不是用于不同用途的中性工具；它是它的功能，并且这个功能有特殊的社会含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监视行使权力。

当然，在特定域境中这种全景敞视建筑仅仅是物理对象——例如，在与天气的关系中。但是全景敞视建筑的真理不是在这种域境中被揭示的，就像人类的本质不是在操作台上被揭示的一样。用来理解一门技术的特许域境是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域境。而那种域境可能包含对权力的行使，就像它在所讨论的例子中所做的那样。

这个理论怎么会与马克思相关呢？马克思在英国工业革命许诺改变世界时写下了他的重要著作。科学与技术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地位突然就显现了。这激发了当时仍然很普遍的决定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依赖于知识而不是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影响。科学的进步拖着技术的脚步，技术反过来又决定了社会生活。而且因为最有效的设计总是胜出，所以就有了这种意识，即技术分享了科学知识的合理必然性。

马克思不是一名技术决定论者，尽管他写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著名段落。马克思如何理解决定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种解释直接为这一章的关注点提供了资源。^[33]根据这个观点，马克思认为技术视社会关系而定。因此技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福柯对全景敞视建筑的分析来理解。

马克思在几个段落中都指出，工业技术的设计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例如，他写道，科学“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34]他进一步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35]这些段落都表明科学和技术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塑造。结果是，生产性劳动失去技能并被机器所取代。

马克思将这个过程称作“实质吸纳”。^[36]一旦劳动变成工资劳动，那么它的任务就被简化并被分解成小部分。生产单位不再具有植根于共同体和家庭并被手工业行会(craft guilds)及其传统所支持的准自然特征。工人在企业里没有经济利益，去技能又消除了在工作中固有的兴趣。理解工作计划甚至对执行它的人来说也变得困难了。正如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在1835年写道的：“它借助人性的弱点而发生，工人变得越熟练，它就越倾向于变得更具有自我意志和难对付，当然，越少适应机械体系的部件，通过偶尔违规，它可能对整体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现代制造商的宏大对象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联合，将他的工人的任务压缩为警觉和灵巧的操作。”^[37]尤尔界定了我称为的资本主义的“设计行为准则”(或者之前演讲中所说的“技术的行为准则”)。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需求对工业革命负责并引导贯穿19世纪和20世纪的创新。

马克思揭示了去技能是如何导致机械化的。他的分析是，工人的任务瓦解为简单的碎片化姿态，这为工作转化为机器做了准备。资本家的很多监督功能可以在这种机器中对象化，这是恰当的资本的技术形式。机械化将具体的劳动转化为可以被任何人应用的抽象的和可衡量的劳动力单元。马克思的分析解释了权力关系如何走向“在职能中发挥功能”(用福柯的话说)。权力/知识在其形成术语之前(avant la lettre)在马克思那里似乎起过作用，尽管说马克思明确地根据这些线索发展了他的理论还是有点夸张。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去技能和机械化是发明的一般特征，它们似乎对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技术的进步通过机器取代人而在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中被界定。这种进步所采取的技术合理性的形式使得察觉它的偶然性变得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分享的旧的进步理念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直到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开创性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更新并发展了马克思对去技能的批判。^[38]

福柯的贡献支持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概括。在马克思的时代，大多数技术都应用在工厂，因此关于技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今天马克思的进路可以在超出工厂的范围应用。技术无处不在，包括远离生产的领域。越来越像资本主义管理的管理层级以技术为中介。手工劳动的去技能及其完全屈从于管理预示了20世纪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类似权威主义关系的扩散，这是技术化管理的“控制革命”。^[39]

从建构主义立场看，所有这些都和设计有关，因为设计的过程将意义和事件放置在一起。这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组织从物质上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并发展他们的观点和兴趣。设计通过将不同层次的功能集合在一起而推进，这些不同层次的功能对应于行动者将之归于人造物的不同意义。对技术体系的研究必须识别这些层次并解释它们的关系。这产生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的”解释。它揭示了围绕技术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合作生产和形成这些社会组织的设计。

一个人造物的每一步发展似乎都揭示了预先存在的本质的隐含之意，这个预先存在的本质以技术为基础，随着每个进步而展开。发展过程像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一样可以被追溯。但事实上，变化不仅回应客观条件而且也回应控制者的目的。设计因为控制者所服务的利益的多元性而变得复杂，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的干预与不可预测的结果相互交叉和相互作用。这个结果可能阻止一些熟悉的可供性，却带来另外一些直到新域境支持它们或新的行动者发现它们才能察觉的可供性。

因此技术呈现出一些我们将之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模棱两可，尽管它们显然具有合理的形式。从成功方的立场回顾，我们规划了发展的标准，它完全回到了原点，似乎开启了一个目的论的过程。但这是一个幻觉的目的论，一个恰当的社会历史将揭示转型而不是呈现稳定性，就像马克思、尼采和福柯所宣称的那样。

理性的多神论(www.xing528.com)

马克斯·韦伯引进了合理化这个奇特的概念来解释马克思早就认定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核心的许多过程。但是马克思将合理性看作是潜在地二元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韦伯则认为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它具有相同的形式。这导致在帕森斯(Parsons)和现代化理论中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性。现代性被看作一种独特的合理性文化，通过科学和民主超越了之前所有文化的地方性局限。

福柯打破了这种合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一神论”并质疑韦伯的简单化及其在社会学传统中的后果。福柯关于现代生活的多重“编码”(encodings)概念建议我们应该在多元而非单一中谈论合理化。他认为技术或社会的发展没有前定的结果，被社会科学的确定性所封闭的未来将会重新打开。^[40]

马克思预见了福柯的核心观点——即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一定将合理性包含在它的视野中。从福柯的立场看，工人运动仅仅是随着技术体系的兴起而更加一般化的合理性政治的最初例子。在马克思对官僚作用的批判中已经有线索了，但成熟的理论仅仅在20世纪才形成。一旦技术中介在整个社会层面展开，更加大范围的斗争也就出现了，就像当代环境政治、医学政治和计算机化的政治一样清晰。^[41]

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在特定的实践中构成了一个包含相互关联的制度、对象和个人的网络。参与这样的网络就是涉及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可能有时候会导致抵抗和反叛。参与者在减少参与负担时具有我所称为的“参与者利益”。这对马克思而言是明显的，他认为阶级利益的存在是由工厂劳动的条件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抵抗由工厂的剥削和暴君行为所激发。

马克思从未发展出一种承诺阶级意识的理论，但它确实突出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即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官方知识体系。尽管这些知识体系在一般性的不同层面起作用，但马克思和福柯的贡献有着明显的相似性。马克思的阶级利益、斗争和意识概念，类似于福柯的生活对权力的固有抵抗概念，而权力受“征服性知识”的引导，“征服性知识”又反映了其参与者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体验。^[42]征服的知识没有在技术规训中形式化并且提出了跨越专门化界限的问题，在专门化中形式的知识忽略了真实世界中的重要联系。这种经验的知识是对广泛的价值观而不仅是效能和控制的反应。它启发了对网络中的主导组织的抵抗，就像工人阶级的意识一样。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社会斗争追随着由技术体系所设置的模式扩散开来。马克思主义对工厂的分析似乎太狭窄了，无法涵盖当代技术政治的范围。只要出现技术斗争，社会理论就必须追随它们，结果是扩展了政治概念。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革命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缺乏的民主化视角。

福柯提出的关于监狱条件的斗争是技术政治一般化的一个例子，它建立在技术规训的基础之上，超出了适合管理制度的技术领域。由犯罪学学科所决定和合法化的监狱体系的设计行为准则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批判对象。^[43]类似的关于环境、医学、治安和城市规划的斗争在技术的设计和官僚化组织中显示了政治学的纠缠。关于政治学的定义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就像合理性牵涉进越来越多的争议事件一样。

关于技术体系的新政治学可以理解为关于设计行为准则的斗争。例如，互联网主要是被将其变为自由和公开交流手段的黑客和使用者所塑造。他们不断地干扰新兴模式，阻止技术的驯化(naturalizaiton)。流行的对商业策略的抵制仍然在保护这种卓越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环境运动对公众态度和工业技术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运动都更多地揭示了技术的社会偶然性。这些没有先例的斗争和创新证明发达社会的公民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技术命运方面的意志正在增长。^[44]

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斗争的效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它们对技术体系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前连续的技术进步，即从工业主义的起源到现在，似乎是无可置疑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知道它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有关。这种知识不仅是学院的而且延伸到广大公众。争论取代了确定性，把公共领域扩大到能容纳许多新的议题。我们只是处于由这个变化所许诺的转型的开端。虽然难以想象，把技术合理性看作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这却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和福柯为这个结果做了准备。他们逐渐削弱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确定性之一——进步的神话。改述弗洛伊德(Freud)的话，哪里有合理性，哪里就有政治。马克思称之为“人类对历史的控制”。这依然是需要我们完成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治理术？

以自下而上的知识为基础的民主替代的前景是什么？技术政治成为一个常见现象。在民主干预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人性化，能够更好地考虑普通大众的需要，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民主的合法化正在逐渐取代技术形式，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主要还是一种修辞现象。想想所有关于民主管理和扁平化的等级——以及有限事实的讨论。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合法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对民主的诉求削弱了对这个体系而言很重要的集中化的技术权力。^[45]正在增长的经济不平等证明了这个事实，即这个权力没有被削弱。相反！民主合法化可能会释放出一种基于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权力关系的新型技术先进社会的潜力。在技术政治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没有办法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现实的前景，但至少沉思它是有趣的。

当我沉思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福柯论新自由主义的演讲中所讲的暗示性言论。他描述了早期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早期现代国家试图规范社会生活，而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开放自由经济交换领域来统治。这是两种“治理艺术”，或用他的术语说是“治理术”的体系。突然，福柯岔开话题，就像他在这些演讲中经常做的那样，宣称社会主义缺乏可比较的治理艺术。它仅仅模仿早期现代国家关于普遍规则的尝试，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在自由主义国家所建立的自由交换的领域，但它没有自己的原创艺术。^[46]

苏联解体之后，那些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人，的确多半探寻规范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替代方案，即确认了福柯的批判。但是或许技术政治勾画出了今天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的特殊的社会主义治理艺术的轮廓。福柯自己描述了围绕医学和监狱的斗争，它们在反对自下而上的知识屈从于官方科学方面类似于当代技术政治。这些斗争在福柯的时代局限于少数制度，但是现在，它们以或多或少冲突的形式散布在更广泛的领域。诚然，这些斗争是非革命的。它们远没有经典的劳动斗争具有破坏性，但是它们对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将不同形式的知识引入到交流中。这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的社会来说是新东西。我将在第七章回到这个问题。

这些斗争带来了改革而不是革命。想想这些变化，比如妇女的新角色、环境改革，以及互联网用户出于交流目的对互联网的占用。正常的是，这些变化被一个仍然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能够适应新的约束。只有彻底失败的想象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框架的持续存在而将这种划时代的变革仅仅作为“改良主义的”而摈弃。^[47]

民主干预在避免了僵化的官僚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会有更深远的结果，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摧毁了苏联的实验。

有些反官僚化的措施在工人控制的实验中是为人所熟悉的。在必要的时候，企业的民主化是不够的。它的相关性在现代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被专门知识日益增长的作用所挑战。并且，它没有解决现代技术日益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因素。

但是假设一种反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让政府面临像福柯所分析的那样的挑战，这将使技术政治从技术正常性的断裂向一种标准的技术生活方面转化。在这些情境下，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展出一种在技术体系的制度中，以外行和专家参与者之间流动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原创的管理艺术吗？

(赵司空　译)

【注释】

[1]关于这一评价的进一步讨论，参阅Christian Laval， Luca Paltrinieri， and Ferhat Taylan， eds.， Marx & Foucault： Lectures， Usages， Confrontation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15)中的许多文章。那些作者没有低估这些差别。例如参考Etienne Balibar的章节“L’ Anti-Marx de Michel Foucault”，第84—102页。

[2]Georg Luk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102；也参阅第96页、103页。参见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6页。

[3]Jacques Bidet， Foucault avec Marx (Paris： La Fabrique editions， 2014)，174.

[4]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85.

[5]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27-28。参见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

[6]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 Gordon， trans. C. Gordon， L. Marshall， J. Mepham， and K. Sop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7]为了对福柯的合理性概念有个完整的回顾，参阅： Fabrice de Salies， “L’histoi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par Foucault： Comme remise en cause de la rationalité，” Philosophie 123， no.3(2014)： 68-97， doi： 10.3917/philo.123.0068。为了对韦伯的现代合理化概念有个概观，参阅： Rogers Brubaker，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An Essay on the Social and Moral Thought of Max Weber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4)。

[8]恩格斯充分利用了卢梭对马克思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Giovanni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J. Fras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86。

[9]Andrew 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s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chap.8.

[10]Michel Foucault，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The Final Foucault， ed. J. Bernauer and D. Rasmussen， trans. J.D. Gauthi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16.

[11]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trans. R.D. Masters and Judith R. Masters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1969)，59.

[12]Michael Löwy and Robert Sayre，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trans. C. Port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35.

[13]这些方法暴露在衰退的风险中是非常真实的：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可以诉诸科学研究来保卫他们在学校教授“智能设计”的权利。

[14]Rousseau， The 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 157-160.

[15]Karl Marx，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ed. and trans. T. Bottomore (London： C.A. Watts， 1963)，121.

[16]Jü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97.

[17]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in Dits et Ecrits II： 1976-1988， ed. D. Defert and F. Ewald (Paris： Quarto-Gallimard， 2001)，1006.

[18]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F. Golffing (New York： Anchor， 1956)，209.

[19]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And trans. D.F.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139，142.

[20]Ibid.， 86.

[21]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N.I. Ston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4)，2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22]Karl Marx， “Wage Labor and Capital，”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3]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9.

[24]Marx， “Wage Labor and Capital，” 81.

[25]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26]Luk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hap.1.

[27]在福柯发展其理论的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思想家们为某种体系或结构可以为一种文化科学提供范式这一理念而着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这一方法的最成功的提倡者。

[28]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123.

[29]Michel Foucault， “Onmes et Singulatim： 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 in Michel Foucault： Power， ed. J. Faubion， trans. R. Hurley and Oth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也见Carl Death， “Counter-Conducts： A Foucauldian Analysi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9， no.3，235-251， August 2010.

[30]Foucault，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18；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3.

[31]参见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页脚注对该术语翻译的解释。——译者注

[32]Foucault， 206-207。参见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2页。

[33]Donald Mackenzie， Knowing Machin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chap.2.

[34]Karl Marx， Capital， trans. E. Aveling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4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77页。

[35]Ibid.， 47-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36]“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er Captial. Transitional Forms.”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Part 3) Relative Surplus Value， trans. Ben Fowkes， 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marx/works/1861/economic/ch37.htm.

[37]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1835)，18.

[38]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39]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f Method，”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and trans.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C.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78-79.

[41]我在我的几本书里面都列举了关于这种斗争的例子： 论医学和计算机化，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chaps. 5 and 7；论教育技术，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chap.5；论环境主义，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hap.3.

[42]Michel Foucault， “Two Lectures，” in Power/Knowledge， 81-83.

[43]Angela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3).

[44]Michel Callon，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trans. Graham Burchel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45]我将资本主义的这种紧急状态称作“经营自主权”(operational autonomy)。这个概念在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chap.2中被解释。

[46]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Paris： Seuil/Gallimard， 2004)，93.

[47]“连接民主政府和社会运动的谈话过程(根据定义)总是未完成的……它不再是改革反对革命或革命反对改革的问题，而是在另一个中使一个行动，是将这个运动的表达能力转化为社会治理形式的问题。”Antonio Negri and Giuseppe Cocco， GlobAL： Luttes et Biopouvoir  l’Heure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Cas Exemplaire de l’Amerique Latine， trans. J. Revel (Paris： Editions Amsterdam， 2007)，211(我的翻译)。当这段话表达了一种接近我的立场时，批判的建构主义对技术和技术斗争有着不同的理解。参见Matthew Greaves， “The Rethinking of Technology in Class Struggle： Communicative Affirmation and Foreclosure Politics，” 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 Soceity 27， no.2(2015)： 19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