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始祖参与创造楚文化

楚文化博大精深，举世无双，它不仅在上古时期是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优秀文化相媲美的东方奇葩，就是在我国当今现代文明建设中，也有它极好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那么，这样好的一种古代优秀文化，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而获得成功的呢？这在许多历史材料中，已较清楚地告诉我们，楚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正是由于它从小到大，一直得到了包括广人巴人在内的异姓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所以才使得楚国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大发展，国力一天比一天强大。随着政权机构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上也得到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楚国在兼并荆蛮诸国，成为南方第一大国之后，吸收了境内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精华，并接受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形成了自己具有创造性和独特风格的灿烂楚文化。如在物质文化方面，楚郢都纪南城是东周时期我国最大的都城之一，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这一时期我国采冶铜矿的最大基地之一，特别是楚国铸造的青铜器和精雕细刻的彩绘漆木器都很有特色。在精神文化方面，以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最新境界，启迪了我国两千多年的诗风，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文艺精品中的精品。在吸收或融合异姓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我们现在仍可举出许多家喻户晓的实例。如在物质文化方面，1978年随州出土的64件全套曾侯乙编钟，其冶金技术之先进，铸造工艺之精密与高超，已成为当时世界冶铸科学之高峰，甚至完全可与当今先进冶铸工艺相媲美。同时从精神文化方面而言，这套编钟的音乐水平，足以位居世界前列。又如宋玉在其辞赋中描述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乐曲的演唱情形，也足以作为巴、楚文化并存或融合的广泛群众性音乐活动的样板。

在考古发现方面，除前面提到的一些例证外，这里还可举出一些。如在东周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有巴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址并存，在东周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有巴文物和楚文物并存，特别是在青铜兵器方面，更为突出，如在秭归就出土了较多的巴式剑、虎纹铜戈、双骨铜矛、斧形铜钺以及射击武器的铜镞等。在清江沿岸的东周时期遗址里亦有此类情形。这一时期，尤以巴人的武器青铜剑，在楚国流传最广，覆盖地域最大，除鄂西清江和长江三峡地区都出土过巴式铜剑外，在河南淅川的下寺也出土过巴式剑，在鄂北襄樊山湾的楚墓中出土过巴式剑，在鄂中荆门车桥的坚穴土坑慕中亦出土过巴式剑。这说明巴式铜剑在当时是很锋利的先进武器，杀伤力很大，故而受到楚人的钟爱和沿用。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鄂中荆门市的车桥与巴式铜剑一起还出土过一件有铭文的铜戚。这件铜戚略似铜戈，正反两面都铸有神像。戚上的四字铭文，俞伟超先生释为“大武阅兵”，意思是举行大武舞时用以表示战争的利器。大家知道周人克商后，即取巴人的歌舞，造作“大武”。巴人的舞蹈在战国时期亦以“大武”为名，所以这件铜戚与巴式铜剑一样，是巴式铜戚。另在鄂西清江流域和长江三峡一带还出土不少巴人的军用乐器虎纽錞于，这说明这种军用乐器也受到当时楚人的喜爱和沿用。

除上面提及的纯属巴文化的内容外，在楚国强胜时期的战国早中期，在楚国中心地区的江陵、荆门和当阳一带的楚墓中，还出土了一种极为突出巴、楚文化融合后的木雕漆木器，那就是虎座鸟架鼓或虎座凤架鼓，它雕刻精致，彩绘艳丽，既有实用价值，又是一种极好的艺术作品。这种作品，在笔者看来，它是巴、楚两族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象征，虎座在下，凤鸟在上，这反映出本地民族（以虎为图腾的巴族）和外来民族（以凤鸟为图腾的楚族）的理想结合，虎在下，象征着地，地上有虎神，名白虎；凤鸟在上，象征着天，天上有鸟神，名凤鸟。即天地结合，臣民吉祥，国家昌盛。一句话，它是象征着巴、楚两族人民脚踏巴地、头项楚天的一种吉祥的艺术作品，堪称是一种巧妙结合的成功之作。这种巴、楚文化上融合的复合作品，直到现代也还有传承的例证，如长阳博物馆收藏一个花手袱，上面绣一个虎头，两只耳朵左右伸出去，耳朵尖上却生出两只凤凰，从巴楚图腾崇拜来看，这可谓巴楚文化交融的典范。^[8]另外，在土家族的跳丧舞蹈中，也蕴含有巴、楚文化交融的动作内容，如其中有明显是巴文化的虎步动作外，还有“凤点头”和“凤凰展翅”等楚文化的优美动作。整个跳丧的舞蹈，展现出虎跃凤飞的文化内蕴，成为巴、楚文化复合的又一典型例证。^[9]

巴人对楚人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巫风。巴人崇巫，楚人信鬼神。实际上楚人信鬼神多是受巴人巫风的影响发展而来。巴人中的巫师是最有学问的人，威望最高，因他懂历史，通歌舞，善于借天神之名，向族众传达首领的旨意，以作为出行办事的行动指南。巴人崇巫必占卜，即在办事之前先占卜，以预测好坏或吉凶，清江长阳的香炉石遗址出土了大批商、周时期的甲骨，就是明证。楚人与巴人结合后，杂居在一起，受巴人崇巫的影响，使楚之巫风更加流传和盛行，如在屈原的楚辞中就有好些篇章可见到巫风的影响，其中的《山鬼》篇可作为代表，它是诗人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笔触，描写人请神迎神而没有相遇的哀怨之情。这篇佳作，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激起世代人们的共鸣，其文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是神话传说故事，楚人也受巴人的启发和影响很大，这也是文化上的一种交融和发展，如巴人盛传盐水神女，而楚人盛传巫山神女。其实这巫山神女故事，就是在盐水神女故事的原型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盐水神女故事较早，是巴文化的内容，而巫山神女故事则就变成了楚文化的内容。巴人为盐水神女对他们首领廪君的痴情所感动，故经久传扬她的故事。而楚人羡慕，将她加工改造而变为炎帝的女儿瑶姬，说成是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成为巫山神女。这种由巴人盐水神女故事到楚人的巫山神女故事的演变，典型地反映了巴、楚文化的关系，反映了楚文化的繁荣和辉煌是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巴文化的铺垫。经楚人对巫山神女故事的描述和对巫山神女的赞美，巫山神女故事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蕴意丰厚、令人着迷的美味佳果，巫山神女则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艳丽无双、令人倾倒的不朽典型。这，又典型地反映了巴、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10]

总之，综上所述，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繁荣昌盛和辉煌，在许多方面是受了荆地早期巴文化的影响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巴文化的铺垫。所以我们说：荆楚文化是巴、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巴人参与创造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功不可没。

（原载《荆楚文化与21世纪湖北》一书中，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

【注释】

[1]《古荆为巴说》，《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巴师八国考》，《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3]《试论楚国国家的形成》，《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水经注·江水》。

[5]《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杜预语。

[6]《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七八。

[7]《古荆为巴说》，《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8]《从土家生养婚丧习俗看巴楚文化交融》，《清江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9]《文学艺术上的交融·楚辞与巴歌》，《巴楚文化》，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10]《盐水神女与巫山神女略说》，《清江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