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古籍《山海经·中山经》所载“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睢水出焉，东南流入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又“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犁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柚。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黄金，多鲛鱼。其兽多闾麋”从几段记述看，不仅有“荆山”之地名，而且也把“荆山”的地理位置及其附近的生态环境作了交代，如这一带的矿产和动植物以及睢水和漳水两条河流的流向与相互关系都讲得很清楚。即这里所说的荆山、景山以及睢水、漳水的源头，都在湖北西北部的保康和南漳县境。至于荆州的地名，出现较晚，它在战国时期才从成篇的《尚书·禹贡》中明确提出“荆及衡阳唯荆州”，而且这时已是楚的疆域，如《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南方为荆州，楚也”可以为证。不过这里的荆州和楚不能等同，一是州名，一是国号。早期的“荆山”之名，当与崇虎的荆族有关。有学者研究“荆”字乃虎形，荆即“虎”或“虎方”，而不是“楚”，原与楚人无涉。[1]一般认为，荆族为百濮之一支，即为巴人。晚期的“荆州”之名，纯属南方的地域名称。虽在这一地域中活动的民族主要为巴人，但这时楚已牢固地控制了这一地区，巴人已沦为楚国的臣民。楚不是荆，更不是巴，而是夏的一个支系，如屈原的《离骚》就自谓其祖先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即颛琐，为故帝之孙，昌意之子。其地称帝丘，在今河南东北之濮阳。这说明楚的始祖在北方而不在南方。楚人进入荆地，始于周成王之后。据《楚世家》，楚熊绎受封居丹阳。丹阳的地望，据清人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载称“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淅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淅。鬻熊所封，正在于此”。另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淅川东南60公里的丹江水库两岸所发掘的大批春秋楚墓，其中有楚庄王子令尹子庚墓的情形看，楚对这里是非常看重的。那么楚的始封在丹淅之地，也是有可能的。因楚的初期并不强大，选在现今鄂豫交界处的丹淅之地对楚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从丹淅往北离周的本土不远，有周王朝的支持和庇护，往南则是当时的南蛮之地，是周王朝以外的边远地区。南方蛮族的北界可达汉水中游地区，刚好与丹淅毗邻。楚人若要向南开发和推进，首先第一步就要越过汉水向鄂西北的荆山、大巴山一带挺进，顺漳、睢河流域南下拓展。事实上，以后周、楚关系发生变化，楚受周朝的征伐所逼，确实是被迫南迁到了荆山。荆山相对于丹淅平原来说，当然不及丹淅平原一带富庶，甚至是很贫瘠的高峻山地。这与《左传·昭公十二年》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当时楚之所以要奔赴荆山，目的就是要借荆山、武当山以及汉水的天险来避周军的征讨。楚迁到荆山之后，对周王朝也是时叛时服的，但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求得相安无事，哪怕再苦，一般还是表示臣服，如《史记·楚世家》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的一段记载，就含有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从这以后，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奋发图强，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这南蛮之地的荆山一带，并不是楚人最初的祖居之地，与楚的起源无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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