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巴人从武落钟离山走出来,向外开拓和发展。这是他们不满足于山林或山寨里较封闭的艰苦生活,要积极寻求更好更广阔的天地。当他们到达盐阳兼并了以虫为图腾的神女部落时,无疑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以后又继续前进并建立了夷城,这是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自己立足的第一座都邑,为今后的继续开拓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初兴时期。
随着巴人势力的继续扩大,他们必然要沿清江向下游较好的地区继续前进。向更广阔的江汉大平原继续发展。这从考古材料上也可得到证实,如在江陵附近的荆南寺遗址中,就发现了商文化和巴文化共存的现象。从商代中期以后,巴文化似有增强的势头,因巴文化的器物越往后越多。这一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如下两个情况。
1.在商代中期,巴人确已由鄂西清江流域发展到了江汉平原的荆州腹地。只是在这里与北方南下的商人相遇后,慑于商王朝的强大势力,难以继续向东北方向发展,只好在荆州江陵这一地区与商人和平共处。
2.这时商王朝见巴人在江汉地区的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特别是巴人又很强悍、勇锐,则不能不担心与巴人的长期和平共处,会对商王朝的继续向南开拓和发展不利,加之巴人同商人又时有摩擦,这是为商王朝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在商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则出现了多次伐巴方或虎方的刻辞。看来双方的对抗还是很激烈的,商王朝要征服巴人并非易事。当然,最终还是商王朝的实力占优势,武丁最后的亲征还是取得了胜利,巴人只好把扩展的方向由东北转向西北。
后来到了商末,陕西渭河流域的周族兴起,势力渐渐强大,加之这时的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便顺应民意,联合各部族反商势力,共同声讨。在这之前,由于巴人在江汉地区的发展,因受到商王朝的遏制和多次征伐,巴与商的敌视,早已结下深仇大恨,一旦武王对商宣战,发兵声讨,巴人武装便积极响应,这就是武王借助“西土八国”武装,一举击败商纣,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正因巴人随武王伐纣有功,故才有“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的史实。巴因得到周的支持,发展更为迅速,很快便成为南方大国,如《左传·召公九年》载:“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正义》亦载:“巴、楚、邓,中夏之国,唯濮为远夷耳。”都是把巴列在首位,可见其地位之高,国力之强。同时也说明巴与周王朝的亲密关系,应在南方诸国之上。从这里,还可看出巴以前不但未被商武王征讨时所消灭,而且不久复苏后比以前更为强大。到了周初,以致成为巴向外开拓发展以来的极盛时期。不过巴并不像后来楚强大之后那样野心勃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把江汉地区乃至长江下游一带的几十个小国或兼并或消灭掉。巴对周王朝是尊重的、臣服的,这大概与周武王率领“西土八国”消灭了商朝也等于是替己方报仇雪恨有关。
巴既为周在南方较大的封国,按讲巴的都邑也应是南方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地点也应该是明确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巴国都邑的治所仍是模糊不清。因目前学术界对巴的这段史实至少还有如下几种看法:(www.xing528.com)
1.认为巴国既是周王朝的姬姓封国,那就应是江汉诸姬之一,与楚、邓接壤,活动中心应在汉水、丹江之间,或在河南、湖北之间。
2.如前所述,认为《战国策》中有“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之说,这应是巴国在陕南汉水流域的明证。因这里还有大巴山脉,是其佐证。再者《牧誓》所举“西戎八国”皆近汉水,巴蜀应在最西边,其都邑也应在汉水上游一带。只是以后为秦、楚所逼,巴人才不得不南迁到川东地区,沿长江上下而发展。
3.历史地理学者一般认为,西周时期的巴国应在今重庆一带,《巴志》云:“巴子虽都江州,其先王墓多在枳。”枳,即今涪陵,为江州之前的巴国都邑。
4.根据考古材料来看,我们认为周初的姬姓巴国,其活动中心仍在鄂西南地区,而不在重庆的涪陵、江州。不过这时鄂西北的许多地方以及渝东和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地区,也都应是巴国的势力范围。本来巴人是应该成为江汉大平原这片富庶之地的主要开拓者或主人的,但因先前受到商人的遏制和打击,以后又遇到楚人的争夺和排挤,以致不能向东和向东北方向发展,只能固守江汉平原西侧一带的山地或丘陵地带,但仍与以楚为代表的江汉诸国时有摩擦,甚至势不两立,所以在春秋时期巴人还曾有过伐庸、伐那处、伐楚围鄹等的历史战争。最后由于楚的势力太大,巴不敌楚,才被迫退守现渝东一带,在重庆和四川境内发展,先后以鱼复(今奉节)、朐忍(今云阳)、枳(今涪陵)、平都(今丰都)和江州(今重庆)为政治、经济活动中心。这时的巴与西蜀交往密切,一是过去巴与蜀有传统友谊,一是巴与蜀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进行交流与合作,所以巴与蜀一般能和睦共处,但也有摩擦和争斗。由于巴人的势力大于西蜀,所以巴文化在四川境内的传播较快,影响也较大。但后来也就是巴国都江州以后的战国中期前后,因不断遭受来自北方和东方的秦,楚两大强国的进犯和夹击,巴国则逐渐走向衰落,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
综上所述,巴人的历史之谜虽然很多,但巴人以至巴国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巴人出山较早,进入文明社会也较早,商以前就是南方有名的方国,西周以前更是南方大国,以“巴师勇锐”而著称于世,但到先秦时期,由于秦、楚两大强国的称雄、称霸,分别从北向南和从东向西对巴国进行扩张和进逼,致使巴国消亡,不复存在。但巴人和巴文化还继续存在,继续对后世产生影响,以致到了秦汉时期还有各种名称的巴人在南方各地活动,不过这时的巴人已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不敢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只是以民族民俗的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为群体进行活动,一般被朝廷视为边远地区的蛮夷群体,管理也比较宽松。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湘、鄂、渝、黔地区还有近600万人的古代巴人的正宗后裔土家族,先后被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湘西(辖10个县市)、恩施(辖8个县市)两个自治州和秀山、酉阳、石柱、黔江、彭水、长阳、五峰、沿河、印江9个自治县,实行了土家族聚居地的民族自治。
以上是就巴人的发展脉络和传承关系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巴人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加以讨论的巴人之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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