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的巴人会唱歌，下里的巴人唱的歌就叫“下里巴人”。在古代，巴人唱着歌，跳着舞，打着仗……这个民族的个性至刚、至柔、至文、至武。除去“下里巴人”的杰作，巴人后代留给中国文化史的，至少还有“竹枝词”：被贬谪出京来到夔州作刺史的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在民间采风时忽听得一首好歌，不禁神往。一打听，说这是巴人的歌调，曲名叫《竹枝词》。当地人唱《竹枝词》时，吹短笛，击小鼓，边唱边舞。刘刺史分外喜爱《竹枝词》的清新婉转，立即就依着调子填词，写了十多首新《竹枝词》。当然，这其中便有那千古流传的一首，我们无论在哪一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中，都能读到它——“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又是若干年后，被贬谪出京来到涪陵彭水一带的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在这里写过另一首《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兄弟。”又成千古名句。
这就是巴人藏在深山蕴在僻壤但灵性十足的一种文化品质：它的独异之处令人折服动心，人们一旦采撷这美丽的野花，便能收获丰硕的成果。
历史向前推移。明代，一些汉人逐渐迁往巴人地区。巴人形成了自称为“毕兹卡”的民族，称呼汉人为帕卡，译为汉语，即为“客家”之意。毕兹卡，“土家”之意。
他们是真正的土家——一个始终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民族，守护着至今不曾断裂的古老血脉。不知他们自知否：这是一个奇迹。
数千年，一个奇迹。
巴人是一个奇迹，不仅是歌舞。如今，巴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消失了。但是，追溯到千万年以前，巴人又是从何而来？
大家知道，巴人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个旺盛的民族，一个强悍的民族，有许多传奇和优美动人的历史故事。巴人的事迹或功绩，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后世的人们也具有较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仍具有一些较好的借鉴作用。
关于巴人的历史情况，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在民间的口头传说中就更多。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古代巴人的许多问题，已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由于巴人的历史久远，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又有不少的疑难问题，所以在学术界对巴人特别是对早期巴人的许多问题，其看法多有分歧，认识很不统一，甚至争论和探讨了几十年也都没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以至于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考古学界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即从地下挖出文物证据来，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由于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在工作中也就带上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注意着地下的考古发现。那么，有关巴人的问题，究竟是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巴人的族源问题。即巴人起源于何时何地？最初的发展方向如何？再就是巴人以后的发展去向和地域分布以及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包括巴人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有否功绩和影响，我们到底去如何看待和评价，等等，这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讲的巴人之谜。这里，首先谈谈巴人的第一个谜。
关于巴人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西北氐羌说、中南百濮或苗蛮说以及百濮或苗蛮与氐羌的融合说等几种。其具体地点则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
1.巴人起源于鄂西古夷水（即今清江）旁的武落钟离山；
2.巴人起源于鄂渝交界区巫山一带；
3.巴人起源于陕南汉水的中上游一带；
4.巴人起源于湘北洞庭湖东面的岳阳地区。
第一种看法，是以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话为依据：“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暝。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段记载，虽说是个传说故事，带有一些神话性质，但毕竟明确了地域范围是在南郡，在武落钟离山，在夷水旁。夷水即今鄂西清江，这在学术界没有分歧。问题是在这个传说和记载的年代上，尚有不同认识和看法。一是认为廪君为战国晚期的巴人首领，是巴国灭亡后一支巴人的后裔；一是认为廪君的这条传说记载是引《世本》所云，年代应当较早。如《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说：“廪君种不知何代。”但《世本》却又留下一个尾巴，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于是这又引出了第二种看法，即认为巴人是起源于鄂渝交界区的巫山一带，不然为什么讲“廪君之先，故出巫蜑”呢？持这种看法的当然还可找到一条佐证，那就是《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清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说，据《水经·江水注》，丹山西即巫山。(www.xing528.com)
第三种看法是依据殷墟出土甲骨上有“巴方”的卜辞，亦认为巴人历史较早，只是结合顾颉刚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来看，就认为“巴方”的地望即在陕南的汉水流域。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巴”字的本义应是蛇。《说文》曰：“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它即蛇）即认为巴人是以大蛇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属南方苗蛮集团。巴蛇古籍中又称“修蛇”和“长蛇”。《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故事，这可能是巴蛇部落曾吞并或兼并过以象为图腾崇拜对象的部落。巴蛇部落强大后，与北方中原的尧、羿部落又发生过对抗，所以在《淮南子》中便有“羿断修蛇于洞庭”的记载。六朝人的《寻江记》也指出”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说明其地望在洞庭湖东面的岳州巴陵（江汉地区的古云梦泽畔亦有名“巴陵”的地名）。今岳阳地区古代正是苗蛮集团活动范围，所以早期巴人应是起源于湘北岳阳地区。当他们受到来自中原以尧、羿为首的强大部落联盟的打击时，才被迫离开这一地区而向西北和东南两方面迁徙。向东南方向的，经江西的峡江、崇仁等地而到达东南沿海一带；向西北方向的，则经江汉地区的南沿而到达鄂西清江和长江三峡乃至川陕边界等地区。这一看法的年代亦较早，至迟在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
我们认为这以上的几种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和道理，应该说，也都讲得通。问题是谈起源，因上述几种看法的地望都各不相同，时代早晚也不尽一致，绝不会每种看法都对，其中必有错有对。但究竟是哪种看法符合或接近历史的真实呢？这就需要仔细考察和鉴别，不能搞主观臆断。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考察和鉴别的问题。若仅从古代文献上的记载去分辨哪对哪错，那也是很困难的。因都各持一理，仍是真假莫辨。即使某一种看法的赞同者多一些，某一种看法的赞同者少一些，那也不是解决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的标准或尺度，因在这方面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一定要有可靠依据和充分理由才能使人信服，才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为了获得大家都能坐下来进行探讨和重新审视巴人历史问题的新材料，各方面的研究人员便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考古学的重要。即都寄希望于考古学上能有新的突破，拿出新的证据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也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应该不负众望，争取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不过，这还得有机遇，需要有大规模的动土工程，地下才有可能出土更多的历史文物供我们进行研究。因考古是离不开物质文化遗存的，没有物证是不能对历史问题随意妄加评论的。
过去我们在江汉地区配合动土工程较多，调查发掘了楚国中心地区的大量楚文化遗址和楚墓，出土了较多的楚文物，因而对楚文化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掀起了对楚文化研究的热潮，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长江流域乃至我国古代文明程度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讲的光辉灿烂的楚文化，或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就是在近几十年来出土大量的楚文化遗物及其研究的重大成果基础上才形成这一共识的。同样，对于我国早期的巴人及其巴文化的历史情况，要想弄清楚，也得有大量的巴文物出土，才能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当地的民间传说做出正确的解释和结论。
巴文物的出土，过去在四川和重庆地区较多，湖北、湘西北和黔东北地区也有不少，但那主要是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属于晚期巴文化。战国以前的上古时期的早期巴文化遗物，主要是近一二十年来在鄂西清江流域和长江三峡地区出土较多。我们在对数十处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出土遗物进行考察和研究后，发现它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显然是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尤其是清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一般都比较单纯，几乎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其中有一处名叫香炉石的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万多件的巴文物，地层堆积和时代早晚都十分清楚。堪称是一处早期巴文化的典型遗址，它清楚地告诉我们：
早期巴文化的陶器群体，与北方中原夏商文化的陶器不同，一些主要陶器如平底或圜底鼓腹罐、圆唇敛口平底钵、敞口鼓腹圜底釜、侈口小鼓腹尖底杯和圆唇侈口和浅盘喇叭形圈足粗柄豆等的造型，都与中原夏商文化的陶器迥然不同，陶器的组合及风格，都很独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早期巴文化遗址中出有大量的兽骨、鱼骨和捕鱼工具，与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址出土情况也不相同。这种以捕鱼和狩猎为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可能是由这一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因鄂西山地森林茂密，野兽繁多，清江、长江河水长流，鱼群丰富。适合农耕的地理条件不及北方中原地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因此早期巴人只能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渔猎经济。
早期巴文化遗址中，不像北方中原地区那样出土那么丰富的商周青铜器，只在清江中下游地区零星出土有商周时期的青铜罍及仿铜陶罍等，这可能与这一地区产铜较少有关。但这里出土的甲骨和陶印章却很先进，不仅有用龟甲和牛的肩胛骨制作的甲骨，而且还有大型鱼类的鳃盖骨制作的大量卜骨，这是北方中原地区所没有的，是我国甲骨发现史上的新发现。这里出土的甲骨，比北方中原地区的略微偏早，如北方中原殷墟出土的甲骨为晚商时期，而鄂西清江香炉石遗址出土的甲骨，即有晚商时期的，也有早商时期的。至于出土的陶印章，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为商末周初时期，把我国印章起源的历史提早了几百年。由此也可充分说明我国早期巴人的文明程度是较高的，并不比北方黄河流域的文明程度低。
还有，早期巴人到死后葬地的选择，也与北方中原地区的不同。根据我们在鄂西清江流域所揭露的巴人墓地情况来看，多是崖葬，也不见葬具。如在长阳香炉石遗址揭露的两处早期巴人墓地，都是崖葬。在长阳隔河岩附近的深潭湾揭露的一处两周之际的巴人墓地亦是崖葬，从早到晚一共埋葬了六七层，大人小孩和幼婴儿个体总数多达120多具。当然也有例外，在长阳温泉对面的桅杆坪遗址上虽也发现一层多达30具的早期巴人遗骨，不是崖葬。但那是迁葬，属于二次葬的一处墓地，是否也是从原来的崖葬处迁来，情况不明。综观早期巴人的多处墓地，崖葬明显是其特点。难怪在各地所见晚期巴人的墓葬多为悬棺和船棺，这大概是由早期巴人的崖葬发展演变而来。现在我们结合考古材料再来看看巴人的起源，究竟是前述哪一种看法更为合情合理呢？
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见有陕南汉水地区和湘北岳阳地区的早期巴人材料的发现。大家知道，没有考古材料作支撑，是很难说服人的。其次，是这两个地区的有关文献记载，也只是提到有古代巴人的活动，但并不很具体。至于鄂渝交界区的巫山说，其理由也不是很充分。虽唐初李贤在《南蛮传》注文中引《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一是不见于其他文献，一是把它解释为地名或族名，也未必正确。因根据《山海经》所记，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巫咸、巫即、巫盼、巫姑、巫真、巫礼、巫谢、巫罗等10多位巫师（神巫或神医），“巫蜑”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位巫师。廪君五姓氏在联合之前，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即信奉巫文化。《世本》是否就是说的这一意思呢？若是指信奉巫文化的一位巫师，那就同巫山一类的地名有别。即使“蜑”是指氏族名，也应是巴人的一支，可“巴蜑”并称，只提廪君之先出于信奉巫文化的蜑人，按理也是可以的。由上所述，看来巴人的起源，就只有鄂西清江（即古夷水）的廪君说，可以同考古材料相吻合相印证了。因廪君传说最早为《世本》所记，《世本》所记内容为先秦以前的上古时代的情况，绝不能说它是战国晚期的内容。特别是说廪君与神女交战的一段情况，似乎还有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部落的历史影子。即使就巴务相同樊氏、瞫氏、相氏和郑氏等五姓氏的联合来看，最迟也在夏代之前的原始社台末期的军事联盟时期。
再从香炉石早期巴文化遗址的第七层堆积的年代看，恰是上承原始社会末期相当龙山文化遗存、下连早商时期的夏时期，这应该是巴人向外开拓和建立都邑之后的初期。廪君原居住的武落钟离山赤穴时期，应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与巴人战神女的故事情节所反映的时代也基本相合。因此，巴人起源的地点虽有多处说法，但真正符合或接近历史实际的地点，非鄂西清江地区莫属。因到目前为止，真正有典型巴文化遗址出土考古材料作印证的，只有清江长阳，别无他处。
巴人的起源地点解决之后，对于巴人最初发展方向的看法，也不是没有分歧。如有的认为巴务相走出赤穴后，是沿古夷水（即今清江）东下，有的则相反，认为是西上。究竟孰是孰非，能否准确弄清神女部落的盐阳和廪君始建的夷城之地望，是其关键。
（原载《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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