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始祖在长阳—香炉石遗址文化内涵及特点

香炉石遗址经过发掘的面积，虽不到500平方米，但出土遗物多达万余件，这在鄂西清江流域或者长阳大山区来说，是极为罕见的。所出遗物不仅有大量的陶器和骨器，更有大量的卜甲和卜骨，这是湖北省乃至长江以南各省广大地区发现甲骨最丰富的一次。特别是卜骨的制作材料，相当大一部分采用较大鱼类的鳃盖骨，这是前所未见的。出土的陶印章，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印章实物，十分珍贵。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兽骨和鱼骨，以及大量的渔业工具——陶网坠，也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

香炉石遗址所出陶器，从早到晚均以罐、釜为大宗。各层的器物组合与时代的早晚关系较为明确。遗址的第7层出土的炊器，以夹砂褐陶或灰黑陶的大口、圜底（或平底）、鼓腹粗绳纹罐为主，饰绳纹的侈口、鼓腹圜底釜次之。陶器的组合是罐、釜、钵、豆、瓮。第6层则是以夹砂褐陶或灰褐陶的小型圜底釜为主，罐退居第二位，陶器的组合变为釜、罐、瓮、盆、钵、豆、尖底杯等。从这两组器物组合关系的比较看，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6层所出的釜、罐和侈口小鼓腹尖底杯（也有人称“凸肩杯”），与长江三峡沿岸一些夏、商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似。^[1]再结合碳十四测定数据看，第7层的一个标本测定距今3745年±80年，经树轮校正为距今4090年±100年。而第6层的一个标本测定为距今3290年±80年，经树轮校正为距今3520年±130年。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第6层的年代相当于早商时期，第7层的年代可早到夏时期。第5层出大量圜底釜，罐也不少，它们的特点与第6层的相比，变化不大。但从陶豆来看，在第6、7两层中均出土高圈足粗柄豆，而在第5层则均为浅盘细柄豆，未见高圈足粗柄豆。此层陶器的组合，为釜、罐、钵、豆、尖底杯。

遗址的第4层仍以夹砂圜底釜为主要炊器，夹砂罐数量虽也不少，但不占主要地位。釜的纹饰由绳纹为主变为以方格纹居多。此层甲骨的钻孔形态与其下层有明显变化，即由圆形、椭圆形变为长方形，其时代应为西周时期。^[2]该层的陶器组合，是釜、罐、盆、钵、尖底杯。从甲骨的钻孔情况来看，第6、5层与第4层应是前后衔接的，中间无缺环。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的第4层的年代，应为商末至西周时期，第5层的年代则应相当于商代中晚期。

遗址第3层的陶器，仍以夹砂圜底釜为主，其次为罐。但这时的罐从器形乃至陶质、陶色等方面都明显反映出在逐渐转变职能，即从炊器逐渐变为盛器了。同时该层已较多出现饰斜方格、网状、锯齿或放射状暗纹细柄浅盘豆。其时代大体为东周时期。

至于第2层和第1层，因均被扰乱，当不宜多作讨论。所出遗物则大多与第3层的同类器相似。有部分遗物的时代可晚到东周后期，如巴式柳叶形铜剑、圆刃束腰形铜钺以及凹口形铁锄和长方楔形铁斧，都是战国时期的产物。也有极少数器物可晚至汉代，如有的铁箭镞即是，但这不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也不是第3层的包含物。所以我们认为第3层所出遗物的年代，应为东周。

至于早期巴人墓葬的年代，前面介绍出土遗物时已提到。M6出土的1件大型卜骨上有100多个圆形的钻孔，这种形状的钻孔，按照过去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它本身就是早商时期的一种时代特征。再结合随葬品中最具有断代作用的2件褐色陶器来看，年代就更加明确无误。因出自M4中死者身旁的1件粗绳纹圜底陶罐，其形制特点与香炉石遗址第6层早商时期的地层中所出Ⅰ式陶罐完全相同，另一件出自M3中的细绳纹圜底陶釜，也与香炉石遗址第6层早商时期的地层中所出Ⅰ式陶釜完全相同。陶罐、陶釜与大型卜骨的年代正相吻合。M3和M4为中层墓葬，而M6为下层墓葬。故7座早期巴人墓葬和二龙戏猪墓地的年代基本都是前后下葬相隔不太久的早商时期。

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早期圜底陶釜和陶罐，在北方中原地区早商及晚商的遗址中都找不出相类似的器物，典型商文化代表性器物如大口尊、甗、鬲、鬻、斝、簋、觚和大口缸等，在香炉石遗址中也难寻踪迹。这反映出该遗址强烈的地域特征，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影响虽然已到达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区以及湘江、澧水流域，但还尚未到达鄂西清江流域。长江三峡地区虽有一些商文化的影响，但也不很突出。相反，香炉石遗址最有代表性的侈口圜底釜，在江汉地区的荆南寺等商代遗址早期偏晚的遗存中倒还可以见到，^[3]而且年代越往后越多。由此可见，这支文化从鄂西长阳山区向外发展而沿着长江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东边到达荆南寺一带与北方中原的商文化接触融合，西边到达渝东忠县㽏井沟一带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并继续向西发展直至成都平原。它的中心地区应在鄂西清江流域中下游一带和长江三峡的部分地区。香炉石遗址代表了夏、商、周时期这一文化的基本特点，故可称为“香炉石文化”。这一文化的内涵及属性，可归纳如下。

（1）“香炉石文化”的人们，一般都靠河流居住。无论是清江流域的香炉石、桅杆坪和南岸坪等遗址，还是长江三峡地区出有“香炉石文化”遗物的三斗坪、中堡岛、杨家咀、白庙子、柳林溪、鲢鱼山、朝天咀和路家河等遗址，皆在河流旁边。

（2）“香炉石文化”的人们，主要使用褐色和灰褐色的绳纹和方格纹夹砂陶器。生产工具中，斧、锛、凿等中小型石器，仍占重要地位。

（3）“香炉石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捕鱼和狩猎占有很大比重。香炉石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动物遗骸如兽骨和鱼骨以及骨器和陶网坠的大量使用，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特点。(www.xing528.com)

（4）“香炉石文化”地处较封闭的山间河谷地带，但文化并不十分落后。香炉石遗址中大量商周时期甲骨的发现，精致骨器的制作与使用，以及早期陶印章的出土，都反映出这一地区古代人们已有较高的文明。还有贝币的发现，说明商业货币也有流通，大山之中和峡谷地带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香炉石遗址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出土遗物非常丰富，而且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也很引人注目。出土的卜甲、卜骨和陶印章，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鄂西山区土著文化的文明程度，也为研究我国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香炉石文化”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鄂西清江流域古代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况提供了丰富而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了解这一地区与周围相邻地区的古代文化异同及其相互联系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根据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理环境和古文献记载的“夷城”地貌特征具有相似之处，如“山石曲”“泉水亦曲”“望如穴”“岸即为崩”“阶陛相乘”和“岸上有平台”等均相吻合，以及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年代的接近，加之附近又有反映早期巴人故事白虎垄的历史传说，而认为这里有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巴人最初定居的都城（夷城）所在地，^[4]我们认为这一论点有可能成立，值得大家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原载《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

【注释】

[1]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第10期，文物出版社，1987年。

[4]罗家新：《浅谈夷城》，《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江汉考古》1991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