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于西安碑林的《孔子庙堂碑》，其原碑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奉敕撰文并书写，又蒙相王李旦（后来的唐睿宗）亲笔篆额，曾屹立在唐长安城国子监内最显要的位置上，供朝臣和贵胄子弟们瞻仰。它虽出自名家之手又受皇室荫护，但也未能躲过唐末战乱的劫难。直至宋代王彦超据旧拓重新摹刻一石，才让这方千古名碑得以重生。其重刻之碑在西安碑林的庇佑下传承至今。
这方宋代重刻的《孔子庙堂碑》通高280厘米，宽110厘米。额题“孔子庙堂之碑”，2行，每行3字，篆书。碑文34行，满行65字，楷书。安祚刻字。
《孔子庙堂碑》源起于唐武德九年（626）十二月。是时，刚刚登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下诏，要在长安城国子监内兴建专用于祭拜先圣孔子的庙堂，这在当时算是一项提升孔子地位的历史性举措。因为在此之前，国子监内并无单独的孔庙，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祭祀是与周公的祭祀一同进行的，并且是以周公为主位，孔子享配祀。太宗皇帝的诏令将孔子提升到至圣先师的地位，不但为他单独修建了宏伟的庙堂，还定下了“主祀孔子，颜回配享”的庙堂格局。孔庙建成之后，国子祭酒杨师道等奏请勒碑记颂，于是太宗皇帝诏令虞世南撰文并书丹刻石，此即《孔子庙堂碑》。碑文中未刻建碑年月，因唐武德九年年底才下诏始建孔子庙堂，据此推算，碑石的建成最早应在第二年，即贞观元年（627）以后。
孔子庙堂碑拓片
太宗皇帝将撰、书碑文两项重任交由虞世南一人完成，足以想见虞世南在初唐文坛中的地位。事实上，虞世南在以书法扬名之前，已经凭借深厚的学识和才华名重朝野。隋大业年间，虞世南编纂了一百六十卷的《北堂书钞》，又与其他文学之士编纂《长洲玉镜》等类书十余部，此后大行于世，成为一代名儒。入唐后，他雕文绝世的才华甚为太宗器重，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公。唐贞观年间，虞世南奉敕与欧阳询在弘文馆教示楷法，其书法与欧阳询并名于世。太宗皇帝曾赐予虞世南五绝的赞誉，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因此，当太宗皇帝决意刊刻这方分量极重的纪颂碑时，把撰、书的重任交到了有“出世之才”的虞世南手中。落成后的孔子庙堂位于国子监内紧邻大门的显著位置上，而虞世南撰、书的《孔子庙堂碑》得以在此蜚声海内。(www.xing528.com)
据传原碑在刻成后不久就遭遇火灾而焚毁，武周时期武则天敕令相王李旦重建，刻成后由李旦亲自以篆书题写“大周孔子庙堂之碑”的碑额。另一说为，武周时期原碑未毁，只是由李旦奉敕加刻碑额。此二说至今尚无定论，给这块名碑扑朔迷离的身世又增添了一个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所刻之碑在唐末五代时即已毁失，直到北宋初年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据旧拓摹刻一方，立于京兆府孔庙之内，后来入藏西安碑林，成为虞世南传承至今的唯一书迹刻石。
从唐太宗对虞世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虞世南是一位温良、儒雅的谦谦君子，所谓“君子藏器”，其文风、书风也因此带有几分含而不露的内敛之气。《孔子庙堂碑》作为虞书的代表，其用笔含蓄稳健，笔画转折处少一分锐硬的顿挫感；结体平实端庄，但又不失从容不迫的舒展。正如《续书断》所言：“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内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如能细读碑文，还可体味到其熠熠文采之中蕴含的沉雄、庄重感，当之无愧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
孔子庙堂碑拓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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