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鸳鸯七志斋珍藏版

在西安碑林丰碑大碣的碑廊中，陈列着很多北朝墓志，它们均来自大名鼎鼎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即于右任先生在民国期间倾力收藏的汉代至宋代的墓志石刻。

于右任，原名伯循，晚年自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生于1879 年。七岁入学开蒙，后相继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读书。1904年，因其诗作有讥议时政、倡导革命的内容，被清廷严令通缉，遂亡命上海，更名入震旦学院就读。次年在上海参加筹办震旦公学、中国公学，并任两校教职。1906 年，为筹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并筹款，其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上海后创办《神州日报》，自任社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1918年，组建陕西靖国军，率师讨伐。后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 年到台湾。1964 年病逝于台北。临终前曾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望故乡》）的诗句，表达了对家乡的深切眷念。

于右任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还在教育、文化、诗歌等方面多有建树，而其最有影响的还是书法。他早年曾学王羲之、赵孟頫，后钟爱北碑，在诗《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中写道：“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他以魏碑为基础博采众长，将汉隶、章草与草书融合，练就遒劲笔力，形成了气势恢宏又古朴淳厚的独特风格。他晚年时的书法更臻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还创立了“标准草书”，并出版了同名字帖。于右任被誉为20世纪书法史上卓然而立的书法大师。

于右任像

于右任在护法运动期间，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河南张钫（字伯英）任副总司令。两人私谊甚笃，且都酷爱金石碑刻。他们曾有默契，凡得北朝墓志归于右任，凡得唐代墓志归张钫。张钫收藏的唐志多达1900余方，存于故乡河南新安县铁炉镇其私宅“蛰庐”内。他建砖拱窑洞15 孔，将墓志嵌于窑壁，取名“千唐志斋”，这里后更名为“千唐志斋博物馆”。而于右任则以他收藏的北朝墓志中的七对夫妇的墓志，为自己的斋室取名“鸳鸯七志斋”，其藏石便称“鸳鸯七志斋藏石”。(www.xing528.com)

鸳鸯七志斋所藏墓志中的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洛阳，少部分出土于河南安阳等地。洛阳为九朝古都，特别是北朝都城自平城迁至洛阳后，许多的北魏宗室及高官均葬于此地。这些墓志又多出自邙山一带。邙山位于洛阳城北，这里山势雄阔、景色优美、土质优良。古人认为邙山是死后葬身的风水宝地，因此民间素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之说。清末以来，这里出土的历代墓志有数千方之多。

20世纪20年代，于右任准备将“鸳鸯七志斋藏石”运回陕西家乡。因陇海铁路尚未修至西安，于右任先将部分墓志运到北平，置于西直门内菊儿胡同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有191方，后又将一部分墓志运至南京，有116方，其余89方仍存放于洛阳。1935 年，中日关系紧张。为避免这批珍贵的墓志落入日军之手，10 月于右任致电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决定将这批珍贵的墓志捐献归公于故乡陕西。邵力子、杨虎城即委派三原县县长丘铣及马文彦负责转运之事。马文彦在宋哲元将军的协助下，于1936 年2月将存于北京西直门内菊儿胡同的191方墓志运回西安，暂存于孔庙，即西安碑林所在地。1936年4月，马文彦又将存于南京和洛阳的墓志运回西安，亦存于孔庙内。至此，“鸳鸯七志斋藏石”全部运回西安。于右任将这批藏石捐归公有是“有条件的”，即“保留其拓售之权利，为三原民治小学之经费”。也就是说，他想用这批墓志拓售之所得，资助家乡的教育。

“鸳鸯七志斋藏石”的数目，根据于右任捐赠给西安碑林石刻墓志的实际数目统计，共318种387 石（含墓志盖），计汉《熹平石经》及黄肠石6 种、晋墓石4 种、北魏墓志136 种、东魏墓志7 种、北齐墓志8种、北周墓志5 种、隋墓志113 种、唐墓志35 种、后梁墓志1 种、宋墓志3 种。此前的西安碑林碑石较多，而收藏的墓志却极少。“鸳鸯七志斋藏石”全部归西安碑林收藏，不仅增加了碑林藏石的品类和数量，而且碑石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亦为古老的西安碑林增辉添彩。正如于右任先生所说：“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之疏漏，于氏（民）族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列代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之途径。”（见《鸳鸯七志斋藏石目录》序）于右任的功德将永远铭记在西安碑林的史册上。

那么，这“鸳鸯七志”到底是哪七对夫妇呢？对此，于右任并未明确指出，有关著录亦说法不一。其实，“鸳鸯七志斋藏石”中的夫妻墓志共有十对之多。经笔者考证，“鸳鸯七志”应是北魏七对夫妻的墓志，即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珽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冯氏和薛伯徽墓志、丘哲及妻鲜于仲儿墓志、元鉴及妃吐谷浑氏墓志。另北齐的一对夫妇赫连子悦及妻闾炫墓志，亦列此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