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它一直被极端的逻辑，被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所掩盖。现在，随着极端的逻辑作用的减弱，这个意图将失去原来的目标，战争的政治目的必然显露出来。既然我们总是考虑如何根据确切的人和关系来作盖然性的计算，那么，作为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必定成为算式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我们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便越不能预料他的奋力反抗，而我们将要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越小，便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投入的力量也越小。如此一来，作为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是战争行动的目标标尺，也是衡量投入力量多少的标尺。我们研究的是现实世界，而非抽象概念，因此，政治目的必须同双方国家相联系才能成为这样的标尺。同样的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在我们认为这种政治目的能够对全民产生动员作用时，它才可以作为一种标尺，这便是我们要考虑民众这一因素的原因。同样的政治目的带来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民众对这场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点很好理解。当两个国家或民族间累积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时，即使战争的政治动机再小，也能引发一场真正的大爆炸。
这也适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目的在交战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二是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制订怎样的目标。但有时候，政治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行动的目标，比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候，政治目的并不能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就需要寻找另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应物，并在媾和时期代替政治目的。然而，不得不在此考虑交战国的特点。有时候，要想达到政治目的，这个替代目标必须比政治目的重要得多。民众越不关心，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就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标尺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目的对各种形势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的就是政治目标的对应物，那么战争将会趋向缓和；而政治目的作为标尺的作用和影响越明显，情况便越是如此。由此，战争顺理成章地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激烈度，从歼灭战，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从中也衍生出新的问题，亟待我们探讨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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