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极端使用-战争论

仁慈者可能会想，也许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造成大量伤亡的前提下打垮敌人，解除对方的武装，甚至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发展趋势。这种想法看似美好，却是必须指出的谬误。因为对于战争这样一项危险的事业来说，出自仁慈的错误是最糟糕的。极尽暴力手段和运用智力毫不冲突。如果一方在另一方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肆无忌惮、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他必然取得优势——并最终迫使对方也用尽暴力手段来还击。由此，战争的双方便走向暴力极端。除去人们内心对暴力的抵抗，这种极端的趋势便不再受任何限制。

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待战争。出于对暴力残酷的抵触，而无视战争的本质是徒劳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比起野蛮民族的战争，文明民族的战争没有那么残酷和具有毁灭性，那也是交战双方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关系所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关系中产生，并受其制约或因其而缓和。但是，上述因素，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它们并不属于战争本身。因此，如果把缓和因素归属于战争哲学无疑是荒谬的。

克劳塞维茨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一生参加了莱茵战役、奥斯塔德会战、法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等四次著名战役。并自修了战略学、战术学和军事历史学等。1818年5月，克劳塞维茨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在担任校长的十二年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著述，完成了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战争理论兵学巨著《战争论》，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的“兵圣”。

人类战争原本就是由两种不同的元素构成，即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图。我们之所以把后者作为我们定义的标志，是因为它更具普遍性。没有敌对意图，就不会产生最原始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但许多敌对意图根本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野蛮民族受感情驱使，文明民族被理智支配。然而，这种区别并非野蛮和文明本身造成，而是由这个民族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制度等要素决定的。这种区别存在于大部分的军事案例，而非所有的军事案例中。总之，就算是最文明的民族之间，也可能激起最强烈的仇恨。(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看成是政府作出的理智抉择，并认为战争将逐渐摆脱激情，直至最后不再需要使用军队的武装暴力，而只需拿双方的兵力相比较即可，那么，战争将是一种靠代数演算的军事活动。

眼看战争的理论开始倾向于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的几场战争改变了这一倾向。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形式，就必然掺杂感情因素。虽然战争不会因感情而起，但它会受到感情的影响。而它受影响的程度，并非取决于文明的程度，而是取决于敌对利益的重要性和持续性。

如果文明民族不滥杀战俘，不摧毁城市村庄，那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往往更加理智，并已掌握使用暴力的有效途径，这自然比野蛮的本能更有效。

从火药的发明和火枪的进化充分说明，战争概念中，消灭敌人这一固有趋向，并不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改变或消失。

在此，我必须重申下面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暴力作用于交战双方，相互影响，最终必然走向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