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知识产权制度，助力跨国公司国际化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本国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政府通过制订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实行经济改革，努力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对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本国技术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今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关系（如建立合资企业、合作研究机构、分包合同和供应商等）编织跨国关联联盟网络，有效地经营和传播其他公司的技术，因而不仅成为高新技术（生产和组装）的发源地，而且成为这些高新技术的收益者。如果投资公司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带来新产品、新工艺、新诀窍和合适的技术，那么，吸收对外直接投资（FDI）数量和质量的提高，通常意味着主权国通过扩大引进外资和商务活动可以分享到技术溢出的巨大好处（Caves 1996年）。对于缺乏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寻求发展本国新技术或改进现有技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共同点）的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技术流入尤其是一种强有力的资源。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透明的公司治理体制结构是关键因素之一（North 1999年）。知识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制度体制的最重要功能之一。

各国政府都把引进外资和消化引进技术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而投资公司自然十分不愿意看到其技术垄断优势在国外市场被断送。当今，知识资本驱动的全球经济、技术、受专利技术保护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大多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决定性资源（Sullivan 1998年）因此，在把引进外资作为一种技术资源的主权国政府与小心谨慎地防止技术向所属国泄露的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我们以中国为案例，在引进技术方面分析主权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战略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最近，中国表示坚决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从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引进了大量旨在阐释“崭新现代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立法（Bosworth and Yang，2000年）。

作者将阐述外国公司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政策、法律、和行政管理）变革的反应。我们要特别说明技术引进的流量是如何影响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又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国际商务战略。跨国公司保护其专利技术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司内部、公司之间的机制，即所谓关联方式，二是通过在当地市场独立进行许可证和专利交易，即所谓非关联方式。本项研究将对这两种方式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我们将考察中国公司用于支付使用知识产权的版权税的发展趋势，尤其强调中国企业向美国公司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的情况。

作者特别强调中美技术贸易有三个原因：一是，关于美国公司的版权税和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十分充分和详尽（按非关联交易和关联交易划分；按国家划分；按知识产权的类型划分），使人们能够进行特殊的分析。二是，美国通过出售技术而获取的版权税和收入在全世界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其“科学和工程年度报告”（2004年）中公布，2001年，美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中的销售份额为32%，紧接其后的是欧盟，占22.85%（其中法国占5.5%；德国占5.0%；英国占4.1%）、日本占12.9%。上述5个国家的版权税和收入总共达到860亿美元（OECD）2005年），其中，美国占了将近一半（48.7%），紧接其后的是英国（19.9%）、德国（16.6%）、日本（11.9%）、法国（3.7%）（OECD2005年）。考虑到美国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一事实，美国公司之所以向中国出售大量技术就不难理解了。三是，美国公司和中国之间技术贸易的案例，为发展中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体制改革以及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研究始点。(www.xing528.com)

本项研究的逻辑顺序如下：简要地回顾与非关联许可证和特许交易相关的国际商务文献；考察运用国际商务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来说明许可证和特许交易方式；用图表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在改革知识产权立法及其实施方面的进展，同时考察中国决策者在实行改革中重新定位的原因；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说明在1987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改革与美国公司获取的技术转移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寻找特定跨国公司在中国技术转移采用关联方式和非关联方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将它与该国公司在全球的技术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做比较；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考察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体制改革对美国公司许可证交易战略的影响。在考察期内，尤其是从1995年至今，美国公司的版权和许可证收入总额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它利益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支持。然而，1990年至1993年期间，美国公司的版权和许可证收入大幅度下降，是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变化和不确定性相关，尤其是它们对1989～1992年期间的制度变化担忧相关。尽管中国对美国的版权和许可证收入出现净增长，但在吸收技术的能力方面还显得不够。中国显然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改进技术销售的制度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改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环境，这些措施将对美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战略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还看到，美国公司在这段时期调整其对中国的经营战略，从80年代的非关联许可证交易方式转变为90年代中后期的公司内部交易，即关联技术交易方式。在考察期内，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政策证明，这种政策对中国关联技术交易方式和非关联技术交易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它们包括市场规模、FDI的法规、技术流入的经营环境以及公司的反应等等。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制度环境的实质和体制改革的程度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地处理好本国体制改革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的技术输出战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