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

国营五四一厂厂史办公室

一、建所背景

一九三五年初，在延川县的芦沟村召开了陕北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霍维德。政府下面设有民政部、教育部、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政治保卫局等机构。（高万英、折永年）

一九三五年四、五月份，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从延川县的芦沟村迁移到延川县永坪镇下川五里处的石油沟村，省政府住在一个地主大院的十几孔窑洞里，陕北省特委住在永坪镇。（高万英）

当时的陕北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区不断扩大，已经建立了以永坪为中心的一小块相对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包括甘肃以东、内蒙以南、山西以西的佳县、吴堡、绥德、榆林、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安塞、保安、甘泉、富县等十几个县的地方。（高万英）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前，市面上流通的是国民党榆林地方实业银行的钞票，还流通银圆。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以后，老百姓再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钞票，而银圆的价值又很高，当时一元银圆可以买到二斗谷米或一百来个鸡蛋，群众买卖东西很不方便。一个时期，群众在集市上买卖东西，不得不用实物互相交换，群众的生产、生活出现了很多困难。与此同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都需要发行自己的货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在延川县的石油沟村建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印刷所。（高万英）

二、初期生产

陕北省财政印刷所的上级领导机关，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财政部最初只有两个人，财政部长艾楚南，工作人员张维培，负责会计出纳工作。当时虽然同时建立了陕北省苏维埃银行，但银行光有名称，没有机构和人员，银行的业务工作由财政部代理。印刷所建立时的地址，是在石油沟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大院下边的一个小院里。印刷所的领导人是张子贞，工作人员有崔德权、张定繁、郭洪绪、高季余、马亚雄、高万英、李青萍、马六孩等十来个人。因为人员少，分工不明显。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印刷所建立后，就着手印刷苏票。最早印刷的苏票有五种；一角、二角、一分、二分、五分。

苏票的图案设计人员是艾楚南，票面上的字是耿红军的，制版人员是永坪镇上的刻字工人李海棠。李海棠根据设计人员的要求，把苏票图案一刀一刀地刻在木版上，一张苏票的木版，就像一个印章。号码也是李海棠刻在木头上的，一个号码一个木章，从0到9，一共十个号码，要刻十个木章。在石油沟的后一个时期，买到了橡皮号码机，有七圈的和九圈的，每一圈都有从0到9十个号码，使用时拨一下出一个号码，有字头，共用五位数。此外，行长之章也是木刻的。（艾楚南　高万英）

最初的五种苏票都是单面印，只印正面，不印背面。开始印刷时，使用的是打延长时弄来的道林纸，印得很清楚，也很漂亮。一角和二角的尺寸一样，图案也一样，都有镰刀和斧头，颜色也一样，主色都是黑的。具体图案是：一张横版长方形钞票，四角是相同的面额数字，上边从右向左排的是“陕北省苏维埃银行”，左右两侧的中间是“镰刀和斧头”的党徽，下边两端是红色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之章”，下边中间是红色的五位数的号码。

一分、二分和五分与角票的图案不同。

印刷苏票的几道工序是：

第一，配色：把蓝色、紫色、黑色几种颜料，按照设计的色调要求，进行配合，然后加上白矾，用铜锅熬煮，熬煮一定时间，放在用棉垫当印泥的磁盘子里待用。不久，改用油墨印刷，就用煤油和油墨调好待用。

第二，印刷：用一只碗、一把刷子，把配合好的颜料，刷到木刻版上，然后把木版往放好的纸上一压，票子就印上了，印得很清楚，每人每天能印二百来张。印了一段时间，改用油墨，就用墨辊子往木版上滚油墨，然后双手往放好的纸上一压，就印上了。

第三，印四角戳：苏票的四角，有四个相同的面额数字，经过印刷工序后，再用木戳印上四角的面额数字。

第四，打行长之章：建立印刷所的初期，还没正式建立银行，但票印上“陕北省苏维埃银行”的字样，用木章打上“行长之章”或“经理之章”几个字。

第五，打号码：用手打号码，开始是打木刻的号码，后来有了橡皮号码，也是用手拨号，打一张用左手拨一次号码的个位，打完十张拨一下号码的十位，打到九十九，拨一下号码的百位。号码是五位数，打号码效率很低，而且号码坏了还要用胶水粘，粘一次用很长时间。

第六，点数：上述工序都完成后，专门有人对苏票进行点数，一百张一打儿，点清后捆捆，用纸条封好，盖上点数人的名章，上交财政部。然后，印刷所在财政部的领导下，组织崔德权、李青萍等几个同志到永坪镇等集市上做货币兑换工作。群众用银圆来兑换印刷所的各种钞票，一块银圆要换一百张一分的。因为初期印的数量有限，群众兑换还要有一定数量限制，不能一下兑换好多。陕北省苏维埃钞票发行后，很受群众欢迎，放到市场很快就流通开了。活跃了集市贸易，加快了商品流通，方便了群众生活，促进了陕北苏区生产的发展。

三、困难中发展

一九三五年十月，徐海东带领的二十五军解放了瓦窑堡，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从石油沟搬到瓦窑堡，印刷所也随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搬到瓦窑堡。省政府设在临街的一个大院子里，印刷所设在省政府对门的一个院子里。因为市场上对苏票很需要，印刷所搬到瓦窑堡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印刷工作。

这时，徐海东把二十五军、原来陕北的二十六军和新编的二十七军，合编成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任子华任军团政委。紧跟着在行政区划上就把陕甘的一部分、陕北及晋绥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改陕北省为陕甘晋省，钞票上“陕北省苏维埃银行”也改成了“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

随着市场需要货币量的增加，印刷所的人员不够用了。为适应增加货币印刷任务的需要，在瓦窑堡又调进来黄秋胜、刘守文、王慈、李应海、李生忠等五六个同志。这时印刷所的分工是：李生忠、高光成、刘明成三人裁纸或布，一百张一捆；赵寿山、郭金瑞、黄秋胜印刷；高万英、李应海、王慈打印行长之章、号码和点数、加封等。货币印刷出来，当天送到财政部交给张维培、郭洪绪，以后交给银行出纳处长曹根全。印刷的钞票，除了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的以外，又增加了一种五角的。印刷量增大了，用纸量也增大了，印了一个短时间，道林纸没有了，改用从陕北省贸易局找来的漂白布印。这时，一分、二分的停印了，只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的，印刷的颜色也改成油墨了。漂白布比起道林纸来，既不好裁切，又不好印刷，给生产造成很大困难。为了不影响苏票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大家想了很多克服困难的办法。如：调整油墨的稠度、加大印版的压力等等。印出的产品质量，虽然还是比不上道林纸上印得那样好，但基本上是清楚的。

印了一段时间，漂白布也没有了，又改用带毛毛的土布（老洋布）印，印刷工作就更困难了。印出的钞票发行后，老百姓放在口袋里掏来掏去，用不了几回就磨得看不出模样来了，群众就拿来兑换新的。银行收回的旧票，经过清点后销毁。

四、并入西北分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央机关住在了瓦窑堡，中央财政部和国民经济部就住在印刷所的那个院子里。财政部长（人民委员）林伯渠住一个窑洞，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住一个窑洞。过了几天，财政部长林伯渠带几个同志到印刷所开了个会，林伯渠在会上宣布印刷所划归中央财政部直接管辖，同时宣布贺子珍同志为印刷所所长，张子贞同志为副所长。这时，奉命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晋银行并入西北分行，银行地址在印刷所小院临街的房子里。林伯渠兼银行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兼会计科长。银行下面正式成立了货币兑换所。为了加强银行工作，把印刷所的高季余、张定繁等同志调到银行工作。同时，把朱华民等同志调到印刷所。这时印刷所增加到十几个人了。图案设计黄亚光，木版是瓦窑堡街上的刻字工人雕刻的。黄亚光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间，设计了一角、二角和一元、二元的几种大面额的西北分行的货币。除了二元的用漂白布印外，其余几种票子用白市布和稍厚一些的当地生产的单面土纸印。还是单面印，稍后一些时候，又设计印刷五元的。虽然还是用木刻版印刷，但由于设计得精细，印出后显得比原来的几种货币更漂亮了。一角、二角、一元、二元、五元的货币投入印刷后，停印了以前几种小面额货币。

印制工序仍然很简单，有裁纸、印刷、打行长之章、打号码、清点捆包。所用的工具有：几把裁刀、一块裁案、几块木刻版、几个行长、副行长木印、两副油印机、两个橡皮号码机。生产时，裁切的在炕上，印刷等工作的人在地上，用砖头支块木板当工作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印钞用的土布没有了，又改用瓦窑堡下川一个造纸厂专门为印钞造的马兰纸。也是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毛主席来到瓦窑堡，住在印刷所那个院子的一间小屋里。一天下午，贺子珍同志把高万英同志带到毛主席的住处，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过了一段时间，贺子珍同志调走了，张子贞同志病故了。一九三六年三、四月份，领导上派朱华民同志担任印刷所所长。为了加强技术力量，一九三六年二、三月，又把懂石印技术的李长彬、郭如意等同志调到印刷所。从此，就把一九三五年二、三月打延长时得到的一台石印机安装起来，又增加了一台铅字自动号码机。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用石印机印刷钞票，印的是二角和五分的，以后又印一元、二元、五元的。打号码的同志，又轻松又愉快，而且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这是陕北印钞质量的一次大提高。

时隔不久，上级派黄秋胜同志任印刷所所长（主任），这时的图案设计还是黄亚光同志，石印制版负责人是李长彬同志，印刷人员有刘守文、郭如意、高万英、郭金瑞、李胜忠、薛生义、霍生德等十几个同志。（高万英、王慈、李长彬）

五、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印刷所的工作和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同志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亲密无间。不要说印刷所的领导，就是中央财政部长林老、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行长曹菊如同志，也都非常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印刷所的工人、干部，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去直接找他们交谈。(www.xing528.com)

生产工作是很紧张的，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后出操、爬山，进行锻炼。早饭后就上班，各就各位，严肃认真，工作期间不准外出，不准闲谈。对生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认真对待。裁坏一张、印坏一张、打印打坏一张，都要一一登记，上交销毁。

每礼拜开一次党团生活会，每人都对一周的工作自我检查，然后听大家的批评。每个同志有意见，毫不客气地又很自然地发表出来，说好说坏毫不计较，人人把批评当作进步的武器。

那时没有戏剧、电影、电视、广播等等，但生活并不枯燥，俱乐部经常开展活动，搞得很活跃，每周唱两次革命歌曲，开一次周末晚会，出一次墙报。这些活动，把所有的人都吸引进去，大家说、大家唱、大家写，兴致勃勃。在紧张的生活工作之余，生活上充满着欢乐和愉快。（王慈）

六、艰苦奋斗

在陕北革命的艰苦年代里，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不仅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过着艰苦的生活，中央首长们也同样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

一九三六年初，陕北瓦窑堡一带，天气特别冷，身为中央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的林伯渠同志，住的屋子没有烤火的木炭，身上穿的一件粗毛大衣，也破得不像样子，冻得林老身上直打战。为了保暖御寒，林伯渠同志拿起针线缝补他那破大衣。那年他已五十多岁，眼睛看不见针鼻，就喊跟他住里外屋的李长彬同志来纫针，纫好以后，他老人家就一边用嘴哈气暖手，一边缝补起来。

生活虽然艰苦，但情绪非常乐观，也非常注重学习……

印刷所到杨家湾的第二天，毛主席、贺子珍同志去保安城路过杨家湾印刷所驻地，关心地询问了印刷苏票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对印刷所的同志们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对苏区的经济发展、货币交换起的作用是大的，你们支持了苏维埃政府，支持了苏区人民，支持了红军。最后，毛主席又给印刷所的同志们讲了形势，要求同志们把苏区的印钞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三六年八月，印刷所又奉命搬到保安城，仍和财政部、银行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在保安城郊区某地召开了欢迎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张国焘的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都讲了话，中心意思是认清形势，加强团结，战胜敌人。印刷所的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李长彬）

七、恢复生产，改善生活

初到杨家湾时，因为有人造谣说还要西迁到苏联去，有些同志思想很混乱。那时，天气炎热，水土不服，生活也很困难，很多人得病拉肚子，印刷所一无医、二无药，只好顿顿吃黄米饭和大蒜，一些同志的身体很弱。因此，在杨家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忙忙碌碌地解决吃饭、烧柴和一些同志的混乱思想问题，没有开机器生产。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印刷所奉命迁到保安县沙道子村，印刷所住在两孔大石窑洞里。由于进入初秋，生活有了改善，吃到了南瓜、豆角，有时还能吃到荞麦面和羊肉。生活有了改善，身体得到恢复，消除了思想混乱，对生产工作信心也足了。

在沙道子村住下来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印刷的是西北分行的二元券。因为和东北军搞统战搞得好，印二元券买到了八十磅的道林纸、石印油墨、半自动号码机、桃胶和翻版纸等原材料，正背面的印刷也比较讲究了，质量也像票子的样子了。（王慈）

八、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印刷所和财政部、银行一起，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迁到延安，后来因为敌人打炮弹，印刷所又从延安城里搬到清凉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形成了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把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领取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军饷三十多万元，财政部印刷所从此停止了货币的印刷工作。（高万英）

一九三七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一九三七年十月，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财政印刷所开始印刷陕甘宁边区的钞票。这时的财政印刷所，所长（主任）是朱华民，制版负责人是李长彬，印刷所工作人员有郭金瑞、赖际发、陈策、刘守文、李生忠、薛生义、赵子义等同志。（李长彬）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在清凉山成立了中央印刷厂，财政印刷所奉命合并到中央印刷厂石印部。

中央印刷厂直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后来改为中央发行部领导。中央印刷厂刚成立时的厂长祝志澄，副厂长朱华民，下设工务科、总务科、校对科、排字科、石印部、印刷部、装订部、机修部和铸字纸型组。

中央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三月刊的《新华报》，后来改为《解放日报》，还印刷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央文件和时事手册等。

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专责印刷边区钞票。石印部主任李长彬，设计制版负责人是高秉仁、高秉义。（李长彬）

九、光华商店代价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边区市场全部流通法币，而法币的主币居多，面额较大，辅币异常缺乏，找零极为不便，群众被迫以邮票代辅币使用。（《曹菊如文稿》33页）

一九三七年底，中央认为有成立一个公营商店的必要，办理内外贸易，解决边区的军需民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光华商店，划归边区银行领导，余建新任经理。随银行业务的发展，在一些重要地区均设立了光华商店分店。（《曹菊如文稿》32页）

光华商店成立不久，为了适应需要，便利市场交易，经边区政府批准，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曹菊如文稿》33页）

“光华商店代价券”，是中央印刷厂石印部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印刷的。中央印刷厂石印部主任是李长彬，设计制版是高秉仁，写字是高秉义，雕刻是商伯衡。

最早印的有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种，随后又印刷了七角五分的一种。光华商店代价券与法币同时流行市场，比价为一比一。（《曹菊如文稿》33页）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为其妥协投降做准备，在边区制造军事摩擦，并少拨按规定应拨的军事费用。边区政府为应付这一突然事变，决定以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名义，印制了面额一元的主币，在必要时发行。（《曹菊如文稿》33页）

随国共合作形势的日趋恶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战军民财政经济日益困难。国民党不但停止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而且还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战军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提出了“自力更生”的伟大口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银行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因此，一九四○年十月，以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为基础，又从各有关单位抽调了一部分技术骨干，建立了专门从事陕甘宁边区货币印制工作的光华印刷厂。

（五四一厂厂史编辑室：《厂史通讯》第12期，198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