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宣告成立，发行九十万元左右纸币

中央红军到瓦窑堡之前，那里已有一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所属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以下简称陕甘晋银行），并设了一个有十余人工作的印刷厂，用木板、手工印刷一角、二角和五角的票子。柜上只有李青萍、崔德全同志等三个工作人员。李青萍同志是代理主任兼管库，除发行与兑换外，无其他业务。

国家银行经过一年长征，文件、材料已大部焚毁。到达陕北的虽还有七个干部，但毛泽民同志调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钱希均、郭金水二同志随同调出。黄亚光同志调任中央财政部秘书长，任远志同志调中央财政部做税收工作（到延安后又调回银行）。留在银行工作的只剩曹根全同志和我二人。而很快就从社会上招来知识青年杨万盛等二人。

银行和中央财政部，同陕甘晋银行一起，同住在一家原是商店的房子里，我们立即会同进行筹备工作。十一月下旬，奉命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以下简称西北分行）。陕北省政府则决定撤销陕甘晋银行，并入西北分行。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西北分行行长，我为副行长，李青萍同志仍负责管库。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就宣告成立了。

印刷厂仍继续工作，停印陕甘晋银行的票子，改印西北分行的票子，首先就印票面较大的一元券。开始时用土制纸印刷，因纸质太差，不得已改用棉布印刷。当时财政困难，所印的票子多作财政透支，用于中央和陕北省政府及所属各县的经费开支。

当时，除机关往来存款等外，一般银行业务甚少。建立金库系统的条件不具备，只代理中央财政部直属金库。并帮助陕北省各县健全预算、决算、会计、报告等制度。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渡河东征。两个多月期间，军事上获得辉煌战果，政治上扩大了共产党红军的影响。五月初胜利撤回河西。财政上除红军给养得到补充外，送交西北分行经收，缴纳财政的元宝、银圆、银币等颇多。还有山西省银行和晋绥铁路银行的纸币（只因阎锡山限制流通，山西省市面上法币甚少）。这些缴获，对后方财政是不少帮助。

红军撤回河西后，不久又西征甘肃、宁夏边境。国民党军乘虚进攻瓦窑堡。我们党政机关于七月间，有计划地从容向保安（即今志丹县）转移。在进入延安前，中央领导机关就设在保安县城。

保安经济不发达，城市冷落，人口、住宅、商店都很少。银行和财政部同住一家商店，门口营业用的铺面，国民党军队不久前曾在那儿关过马，遍地积了一层马粪，我们全体动手，花了很大功夫，才打扫冲洗干净。办公用的桌椅都没有，买不到材料，也找不到泥木工。又是自己动手，找来砖头，两头垒起来，中间架上一条木板，高的算是办公桌，矮的就作为板凳，一张可坐两三人。我们就这样办了好几个月公，直到离开保安。

东征后，我们有了石印机和道林纸，在距保安城一段路的两孔石窑里，设了印刷厂。印刷条件较好了，票子印得较好看了，印出的数量较多了。同时，国家收入更少了，财政更困难了，需要发行票子也就更多了。到离开保安止，前后发行西北分行纸币，包括已逐渐收回的陕甘晋银行的票子在内，大约九十万元左右。(www.xing528.com)

纸币发行得多了，如何使机关和群众能买到东西，却成为问题。保安城内连一家能去白区进货的商店也没有。白区商人受反动宣传，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开始无人敢来，后来有个别胆子大些的商人，从延安运点东西来试探之后，接着来的就稍多了，但都是中、小商人，较大的商人，始终没敢来。银行设了一个营业部，一面收购商人运来的货物，一面将货物配售给机关和卖给群众。但货源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同时，可以向商人买货的现款，也不充裕。总之，这一时期的物资，特别是从白区来的工业品是困难的。银行营业部的商品，对机关是配售，对群众是限量平价出售（如每人只许买廿支纱宽面布七尺，相当于一件上衣的材料）。银行营业部的定价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用西北分行的纸币向农民买农产品，就显得不断上涨。因群众票子多了，不能在限量以外买到平价的东西。我们初到保安时，一元钱可买到一只羊，到了将离开保安时，一元钱只能买到一副羊下水。

在瓦窑堡时，用木板印票子的印刷厂，在转移保安前夕，就结束了，干部调做银行业务工作。于是银行已有一个较强的班子，其中如李青萍、崔德全、张定繁、王慈、周崇德、任楚轩、杨万盛等同志，不但是后来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骨干，全国解放后，还是西北各省人民银行的骨干。

双十二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让出了两个县，中央决定党政机关迁住延安。银行为了一到延安就能继续营业，不使间断，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工作，把一九三六年度的账完全结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早，眯着眼睛，怀着兴奋的心情上路，两天就进了延安城。

延安虽是小城市，但各种条件要比保安强得多了。银行仍和中央财政部同住一家颇大的商店，门面比较大，银行也就有了一个较宽绰的营业室。银行业务也较多了，为了准备银行在全区的发展，还举办了两期训练班。

到延安后，决定收回苏票（群众叫西北分行的纸币为苏票）。苏票与法币的比值，照物价衡量，约为六比一。但银行没有公布这个比值，也不用法币兑回苏票，而是设立了一个营业部，所有商品都按六比一的比值标价，专收苏票。还派干部用牲口驮着群众适用的东西，到路远人稀的地方去收回苏票，得到群众对共产党负责到底精神的赞扬。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中华苏维埃政府自动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虽尚未公开宣布改称八路军，但已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曹根全同志被调往西安办事处当会计，开始是接收上海来的国际捐助等款，八月以后是领取和分发军饷款。除送款回银行外，还采购部分物资，作银行收回苏票之用。

“七·七”事变后，红军于八月改编为八路军。有关边区问题，已在协商中。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银行即将改变新的名称。

（《曹菊如同志回忆西北分行》，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