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皆有的斗蟋蟀游戏现象及历史发展

蟋蟀，又名秋虫、促织、趋织，俗称“蛐蛐”。蛐蛐，原本是一种不起眼的小虫。然而，曾几何时，小小的蟋蟀，竟弄到倾国倾城的地步。

两只正在搏斗的“蛐蛐”

南宋贾似道，身为主管军事的同平章军国事，敌人大军压境，仍充耳不闻，一心在家斗蛐蛐，留下千古臭名。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蟋蟀，“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皇上要斗蛐蛐，害得民间百姓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搭上性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据此写出短篇小说《促织》读来令人扼腕，令人深思。

玩蟋蟀发展到今天，也有了古时不可比拟的规模和气派，虽然已不至于倾城倾国，让人丢掉性命，但为这区区小虫梦萦魂牵、如醉如痴者还是大有人在。一九九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上海市体育宫看台后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人们屏住气息，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一个闭路电视大屏幕。你别以为这是在转播什么文艺晚会的实况，其实，转播现场两台摄像机对准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透明有机玻璃盆内两只剑拔弩张的蟋蟀。原来，这里是在实况转播上海队对徐州队的蟋蟀大战，而观看者全是标准的“蟋蟀迷”，否则谁会掏十元钱来买入场券呢？

为了满足众多蟋蟀爱好者的要求，上海市某识虫高手应某蟋蟀学会之聘，开办蟋蟀讲座，门票四元一张。开讲那天，听众如云，自行车、摩托车沿马路排了六七十米长，真可谓盛况空前。

斗蟋蟀作为一种民间游戏，大约开始于唐代。《负暄录》说：“斗虫之戏，始于天宝”。据五代时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养蟋蟀之习，先从宫廷中开始。一到秋季，宫中妃妾，都用金丝编成的小笼子捉蟋蟀，然后关在笼子里，放在枕头边，专等到晚上听蟋蟀的鸣叫声。

后来，民间老百姓也仿效宫中，玩起了蟋蟀。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斗蟋蟀之风已盛行朝野。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都城临安 (今杭州 )城里，已有专门出售蟋蟀和蟋蟀罐的“小经纪”人了。

明清两代，斗蟋蟀之风达到鼎盛。明宣宗朱瞻基尊为皇帝，却“最娴此戏”，曾密诏地方进贡一千只蟋蟀，一时间蟋蟀比人命还值钱。清代宫廷沿袭明朝宫廷玩好之风，上至皇帝，下至妃嫔、太监，都喜欢养蛐蛐、斗蛐蛐，宫廷如此，民间也如此。(www.xing528.com)

清代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中说：“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以市易之”。到光绪年间，北京城里以顺治门外为斗蟋蟀的常设之场，周围形成了一些养蟋蟀、卖蟋蟀的专业户。从南宋到明清，还出现了不少记述养斗蟋蟀之经验的专书。

养蟋蟀要用罐，也称“盆”，斗蟋蟀也要用罐，斗罐大，养罐小。这些蟋蟀罐有的出自宫廷，工艺制作极为考究、精细。明清两代，蟋蟀罐有官窑、私窑两种，官窑以宣德窑最为珍贵，专供宫中用，这种蟋蟀罐到明代末期万历年间已被视为珍宝。宋朝的宣和盆就更为罕见。所以，民间素有“好虫可得，古盆难觅”之说。

蟋蟀种类很多，据贾似道的《促织经》介绍，有十多种之多。蟋蟀的品位也有高下之分，这大体可以从颜色上区分。一般来说“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还有的说，与蜈蚣和蛇在一起的蟋蟀，必定勇猛善斗。在一九九一年上海的蟋蟀市场上，蟋蟀大致分为四个品级：上品之虫极难遇到，价格波动很大，一两百元一只很平常，八百上千的也有所闻；中品之虫几十元至上百元；下品之虫几元一只；不入品的草种，几毛钱就可买得到。

斗蟋蟀，在明末清初遍及全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有专门的开斗场。开场时，虫迷纷纷云集，摩拳擦掌，准备一搏。开斗也有规矩，开斗前，先登记编号，交少许钱，然后称蟋蟀的重量，就像拳击比赛一样按重量分组，过秤后罐上贴封条，标明第几号几厘几。

开斗时，按分组两只一对，放入斗罐中，罐中有栅将“斗士”分开，入罐时各据一边。监场人喊“开栅”后，栅提起，两边主人各以蟋蟀草引逗蟋蟀，让它们“开咬”。两虫相斗，有时几十回合不分胜负，有时一战便定胜负。胜者得赏，许多场合就此演变为“斗赌”。

养蟋蟀、斗蟋蟀，若是变成一种赌博，那是完全不足取的。青少年朋友应珍惜青春大好时光，千万不可玩物丧志，更不可陷于赌博恶习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