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权是国家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

国家治权，是国家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又称“政府权”。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和使用治权。辛亥革命后，他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监察二权，试图建立一种“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制度。

国家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治权的基础，而治权则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只有国家对领土拥有主权，政府才能对其享有治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的顾问已钻进了清政府衙门，甚至站在了公堂之上，控制着旧中国的立法权、司法权。清朝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人丧失了自己治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拥有治理国家的立法权，以人民政府的作用拥有治理国家的行政权，以人民法院、检察院的途径拥有治理国家的司法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等一切事务，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都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治理的。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捍卫国家的治权，党和政府敢于面对世界霸权主义国家说不，敢于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手中收回我们对香港的治权。(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同时，就香港的治权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使英方承认香港的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82年9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就香港问题的立场是争取香港的主权，确保对香港的治权。但在香港主权已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撒切尔夫人在对香港治权的问题上则显得极为坚定。在中英政府首脑第二轮会谈中，以对香港贡献为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图谋。其后在与邓小平同志的会谈中，以委婉的方式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但得到的都是直接地回答“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并不是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中国既然要收回香港，就要把它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但香港现行的许多制度还是可以保留的。”撒切尔夫人以主权换治权的算盘打错了，到头来两手空空，不得不承认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但是，殖民主义思想不死，撒切尔夫人及英国政府并不甘心在香港问题上放弃治权，也就有尔后的漫长会谈和种种麻烦。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大谈三个条约和对香港岛、九龙的永久统治权。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1982年9月30日重申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决心，并将收回主权改为收回领土。英国政府在名义上让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却企图继续维持对香港的统治。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香港主权和治权都要收回。中国在制定关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12条基本方针后，制定的谈判策略是先谈香港治权，治权解决，主权迎刃而解，谈判日期要限在1984年9月，不能由英国人拖下去。这种谈判策略，特别是谈判最后日期设限的方法，令英方难以招架。因为任凭英方如何拖、磨，到时间不能谈判解决时，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

中英围绕主权与治权的问题，在谈判桌上短兵相接。1983年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第一轮会谈、7月25日第二轮会谈、8月2日第三轮会谈、9月22日第四轮会谈如期举行。但在第四轮会谈尚未结束之际，撒切尔夫人告诉美国记者：“香港本应该像新加坡一样独立。”紧接着9月24日港币大幅度贬值，香港出现抢购风，港英政府袖手旁观，说明英国政府改打“经济牌”，增加谈判筹码。在香港经济波动前后，英国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并且在有些公司准备从香港撤走时，美国人马丁却动员了大批美国公司到香港投资，中国也开始在香港筹建私人公司。这足以使撒切尔夫人痛心，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中间几经波折，但到了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经过24轮会谈后，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政府从文字上承认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归还中国，但其殖民主义的余音未断，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宣布政改方案、香港国际机场工程等，企图破坏香港的繁荣，控制1997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使中国对香港的治权减弱。中国政府在“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的方针下，聘请港人制定香港基本法，组建驻港部队，民主选举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选举组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委员会。尽管这些都是在港英政府不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却有利于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