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模式意图体现高中教育的选择性，学生可以打破文理界线，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学科当中，选择三个学科，有二十种组合，为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设计出了更为广阔的科目组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真的能如顶层设计者的设想，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喜欢什么学什么，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会群体性迸发，一个个钱学森、华罗庚、陈景润，屠呦呦会脱颖而出。然而学生选择的事实与设计的初衷一开始就出现偏差。上海模式中，六科选三科，有两科是在高二年级进行等级考（地理、生物），2017届第一年新高考，先把地理一个科目放在了高二考，在4．3万参加秋考的考生中，有33900人选考了地理，占总考生数的78%，2018届有大量的学生选择在高二把生物和地理考掉，家长和学生几乎同时采取了结构性应对的方式（田忌赛马），我在高二考完两科等级考，然后去主攻大分值的语数外学科，我用三加一去对付你三加三，以逸待劳，错位应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可是丢了芝麻捡西瓜，什么兴趣爱好，什么个性特长，对大部分考生来说，考上相对好一点的大学才是硬道理，我上我的好大学，你去发展你的个性特长吧。相对好一点的大学，有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有好的资源，更高的发展平台，到时候我再去发展兴趣、爱好和特长。于是，学什么的问题在家长和学生心中退到了第二位，选择性逐渐演变为功利性。
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在中学的科学科目中，物理学科原来是一些男孩子的最爱，在传统高考中一般有7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物理学科，学生基本的科学素质，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源于物理学科。更诱人的是在2017年北大、清华零志愿批次中46个计划招生数中有43个要求物理成绩，占比为93．48%，排在第二位的化学，占比为41．3%，物理比化学高出了52．18%。此外，在上海学生最爱的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批次中，选物理科目可以报考所有的专业，而排在第二位的化学，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6．73%，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的大学都是上海的一流大学，尤其是复旦、交大，有80%～90%的学生从这一渠道招收，比如复旦，留给秋考裸考招收的人数只有24名。就是在上海的普通本科批次中，物理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招生计划数，占比达到99．92%，如果选报了物理学科，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几乎可以通吃。然而，在首先进行试点的浙江、上海，选考物理的比例分别为38%和30%，据统计，在浙江30多万考生中，2017届选报物理学科的8．9万，2018届选报物理学科的6万多，2019届选报物理学科的只有3万多，在中国基础教育史上，物理第一次成了冷门，物理老师大量多余出来，高校招生偏重物理，大部分考生却选择了避开物理，原因很简单，就是学霸全在物理学科，据统计，按照5%的比例计算，2017年高考，上海18600人选报物理的学生中，A+的900人中，有600人在华师大二附中和上海中学，剩下的300人被“八大金刚”以及56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瓜分。另据统计A+和A的15%当中，四大名校，即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交大附中占了12．8个百分点，其他学校所有的学生去分另外的2．2个百分点。
我们选择四大名校之一的交大附中为例，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选报物理的A以上50%，A+25%，选择化学的A以上80%，A+50%，其他学科A以上70%～80%，A+50%。交大附中的学生，中考录取时，基本上是全市前3%的同学，本身都是学霸，但就是这些学霸，一些人对物理也望而却步，2018届选报物理的考生由2017届的330人降到了250人，而400人中有390人选报了地理。
现实的情况是2017高考成绩公布后，全市一大批学生，包括优秀生从物理学科中逃跑，放弃心中最爱，转投其他学科，学生心中有多无奈，多痛苦，但是，谁也不愿意以卵击石，选择再重要也不能选择E（等级考零分），谁也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即开始就意味着结束，一开始就几乎注定选择了一个失败的结果。再蠢再笨也不至如此吧，如果物理“大逃亡”是真实情况，那么物理学科就真的成了学霸之间的高手对决，规则可不管你是否学霸，宰你没商量，照样砍你十一刀，砍出十个等第每等3分，原始分100分的物理卷子，完全有可能你考了80分，最后却是E，在等级考中就是零分，这简直就是“六月飞雪的窦娥冤”。
作为资深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对此发出了警告：科学教育不容乐观，与太早确定孩子未来有关！杨院士说：“从物理科学的角度看物理学研究是所有物质最基本的运动规律，因此是最基础的学科。所以我们讨论科学教育，要从物理出发是有其合理性的”。“当前我们的科学教育，尤其是物理教育，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我历来认为，中学生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的老师数量和工作量应该是不变的。结果现在我才知道并非如此，现在，某些中学生，居然因为高考分科的权重设置问题而导致物理老师没事干。这在我看来，是极为奇怪的一件事，我认为有很多做法需要反思”。
“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问题的出现，跟中学过早让学生确定未来方向有关”。“我认为，中学教育的目的，培养学生目标应该是：今后不管他干什么，或者不管学什么都必须具备基本思维方式和知识要求”。“我认为，对中学的学科教育设计，应该有深入的思考，并非学分制，选课制度就代表了现代的、科学的中学制度。到底哪个层面上才有必要进行选课和实行学分制，这个需要认真仔细地考虑。我认为，对中学生所需的基本素养的培养是可以界定的，在界定之内的内容是不应该选择的，只有课外的兴趣教学活动才是可以选择的。因此，中学不应有那么多的选修课，中学基础课老师不应出现忙闲不均。”
记者的调查佐证了杨院士关于物理作为中学基础性学科的论述，近几十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的学科出身如下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的人超过80%的人不是学生物的出身。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概有超过60%，近70%的人本科不是学化学的。
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中只有18%的人本科不是学物理的。
中学物理，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基础学科，也是最重要的学科，举例说，2016年浙江省选理科的学生占63%，新高考第一年，选物理的直接减少了一半还多，到2019年，选择物理的仅有十分之一！上海2017年4．3万人参加秋考，选报物理的仅仅18600人，而选报地理的33900人，据说2018年又有大批学生从物理科目逃掉，专家和有识之士忧虑，整个社会忧虑，改革中发现了问题，充分调研后一定要及时调整，讳疾忌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忧虑一：选择可能被功利化为一个伪命题。
这已经有前车之鉴，当年广东试行3+X+综合的高考模式试验，x科为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理论上可以自由多选多考，也是为了提高选择性，实施三年后，变成了3+1+综合，没有人蠢到再多选择一科来增加负担，增加竞争中失败的机会，最后改革草草收场。在中国现有发展阶段，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以及中国人对教育的群体态度下，任何良好的愿望，美好的设计都可能被异化，这是改革者必须估计到并努力回避的，最好的纠正方法就是制度纠正，考试方式纠正。我们可能认为，只要给了学生机会，给了学生选择的权利，学生就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来选择，殊不知，比选择更强大的凶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学生的头顶，高考努力上更好的大学，这个指挥棒远远高于你给学生的所谓选择权，选择必须屈从于上好大学这个命运主题，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规避风险，可以田忌赛马、以策略和技巧取胜，必然成为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现实选择，毕竟高考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我考上重点名校，你为培养兴趣，却考了一个一般学校，或许你更有发展潜力，但是潜力可能几十年以后才能显现，而实实在在的现实是，我有了比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有了更高的平台，同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当选择不再作为考虑的重点，甚至可以忽略，当很多对学生发展更重要的学科选择的学生却少得可怜，当选择被扭曲为功利化的趋利避害；当选择打乱中学教育通识性这个根本；当选择不是设计者，最初的愿望提高选择能力，培养兴趣爱好，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学生的最大潜能，选择就事实上被功利化为一个伪命题。
一种新制度新政策，在实施中被异化时我们要特别小心，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采取的措施项项击中时弊和问题要害，却因为用人不当、考虑不周、贪污盛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现象而被反对派抓到机会推翻、否定、废除。所以不要去抱怨学校、家长、学生的功利，这只是一个果，原因肯定是设计本身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做改进。(www.xing528.com)
忧虑二，分层走班真的适合所有学校吗？
与选择配套的一项大举措是分层走班。分层走班的好处不言自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去学习，比如北京市十一学校，生源很好，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有50到60人，学生自控力主动性没有问题，这个学校取消了行政班，数学分了五层，英语分了三层，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课表，从走班中学生学会了选择，学会了自主自立，选择了恰当的难度和学法，半个多世纪前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概念，即学生的原有基础与学生发展可能性之间，是学习和教学的最佳区域。北京市十一学校为每个学生每个学科都找到了更贴近这个区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所以十一学校的学生无疑是幸运的，北京市十一学校也是幸运的，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何况是个教育家型的校长呢？十一学校不仅高考成绩逐年提高，而且各级各类竞赛频频获奖，学生的综合素养高不仅国内知名，而且其诚信度得到了世界名校的认可。李希贵校长，从高密四中一个乡镇学校走出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教育奇迹，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
十一学校的方式适合所有学校吗？分层走班，首要的条件是师资水平高，教师要充足，十一学校有40多个博士生，一大批名师且数量充足，一个年级同时上数学课，每班一个数学老师，一般的学校现有的人员编制，是绝对办不到的，对于一些中下层学校说改革实施后师资奇缺，而且缺什么老师，走什么老师，很难分层和走班。其次，走班制对学生素质要求高，要有很强的自控力、自觉性、主动性，走班的最大问题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老师不了解学生，不能与学生有更多接触、引导、沟通和交流，学生也常常找不到老师，同时行政班的取消，不利于学生的归属感，不利于团结协作的凝聚力形成，甚至不利于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需要科学论证，就是绝大部分学生从根本上来说就不该分层走班。杨振宁先生学贯中西，他对中美教育的比较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美国的教育适合前30%的学生，注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太关注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实这部分学生也没有必要学习太多知识，因为聪明，需要时他随时可以通过自学补充上去。中国的教育适合后70%的学生，它使大部分同学掌握了系统而扎实的知识，把整个教育的底部抬高。接着他总结说，最好的教育应该是中国与美国教育优点的结合。
北京十一学校的学生，无疑属于前5%，所以适合分层走班，走班后的学生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既解决了学什么的问题（选择性），又解决了怎么学的问题（主动性和创造性）。北京市十一学校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发挥着引领辐射作用，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
然而，北京市十一学校的模式，即分层走班，打破行政班的模式，适合所有学校吗？
这里我就想谈谈上海，上海有那么一两所市示范高中，也取消了行政班，也实行了分层走班，也曾经到处推广先进经验，但是喧嚣之后是沉寂，为什么？说实话没有走出效果来，高考成绩越走越低，竞赛成绩缺乏亮点，就连在最能发挥学校优势的综合素质评价招生中，被录取的学生也是寥若晨星，为什么？学了皮毛没有学到灵魂，这也应了那句话，名校不可复制，问题的关键是名校的模式不可复制，那么能够推广吗？应该推广到全国的每一所学校吗？
这里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学什么重要还是怎么学重要，对于很多习惯养成差的同学来说，对于后70%的同学来说，保留行政班还是取消行政班对学生的发展更有利？
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杜郎口，杜郎口显然把重点放在了怎么学上，我把杜郎口的教学归结为“四会”。
讲会，首先是预习展示，学生把学会的东西讲出来，能把学会的东西流畅地，逻辑严密地，甚至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比听会是高一层次的思维；其次是争会，个人预习没有解决的问题由学生讨论争论中解决，学生在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相互激励中学会，思维又高了一个层次；第三是教会，先会的教不会的，教会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是高层次的思维；最后是练会，当堂在小黑板上做作业，学生互相批改，老师点评，立即纠正，实际上在课堂上不仅完成了训练，而且进行了变式跟进式训练。学生学习常常是一听就会，一做就错，说明会做并且做对是更高层次的思维。上述四会，每一会都比听会思维水平高，课堂的思维能力培养的“四高”，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越学越聪明，越学越可能产生高阶思维，高阶思维是创造的源泉。
杜郎口没有在选择性上下功夫，而是在怎么学上花力气，他们没有那么高大上，没有大谈特谈校长和教师的课程领导力，没有在选择上花力气，而是把所有的精力关注到一个焦点上，让学生主动起来互动起来，也就是关注在怎么学上，致力于达成“我要学我爱学”的境界，杜郎口的学生是农村孩子，原来24个乡镇，教学成绩是倒数第一或第二，现在他们的成绩是正数前三名，在教育史上能说杜郎口在培养人才方面不如北京市十一学校吗？在操作上，他们的模式能互换吗？那么我们是学十一学校呢？还是学杜郎口？还是做回自己？问题回归到原点，是所有的高中学校都要取消行政班，都要实行分层走班吗？北京市十一学校的模式是拯救中国高中教育的万能良药吗？
恐怕，对于大多数中等和中等以下的高中学校来说，稳定更重要，良好的习惯养成更重要，规范更重要，怎么学更重要，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更重要，不能自觉学，自控力不够，不能主动学，对学习没有兴趣，没有信心，没有恒心，哪里还能主动选择？哪里还会主动选择？哪里有可能去选择？对于部分学校首先解决好怎么学，再去选择学什么，恐怕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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