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移植格言与历史哲学家的共识

有趣的是，尽管文化背景和哲学立场各不相同，但在20世纪，非德国历史哲学家塑造的兰克形象与新康德主义者的兰克形象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其他欧美历史哲学家直接移植了新康德主义者的兰克形象。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对19世纪德国史学熟稔却颇有微词，其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1915）和《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1938）都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回应德国同行的成果。^[31]遗憾的是，他所塑造的兰克形象依然是实证主义的。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中，克罗齐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出发，展开了对兰克的批评：

在兰克的首部著作中，他用犀利的讽刺口吻申明，他毫无能力关注历史肩负的重任，去判断过去和为未来教育现在，但只感到能够不断地证明“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状况；他在其全部著作中，竭力遵循这一方法，从而获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声誉，他甚至为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撰写历史，这本书在所有天主教国家都受到欢迎，而他却是个路德派，并且终身是路德派。他登峰造极的是，作为德国人，写出不让法国人生气的法国史。他是杰出的天才，在暗礁之间游刃有余，从未暴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从不迫使自己直截了当地解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贴近使用的概念……^[32]

克罗齐经历过数次大战，为了协调书斋史学与残酷现实的关系，他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此命题试图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古典古代的史学传统，让历史学走出书斋，对现实发表议论。克罗齐对兰克的批评显然不同于新康德主义者对兰克的纯理论批评，他更在意兰克在现实面前的退缩和不作为。在他看来，需要坚守某种价值的时候却严守客观和中立，无异于对历史的犯罪。

在数年后出版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克罗齐依然认为兰克撰写历史的唯一目的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33]他没想到，兰克由古典语文学转向历史学，成为研究欧美近代史的学者，正是肇因于19世纪初欧洲的混乱局势。为此，与其说兰克在逃避现实，还不如说克罗齐曲解了兰克。

尽管克罗齐同样以片面的眼光看待兰克，但与新康德主义者相比，他塑造的兰克形象要丰满得多。克罗齐既了解兰克同时追求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又了解兰克的政治和宗教立场，但他从“历史与哲学同一”的观点出发，武断地认为，背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兰克没有问题意识，最终沦为实证主义者。

曼德尔鲍姆在《历史知识问题：答相对主义》（1938）的导论中指出，人们不必赞同文德尔班、西美尔和李凯尔特的观点，但在阐释“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时，他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并无不同，他写道：“化学家的工作方式是实验性的，他以对事件所作的可控制的观察为依据；历史学家的方法却是描述性的，他试图对特定的、不受控制的、实际发生的事件做出描述：用兰克的话来说，‘如其实际所是’（how it actually happened）地描述。”^[34]

在曼德尔鲍姆眼中，兰克的核心思想是“如其实际所是”地描述历史事件。与此相对应，那些反对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并且无法为历史学的客观性提供理论奠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则被曼德尔鲍姆视为相对主义者，如思想家克罗齐、狄尔泰和曼海姆，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在曼德尔鲍姆看来，他们被视为相对主义者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不可能掌握全部的材料，而需要对其进行选择，而在选择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必然渗入个人的价值判断，从而违背历史学的“客观性”。与这些相对主义者不同，新康德主义者都赞同“选择原则”，并将其作为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之一以及历史学的客观性的保障。

柯林武德塑造的兰克形象也与真实的兰克相去甚远。在其历史哲学论著中，直接论及“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地方有两处。柯林武德曾在《历史哲学讲稿》（1926）中指出：

这两方面的任务都无穷无尽，因此，当历史学家说“Ich will nur sagen wie es eigentlich geschehen ist”——（引用兰克的名言）我只是如实直书——他只是许下了一个他永远也无法兑现的诺言：除非事实上will（德语）一词不是暗指一种承诺，而是一种愿望——不是“我将”，而是“我想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短句是在陈述一个观念，而且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观念。因为很显然，无论历史学家工作多么长时间，他都永远到不了能够说这句话的地步——“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并已经用尽了一切方法彻底解释了它”。历史被看作是有关过去事实的知识，它是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有些历史研究者相信，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能够发现过去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schehen ist）……^[35]

在《历史的观念》（1946）中，柯林武德将兰克史学置于“实证主义”的框架下，并认为包括兰克在内的德国史学家只满足于发现和陈述事实：

孔德的社会学的主张就被更有才能的和更诚恳的历史学家们悄悄地抛弃到一旁：他们终于认为，发现和陈述事实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够了，用兰克的名言来说就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36]

在早期的《历史哲学讲稿》中，柯林武德并未准确引述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中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后期的《历史的观念》中，他的引述则是正确的。在柯林武德看来，兰克只不过是一个“朴素的实在论者”，他追求的无非是穷尽史料，并在此基础上陈述事实，这就是柯林武德定义的兰克式“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y）。^[37]

奥克肖特的历史哲学论著除了《经验及其模式》（1933），还包括《论历史及其他论文》（1983）和《历史是什么》（2003）。在《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中，奥克肖特也曾论及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历史学家根据迂回曲折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事件并“如其实际交织那样”（as it was actually‘woven’）来展示历史事件，由此来完成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这或许是进一步探究我所谓的“自律的情境认同”的开端。……要理解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情境，不仅仅要增加我们对发生的事情的情境理解；这种理解将是对发生的事情激进的“修正”^[38]。

为了阐明问题，奥克肖特在注释中对“as it was actually‘woven’”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这是兰克式的术语，除非它被用来暗指像编织人类命运的‘命运女神’那样的编织者，否则它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兰克用各种表达来指代通过历史研究来探究的东西，其中被最频繁引用的表达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暗指历史学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只试图理解发生的事情。但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可以与其他不同指向的表达，如was eigentlich geschehen ist搭配。也许这两种表达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这样来表达（非兰克的表达）：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zustande gekommen ist。^[39]

奥克肖特在批评兰克的史学观念时指出，“理解”（understand）是历史学家对情境认同的“改造”（transformation）或“修正”（revision），这就意味看，“理解”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就此而言，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依然被奥克肖特理解为一种“反映论”。奥克肖特的观点与前述李凯尔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强调了历史认识是“改造”而非“反映”的关系。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1951）中区分了“有意义的叙述”（significant narrative）与“朴素的叙述”（plain narrative），他认为仅有“朴素的叙述”还不够，还需要“有意义的叙述”，历史学家除了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还需要解释它们为什么发生。^[40]在沃尔什那里，兰克的“wie eseigentlich gewesen”（英译preciselywhathappened）被简单等同为“朴素的叙述”。

阿瑟·丹托在《叙述与认识》中批驳了沃尔什关于“有意义的叙述”与“朴素的叙述”的区分，顺带表达了他对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理解。丹托写道：“当我说‘告诉我全部的故事，不要有遗漏’时，我应该……被理解为：不要遗漏有意义的事情：一切属于我想要知道的故事的情况。这当然就是兰克想说的主要意思。”^[41]在这里，兰克也被丹托理解为一个只求穷尽全部史料的历史学家。

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1964）中探讨“历史的客观性”时声称：

在这一章，我们将转向另一个问题，它促使我们离开纯粹的解释问题，去考察历史学家的其他任务。这个问题是：在什么范围里，历史学家能够合法地宣称他们独自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真理”；用人们经常摘录兰克的话说，他们是否能要求“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英译exactly as itwas）地重构过去。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人我们再一次称之为“实证主义者”——或者也可以称作“客观主义者”。否认这种可能性的人我们按惯例称之为“相对主义者”。^[42]

不管是沃尔什还是阿瑟·丹托和威廉·德雷，都将兰克理解为妄图叙述全部事实并为此忽略了史实选择的历史学家。他们既难以接受他们眼中的兰克（选择史实是不必要的），又难以接受新康德主义者的观念论（选择史实是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之一），于是对选择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的作用不置可否。

兰克的形象在法国历史哲学中也是类似的。在雷蒙·阿隆、亨利-伊雷内·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那里，兰克的史学思想同样被简化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阿隆在《历史意识的维度》中讨论“历史科学”的兴起时引述了兰克：

历史科学是在对抗过去的想象性的歪曲中开始的（有没有必要指出这是一个辩证的系列而不是一种实际的连续性呢？）。人们使用了一些最严密的技术建立或重塑事件，人们确定年代，人们把神话本身和各种传说作为对象，以便发现流传的渊源，并且从那儿找出产生这种神话、传说的事故，简言之，用兰克的一句极为著名的话来说，历史学家最高的愿望，在于知道和设法知道：wie es geschehen ist——它是怎样发生的。完全的真实，是他的最后的目标，他的唯一的目标。^[43]

阿隆认为，兰克的“wie eseigentlich gewesen”代表了史学的最高理想，即求真。与柯林武德一样，他的引述是错误的，而马鲁的引述则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真正地存活过的过去”，这种人类进化，并不是历史；历史并不像前康德的认识论设想的那样是对这种进化的复制。当其在历史学家心灵中再次复活时，人类的过去变成了别的东西，它依赖于另外一种存在模式。在分析历史的性质时，人们过分滥用了兰克或米什莱的著名公式，也即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如其实际所是），米什莱的résurrection intégrale du passé（完整地复活过去）。当这些短语被置于其语境中来解读时，而不是像一枚硬币被传来递去（它在每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稍多一些的磨损）时，意义要丰富得多。^[44]

仅就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理解而论，马鲁要远胜于雷蒙·阿隆，他注意到了美国学者劳厄（Theodore H.von Laue）关于兰克早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在该研究中，劳厄看到了兰克这句格言所体现的历史书写的艺术性。

与马鲁相比，20世纪其他欧美历史哲学家几乎未曾关注过兰克的相关研究，即使这些研究早已推翻了他们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理解。他们固执己见，认为兰克是以不进行史实选择来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的历史学家。

总之，在“wie eseigentlich gewesen”被格言化的漫长过程中，除了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和新康德主义者，20世纪其他欧美历史哲学家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格言化也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注释】

[1]伊格尔斯：《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何兆武、黄巨兴译，载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8—279页。伊格尔斯关于兰克形象的论述，还可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 G.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73，pp.xi-lxxi；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Georg G.Iggers，New York：Routledge，2011，pp.xixlv.

[2]伊格尔斯在此后撰写的《德国的历史观》（1968）中尤为强调兰克的观念论形象。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3]伊格尔斯提到了狄尔泰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塑造的兰克形象。狄尔泰并不属于新康德主义者，他对兰克及其代表的德国史学相当了解，他塑造的兰克形象与新康德主义者的兰克形象有本质的区别。狄尔泰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可参见Wilhelm Dilthey，“Reminiscences on Historic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trans.by Patricia Van Tuyl，in Dilthey，Hermeneutic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udolf A.Makkreel and Frithjof Rodi，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388—389。狄尔泰对兰克的理解极其深刻：“兰克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安静、稳健、轻松地观察到‘不为人知的历史世界’……兰克以诗人的态度面对历史世界，极其敏锐地感受和表达出命运、生活的悲剧、世界的全部光彩和行动者的伟大自信……这位天生的艺术家渴望叙述各种事件的广大感性领域……尽管兰克的著作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它们主要是在反对黑格尔的观点。他发展出各种纯粹历史学的方法，从而将无穷的事件引入一个客观的历史关联体，而不是将其塞进历史哲学的框架。他的历史学的最鲜明特征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想要如实地（wie sie ist）把握实在。那种足以在精神科学中创造出历史世界的系统的实在感充满他的著作。历史学家经常想要对生活中的斗争表示出自己的态度，从而直接影响生活。兰克与此不同，然而却最成功地表现出这门客观科学的特征。只有首先不理会当下的事物，并且使自己站到自由的客观科学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影响当下的事物。这一目标也引导兰克发展出各种批判手段。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的批判性附录最为清楚地表明，尼布尔的精神一直存活在他的身上。”参见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94页。

[4]Thomas Martin Buck，“Zu Rankes Diktum von 1824：Eine vornehm lich textkritische Studie”，in Historisches Jahrbuch，Bd.119（1999），S.167.

[5]参见本书第二章。

[6]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出版后，西方兴起了所谓“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在这种历史哲学中，兰克的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的兰克。为此，本章虽然号称研究20世纪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但实际上只是研究“批判的历史哲学”中的兰克形象。

[7]鉴于伊格尔斯在《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中已详细考察了历史学家所塑造的兰克形象，为了避免重复，本章将只考察历史哲学家塑造的兰克形象。(www.xing528.com)

[8]参见James Westfall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Ⅱ，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p.125.

[9]参见Wilhelm von Humboldt，“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In Deut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 von Lessing bis Jaspers，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Kurt Rossmann，Bremen：Carl Schünemann Verlag，1959，S.153—155.

[10]B.G.Niebuhr，Vorträgeüber alte Geschichte，Bd.I，Berlin：Druck und Verlag von G.Reimer，1847，S.427

[11]Heinrich von Sybel，“Über die Gesetze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In Vorträge and Aufsätze，Berlin：A.Hofmann，1874，S.20；

[12]Heinrich von Sybel，“Gedachtnisrede auf Leopold von Ranke”，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56（1886），S.467—468.

[13]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2—303页。

[14]T.H.Brobjer，“Nietzsche's Rela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and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Vol.46，No.2（2007），pp.171—173.

[15]尼采：《朝霞》，第303页。

[16]Ernst Bernheim，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Göttingen：Verlag Robert Peppmüller，1880，S.8.

[17]Ernst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Mit Nachweis der wichtigst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Leipzig：Duncker&Humblot，1908，S.237.

[18]关于“历史实在论”与“历史观念论”的区别，可参考Harriet Gilliam，“The Dialectics of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Modern Historiographic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Vol.15，No.3（1976），pp.231—256.Gilliam的区分只有参考意义，他的基本观点与新康德主义者无异。例如，他同样将兰克及其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视为实在论的表现。有时候，这种差别也被理解为“历史建构论”与“历史实在论”之间的差别。此外，在西美尔那里，“历史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被当作“历史实在论”的同义词。参见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陈志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序言，第1—3页；另见英译者导论，第5页。

[19]尽管我们可以称文德尔班、西美尔和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为历史哲学家，但严格来讲，他们不只是历史哲学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康德的批判哲学模式为整个“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复数）或“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en，复数）奠定认识论基础。正是在此奠基过程中，他们既要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又要将历史学与其他“文化科学”（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区分开。

[20]Wilhelm Windelband，Geschichtsphilosophie：Eine Kriegsvorlesung，hrsg.von Wolfgang Windelband und Bruno Bauch，Berlin：Reuther&Reichard，1916，S.20.

[21]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序言，第1页；另见Georg Simmel，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tudie，Leipzig：Duncker&Humblot，1905，S.V.

[22]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第104—105页；另见Georg Simmel，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tudie，S.51.

[23]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24]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25]德罗伊森曾发表《将历史学提升到一门科学的行列》，批评巴克尔的《英国文化史》。

[26]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38页。

[27]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70页。

[28]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80页。

[29]Heinrich Rickert，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Eine logische Einleitung in diehistorischeWissenschaften，Tübingen：J.C.B.Mohr，1928，S.397—398.

[30]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壬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7页。

[31]Carlo Antoni，“Benedetto Croce und die deutsche Kultur”，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Bd.36（1954），S.129—144.Giusi Furnari Luvaràund Santi Di Bella（Hg.），Benedetto Croce und die Deutschen，Sankt Augustin：Academia Verlag，2011.

[3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204页。

[33]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第63页。

[34]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另见Maurice Mandelbaum，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An Answer to Relativism，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38，p.4.

[3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5—386页。

[3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130页。

[37]Steven Gable，The Role of Inductive Generalizations in Collingwood's Model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Ph.D.diss.），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2003，p.206.

[38]Michael Oakeshott，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3，pp.66—67.

[39]Michael Oakeshott，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p.66.

[40]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另见W.H.Walsh，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1967，pp.32—33.

[41]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42]威廉·德雷：《历史哲学》，壬炜、尚新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41页。另见William H.Dray，Philosophy of History，Toronto：Prentice-Hall，1964，p.21.

[43]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壬养冲译，载于《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页。另见Raymond Aron，Dimension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Paris：Plon，1961，p.7.

[44]Henri-Irénée Marrou，The Meaning of History，trans.by Robert J.Olsen，Dublin：Helicon，1966，pp.44—45；Henri-IrénééMarrou，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54，pp.39—40.